文峰怀古

虽然家住在城关，但文笔峰还是年轻时登览过。今年九月，漫步在初竣工的文峰公园，我站在这蔓生青树衰草的古塔前，触摸那一百二十多年前冰凉而粗糙的砖石，不由心生感慨。公园坐落在山川坛上，前身是烈士公园，命名何不以其他，而独取“文峰”？不言而喻，这二字中涵盖着历史渊源。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几千年来，亲耕籍田，劝课农桑，是历朝历代皇帝的一件大事。洪武及永乐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分别在南京、北京修建了山川坛，祭祀山川神灵，这是自远古先夏时期祭祀神农炎帝传统的继续。天下府县，竞相效尤，京山亦不例外。

京山的山川坛在古县城东二华里，面积约10余万平方米的一片高岗地上，是洪武十四年，即公元1381年由知县李文秉所建。高岗的最高处曾筑有祭坛，地点在今天的烈士纪念碑位置，这片岗地也因坛而得名。自明以来，每年立春前一天，县令戒斋沐浴，身着朝服，率领众属吏，登坛祭祀。他们遵循“春始东耕于籍田，祀先农”的古礼，焚香叩礼，齐奏古乐。所祀的对象，除风云雷雨神灵外，还有“神农”和“芒神”。“芒神”，中国古代传说中管木的神仙，位居东方，稼穑要依赖她的庇佑。

祭礼的程序是这样的：首先，众人毕恭毕敬向东方行叩拜礼，然后，依次用彩杖击打设置在坛上的一条泥牛，每人击打三次。礼毕，四乡的农民代表，将这已有“神灵附体”的泥牛身上的土分给大家，由大家带回家供奉，以祈求全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的枪声骤起，祭坛、礼乐随同黄龙旗一起消失。

当年，站在山川坛这城东的制高点上，透过远树近川，远望可以看见城外的多宝寺和大东门城内的“老鹳塔”；近看有近在咫尺的“年大仙”庙，这些都是东城一带与山川坛一样的胜景。

时间到了民国初年。一天，京山街上来了一位年过花甲的要饭老人，他面庞清瘦，胡须花白，寒素长衫。上门乞讨的时候，无论人们怎样问及他的姓字与乡籍，他均不答一言。久而久之，人们在诧异其行为古怪之际，也惊奇地发现，老人通晓诸子百家，国学功底极为深厚。于是，读书人纷纷到他栖身处求教，执弟子礼。后来，人们才得知他姓年，于是尊称他为“年大仙”。“年大仙”乐于解答学子的问题，但拒绝一切世俗应酬，独自苦行僧般的呆在破庙里。死后，京山城里的人自发地为他料理后事。当灵柩途经山川坛时，他生前使用过的雨伞从棺材上掉落在地，众人认为这是天意，便在此处安葬了他。这个地方在如今的京山宾馆旁的金藕堰与山川坛祭坛之间。人们在他墓前修了一座小庙，叫“年大仙”庙。

由于“年大仙”是位世外高人，“年大仙”庙于是成了京山城远近闻名的乩坛，最有名的是预卜了京山城被轰炸这一事件。

1938年6月，日本人攻占了安庆，随即合围武汉，难民潮水般涌到京山这个偏僻的山区小县城。逃难的人们无助又无奈，再加上谣言蜂起，一时间，观音岩、多宝寺、滴水寺、城隍庙挤满了求神问签的信男信女，文人们则大多选择到山川坛“年大仙”庙扶乩。一天，箕盘上显示“年大仙”降临，乩笔在沙面疾走如飞，沙盘显现出一首诗：“苦、苦、苦，九三又七五；平空打炸雷，晴天下红雨；血肉遍地飞，那苦才叫苦”。这首诗当时无人能解，直到两个月后，京山城遭到日机的狂轰滥炸，劫后余生的人们才恍然大悟：“九三”，是指九三二十七，即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又七五”，指的是第二个七月初五（这一年农历闰七月），那一天是公历8月29日。

“年大仙”是位高士，也是一个厚道人。他生前受用了小城居民的些许残羹冷炙，就甘愿冒泄漏天机的危险，涌泉相报。只可惜芸芸众生中竟没有一个人能识得破机关，辜负了他老人家的一片苦心。

传说归传说，“年大仙”的身世却始终是个谜。从他身上似乎可以看到伯夷、叔齐的影子，然而这些影子，留给人们的只能是一声叹息。

唉，叫人感叹的不只是“年大仙”，还有山川坛上那命运多舛的文笔峰。

自隋朝开科取士以来，文人士子的命运就与科举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人才的胜出与否，直接影响地方的兴盛。明朝时，京山出过南京礼部尚书、文坛领袖李维祯和著名经学家郝敬等风云人物，相比之下，清代的科宦场上显得过于清冷。于是，振兴文运，修文笔峰以镇文脉便显得格外重要。

