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之前——惠亭水库的前世（下）

扑朔迷离的石人石马

 

在今新市镇高岭村四组的高家岭南坡，隔惠亭水库与毕家嘴相望处，有一座规模和规格非同一般的明代古墓遗址。

当年的墓地，地势南低北高，周遭是石头垒成的约一米高的椭圆形院墙，南北长约150米，东西宽约80米，面积达12000平方米，相当于两个足球场大，当地人称“石人石马院子”。院子分成前后两部分，前院小后院大，院门朝南，中间有隔墙，隔墙两端各有一个小门互通，院内经年古柏参天，灌木荒草遍地。

进入后院，2米宽的神道由南向北贯穿了整个中轴线。神道两边次第伫立着面首朝南的石望柱（由墓柱演变而来，有两重作用，一是便于墓主后人寻找，二是便于墓主灵魂出游归来认明止息之所）、石虎、石羊、石马各一对。石雕群尽头是圆首方趺的神道碑，高约2米，宽约0.8米，厚约0.2米；碑额有精美的螭龙浮雕，碑面文字漫灭，难以识辨。碣碑前有可容5-6人跪拜的石质拜台，台两侧各有一米高的石香柱。神道碑后面是巨大的墓塚，封土堆高约4米，直径约12米，长满青草野花。从明清以来直至解放前夕，这座墓有人守护看管，每年清明节，都有抬着食盒、香烛的人来墓前祭扫。

上世纪五十年代，站在墓地，可以俯瞰坡下蜿蜒清澈的窑河流水和秀美的河谷平川。东南下望青龙庵，西南比邻大吴湾，湾庵之间是遮天蔽日，有着无数两人合抱古松，面积达50余亩的吴家松林。松林与墓区古柏依山相接，阵阵松涛伴随着静静守墓的石雕群像，历经数百年风雨，留下了苍凉。

遗憾的是，1958年大办钢铁，古松柏林消失。1959年院墙毁失。1960年水库蓄水，大吴湾、青龙庵和“石人石马院子”的前院被淹没。1966年后，墓地遭到严重破坏，碑断像残，荒草离离。1972年，石雕群、石碑被砸碎，砌了高压线铁塔基脚。1973年，2米多的厚封土堆被推平改田，露出栱型的核心区。1974年，封土全部用来筑成了抽水基台，墓塚及地表核心区被毁。

据当地人讲，塚体核心部分是由糯米、石灰混合砌成的中空圆栱，栱壁厚约0.2米，异常坚硬，任何工具对它都不起作用，最后用炸药才得以炸开。古墓打开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由于当时没有专业人员在场，因此存在多种说法：一说墓内只有一具棺木和尸骨，没有陪葬品；另一种是据当时的村干部，现年63岁的曹传金先生撰文称，墓内并列放着两口棺材，除一些丝质物和刺眼呛鼻的棺液外，棺内并无他物；还有的村民回忆，除两口空棺材外，地面上还散落着人的骸骨。

1998年墓址被人推成鱼池，捡到一个约40×25cm有颈的陶罐，里面装着半坛黄白色米泡样的颗粒，柔软，可捏成团，不知是何物？同时还发现，原来停放棺木的下面是约30平方米的石质密封区，有人估计是真正的墓室，因为无法破拆，鱼池主人便以此为基脚，筑成了与库水相隔的堤坝，密封区也成为一个未解的秘密而被深埋坝底。

古墓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神兽群，二立二蹲，每尊重达吨余。这些成对的石雕叫“石像生”，体现着墓主人的等级、高贵与威严。明朝葬制规定：二品以上官员墓前置石人、石马、石羊、石虎、石望柱各2 件；三品置石虎，石羊、石马、石望柱各2 件；四品置石虎、石马、石望柱各2 件；五品置石羊、石马、石望柱各2件；六品及以下不得置石像生。高家岭石人石马墓的规格表明，墓主人是一位明代三品大员。

他是谁？

查《京山县志》，明代官五品以上的京山人，如李维桢、王桥、王格、王宗茂、孙鸣世兄弟墓均不在此地。高家岭一带自明以来就是高氏的祖茔，“高家岭”也因此得名，因此，墓主人应该是一位明代高姓高级官员的陵寝。

有资料表明，明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有一位名叫高节的钟祥人，挈妇将雏，带全家移居京山，定居在城内窝猪塌西北沿的高家坡（今新市镇三角洲一带）。他生有5个儿子：长子高岱，二子高嵩，三子出生后夭折，四子高启（原字为上下结构，上“启”下“山”，音qǐ），五子高峃。

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高岱、高启、高峃三兄弟同时以举人身份赴京参加了礼部会试，时人将此与北宋仁宗嘉定初年的苏洵和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在东京汴梁会试相并论，谓之“三高”比“三苏”，一时传为美谈。

高氏兄弟四人中，高嵩、高峃只活了十几岁，有功名但没有做过官。只有高岱、高启在嘉靖年间分别担任过刑部郎中（刑部主事官员，正五品）和兵部武库司（明朝兵部下属分管武库清吏司的官员，正五品）。还有他们的父亲高节，曾出任过四川彭山县校官（学宫教谕，相当今县教育局长）一职，八-九品，死后被追封为刑部主事（司长助理，正五品）。那么，高节、高岱、高启三人中，谁会是墓主人呢？

没有记载，单凭那些石像、墓塚的印象和口头传说，要解决这个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可事有凑巧，1986年3月，在距离石人石马墓东北约500米的一个名叫“碑坟前”的低岗上，村民在开挖林果基地抽槽时，意外地发现了高启墓和他的墓志铭，此事得以峰回路转。

“碑坟前”有许多老坟，由于年代久远，均无墓碑，封土堆也不十分明显，高启墓就在其中，外观上与四周坟茔没有什么不同。墓志铭是在封土堆内发现的：石质，呈方形，由志盖和志石相合而成；志盖作橥顶形（像小盒扣在顶上），篆体标题为三行直书：“明兵部武库司主事高君墓志铭”；石刻楷书志文有1864字，详述墓主人生平；墓志铭由时任中宪大夫、景府长史司右长史的高启长兄高岱撰文；由时任奉议大夫、山东提刑按察司佥事的京山人李淑书丹；时任中宪大夫、陕西提刑按察司副使的京山人孙鸣世篆盖。

由此可以肯定，高启墓不在石人石马处，那儿的墓主人只能是高节或高岱。

高节，生卒年月不详，但从高启墓志铭中我们可以推断出他的墓葬地：1560年他的四子高启死于肺病，1562年由长子高岱主理，把高启安葬在8年前去世的他们的母亲李安人墓右侧，也就是说，高节夫人的墓也在“碑坟前”。墓志铭还提到：“家君（高节）以乡贡士仕蜀彭山校官，封刑部主事。”“封”，死后追赠的意思，而且时间应该是在高岱任刑部郎中这段时间。这是因为，按照明朝礼制，官员父亲去世后必须追封与该官员同样大的职位，以避免父拜子情况的出现。高岱于1556-1560年间出任刑部郎中，高节去世和安葬时间应在此期间，以常理推之，高节死后应与夫人葬在一起，故其墓冢也在“碑坟前”内，而且就在高启墓附近。这样，排除了高节和高启，石人石马墓主人只能是高岱。

高岱，字宗伯，是《明史》有传的一位很著名的人物。他生于明武宗朱厚照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去世于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活了57岁。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中举，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以赐进士出身任职刑部，逐渐升至刑部郎中。他忠于职守，刚直不阿，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给事中吴时来、刑部主事董传策、张翀上疏弹劾权臣严嵩，遭到陷害。高岱极力斡旋，使三人得以从轻发落戊边，并亲自为之送行。此类事触怒了严嵩，1560年，身为朝廷命官的高岱被罢黜为景王府长史司右长史（亲王府内务总管）一职。同年十月，高启病逝，高岱以料理弟弟后事为由告假回到京山，专心著书，有《鸿猷录》和《樵论》、《楚汉余谈》、《西曹诗集》等传世。其中，《鸿猷录》一书共十六卷，采用纪事本末体例，首尾连贯、条理清晰地记载了明洪武至嘉靖的重大军事事件，是明史经典《明史纪事本末》的主要史源，具有重要价值。