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由退休在家的前福建省兴泉永兵备道台，京山城关人曾宪德牵头，汇集了精通风水堪舆的术士，在县城文庙大殿前立一根标杆，以罗盘上的“巽”（八卦之一，东南方）字方，远照山川坛，然后移动另一标杆，直到山川坛脊上的某一点。当罗盘的指针显示，两竿在“巽”点上完全融成一线时，众人拍板敲定了文笔峰的选址。就此位置开挖，掘土不到一尺，就发现了城坮砖，询问当地老人，他听老辈人说，这里是明代文笔峰的原址。继续下挖，人们惊奇地发现一座完整的六面石脚，在场的人一阵喝彩，一点不错，这儿真真切切就是前朝的塔址！世间事有时真叫人感到不可思议，相隔三百多年，明清两朝的塔址竟会重合在山川坛上的同一点上，是天意？是巧合？是京山人脉气相通相承？谁也无法说清楚。

文笔峰的修建自光绪五年开始，费时四年，于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七月二十九日竣工，耗资相当于全县三年的钱粮。这座七层高塔是由巨砖青石砌成，当年的工匠们肩挑背扛，在最原始的条件下艰难施工。施工中唯一的机械是“天车”（杠杆），蚁群般的民夫用它将笨重的大青石一层一层往上绞，与 4500年前修造金字塔的古埃及人有几分相似。值得一提的是，文笔峰门上匾额“青云直上”四字，题写于公元1880年，是曾宪德的长子，光绪癸未年进士曾庆兰的手迹。

文笔峰的建成，是否对京山的“文运”产生影响？谁也难说清楚。但，自民国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坛和某些历史事件中产生一定影响的孙铁人、聂绀弩、吴奚如等龙虎风云人物，似乎在冥冥之中又印证了一点什么。

文笔峰现在成了县城唯一存留的古迹，2002年，它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那以后，很少有人能进入塔内。而我，只能打开记忆的大门，独自重温一番登塔的感受：一进塔门，就被一种幽暗、阴冷、潮湿的风裹挟着，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着沿石阶盘旋上行，令人恐惧但又充满刺激。到达第二层时，天光从塔窗射入眼帘，让人豁然开朗，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三层以上，塔风很大，即便是三伏天也清凉宜人；从不同方位选择一个窗口，便可全景式俯瞰县城及山川河流。塔的第七层是顶层，有一座坐东朝西的神龛，听说曾经供奉着魁星点斗的神像。不过，从我做小孩时起，就没有看见过这位主管文运的神仙是何等模样？

文笔峰完工后，人们用余资在塔北建了一座院落楼台俱全的文昌阁，人称文峰庙。清末民初，文峰庙住进一位名叫惠根的和尚，惠根和尚在文峰庙院中育出了三色牡丹，即一株牡丹上同时绽放出大红、粉红和纯白色的三种花朵，花朵大如碗口，是当时文笔峰下最为夺目的景致。后来，人们为纪念晚明京山籍经学家郝敬（号楚望），在文峰庙以东建起一座木构亭阁，取名“楚望楼”，用来供郝夫子牌位。再往后，又有人将这些建筑和建筑周围约万余平方米场地，以青树藤蔓交织的篱笆围成院落，并在院落正前方建了一个四柱的石牌大门，题名“勉园”。园中遍置松柏花木，更有荷花水池和名为“水心亭”的六角草亭，成为晚清至民国期间京山城郊有名的公众园林。每当阴历三月文峰庙牡丹盛开、或逢重九日园中菊花怒放的时节，勉园中游人如织。京山近代诗人张梦海也曾身处其中，登塔凭栏，挥毫写下长短句《文峰夕照》：“文笔峰，十丈高。楚望楼，靠山腰。石山凉亭任逍遥。一抹夕照涂山麓，几处归鸦噪林梢。莫道黄昏近，但恋夕阳娇。”日寇飞机夷平京山古城，“勉园”化为漫草荒烟。而咫尺之间的文笔峰，居然在重磅炸弹轰然炸开时幸存下来，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1985年，这里扩建为烈士公园，范围扩大。昔日的树藤篱笆被饰有花板的石墙替代，古塔、松柏依旧，而格局变换：一条中轴线两边分布着人工打造的景点若干，水泥钢筋的雕塑与亭榭简单而粗糙，虽有“云杜毓秀”、“山川烟雨”、“稚园莺歌”、“书院灯影”、“冷香醉客”、“宾馆晨曦”、“松海听涛”、“文峰夕照”八景之说，但石墙将游人隔开，显得分外清泠。

一切都随烟云飘去，二十一世纪之交，山川坛上，如今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座占地20多万平方米，梦幻般的现代园林。以古塔为中心，宽敞的两条主干道“T”形相交，六个广场呈扇面分布，显得大气磅礴。园内数条镶嵌着鹅卵石的林间小道，曲径通幽，把草坪、花坛、小桥和绕园流水连在一起。青树绿草无处不在，游人漫步其间，仿佛置身于浓淡相宜的水墨画中；亦如同旅游北欧，目力所及，处处美景，风清水净，一尘不染。

文笔峰仍在眼前，而北宋以来的城墙、老鹳塔，大东门城楼，还有多宝寺的鸱吻螭首，晚清楚望楼檐下的甏灯以及山川坛上的古乐青烟，都已离我们远去。这些完成于不同历史时期，气质迥异的建筑只给我传递出一种共性的东西：这是一种文化，一种源于中华文明而又富有地域特征的传承。

而我，透过时代的迷雾，远望过去，品评先人和过去的事情——这种感觉，令人沉醉、着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