高岱的墓地在何处历来有争议，原因是光绪八年《京山县志》有“高岱墓在京源山西”的记载。很多人因此认为他葬在京源山附近，或者在京源山西麓。现在看来这个记载并不矛盾，因为京源山为县名之源，《县志》以它为座标来表述高岱墓方位实属正常。事实上，高岱墓就位于京源山西20公里。

接下来的问题是，高岱官居五品，而其墓葬规格为何有三品之尊？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这是不允许的。这就涉及到古代官员死后的追封制度了，为了表彰官员对朝廷贡献，皇帝会在他们死后追赠谥号和官品。高岱原为正五品，在任景王府长史时，还领了一个“中宪大夫”虚衔，中宪大夫是正四品升授之阶，故死后朝廷追赠他三品或从三品是十分正常的，正如他的父亲可以从八、九品追赠为五品一样。另一方面，高岱受过严嵩迫害，严嵩下台后，朝廷当然要为他恢复名誉和给予安抚。何况，因此事他对诸人有救命之恩，这些人事后大都官复原职或受到重用：张翀在隆庆（明穆宗朱载垕年号）元年（公元1567年）召为吏部主事大理寺少卿；吴时来回京任工部给事中，受命巡抚广东；董传策官复原职，官至太仆卿，大理卿。他们必然会在新皇帝面前替高岱说话，张翀还专门写了挽诗刻在高岱墓前。应该说，高岱高规格的葬礼与当时的这种政治氛围是有直接关联的。

最后，也是最令人费解的疑问是，如果打开墓穴后两口空棺材及散落棺外尸骨的说法存在，那么，在深层墓室可能完好的情况下，棺材和骸骨又会是谁的？

中国古代有残忍的活人殉葬制度，汉唐以后这种陋习渐被废止。但是，已经进入封建社会晚期的明朝，殉葬的之风再度死灰复燃。有五个皇帝在死时惨无人道地殉葬年青的妃嫔。明初非但帝王如此，诸王大臣亦循此风，迨至英宗遗诏，禁止殉葬妃嫔，才终止了这种暴虐的制度。虽然帝王废除了，但此风仍未停止，明宪宗再次下诏令，严禁王府贵族殉葬。此后，这种风气才渐渐煞住，然而在很少数地区或闭塞山乡仍然延续着，并把它看作是对达官贵人死后的最高礼遇，直到嘉靖时期，这种现象并未完全杜绝。

从石人石马墓的最后一位守墓人的女儿，今年86岁的吴正英女士那里得知，她的父亲告诉她，守墓人中一代一代流传着一个故事：为了防止盗墓，当年出殡时，从县城一天出一棺，共出了九天，全县就有九处这样墓葬，谁也不知道哪儿是真的。这座墓内埋的是一对童男童女，活人放进墓穴，墓内放着两坛干粮和水，墓顶留着通气天窗孔，直至他（她）们水干粮尽，气绝身亡后才将天窗孔封死。

这个故事的前半部分是将明太祖朱元璋死后，为了防止后人盗墓，曾于同一天从南京13个城门同时出殡，而且车马仪仗完全相同，使人难辨真伪的传说移植过来，似不可信。但后半部分却令人不寒而栗地联想起装有米泡样的陶罐，地上散落的尸骨，以及可以形成证据链的点点滴滴。

如果真有活人殉葬，以高岱的人品，此举决非其所愿。但当闭上眼睛的那一刻起，一切都由不得他自己了。庞大的墓葬工程准备，葬礼必定是在他死后几年才举行的，作出殉葬决定的，也许是出自需要荣庭耀祖的族亲，也许出自尊敬他的官府。当一位受人尊重的儒家学者和一座有活人殉葬的古墓，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地叠合在一起时，给现在人留下的是一个千古谜团，一个永久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