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家冲、向家冲，当时四面都是敌伪顽，我们处在他们重重包围之中。日寇前沿哨所的宋应线上的许家寨，京钟线上的平阳观距离这里最多不过几华里，我们那么多部队，那么多机关，甚至连边区最高领导机关——鄂豫边区党委和行署也就驻在向家冲的冲门口上小焕岭，还有七七报社、十月剧团、医院等。现在想起来，在这样艰苦复杂的环境下，能在这里立足，长达三四年之久，真是不可思议，虽然敌顽我三角鼎立，互相牵制，有相对的制约性，但首先还应归功于这里的人民，他们热爱党，热爱子弟兵，与我们抗日的军队同呼吸、共命运。积极参军参战，抬担架，运伤员，全力支前。为抗日作出了重要贡献。1940年8月，我军在反击日寇“扫荡”战斗中，一名战士受伤后，忽然不见了，连长指导员都很着急，战斗结束后，在战场四处寻找，也未找着，大家以为被敌人抓去了，可是过了几天，他好生生地回来了。原来他负伤后，倒在山岩下，被老百姓抢下火线，把他背回去，挖中草药给他治伤，在生活上竭尽所有，加强营养，使他身体很快复原，回到了战斗岗位。我们在巴家冲、向家冲，敌伪顽骚扰、“扫荡”，是家常便饭，有时一天几次，为什么赶不走我们，而他们却要赶快离开呢?主要是群众坚壁清野搞得好，群众把粮食都藏在山上，敌人找不到吃的不能立足，敌人“扫荡”，这里没有一个群众为他们做向导，所以他们一进来，两眼一抹黑，到处碰壁，也就难以久留。回忆这段胜利的斗争历史，总结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经验，主要是依靠党的领导，坚持武装斗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统战工作。除了同驻扎在京山、钟祥、随县的川军（二十二、二十九集团军）基本做到互不侵犯以外，对京山境内的地方武装及大小绅士、地主，我们都做好了转化工作。比如戴焕章，是国民党五战区的独立游击一支队司令，他看到共产党顾全大局，讲团结抗日，和我们建立了关系。1940年3月，我带六团在八字门水洋泉驻扎时，戴焕章的一小股部人跑到胜境山下打劫，抢老百姓的东西，我们的部队把他的枪缴了。大姐写信给我要还他的枪，我把枪还给他了。1941年春节，戴焕章的司令部住在向家冲冲口的杜家塌，他到小焕岭拜会大姐，大姐要我负责接待，我同他第一次见面。他走后，大姐要我代表她回拜，我到了他的司令部，这以后边区党委和戴焕章的统战关系就交到我管了。1945年冬我任五分区政治委员时，一次到大洪山，经过向家冲，戴焕章司令部驻在向家冲罗家大湾，他请我去作客，经过五师师部同意后我去了。在统战工作开展的同时，我也成功地抓了敌伪工作。1940年6月，郑心岚在曹勖六纵队一支队方畴九部任参谋，他住在花石岩时，张先浩同志请示我，想把他消灭掉，我叫他同参谋长杨子方同志具体商量执行。他们带一个营去，郑心岚跑掉了，他们挑了几担他家的东西，我批评了他们，把东西都退回去了。1940年冬，张先浩率领京钟大队到官桥铺敌人据点捉郑心岚，又扑了空，把他老婆和儿媳抓来，我又批评了他们，还找他婆媳两个谈了话，要她们劝说郑心岚弃暗投明，还送二十元钱给她们做路费。派了两个通讯员把她们送出龚家岭我军警戒线，几次捉拿郑心岚，几次对他的人与物的完璧归赵，促进了郑的逐步悔悟。他写信来为自己当汉奸辨护：“徐庶为母奔丧，终身不设一谋，李陵降匈奴，留身以报汉。”并送了七八条私藏的枪支，我回信：“陵庶可称完人，则史可法、文天祥当含冤于地下，只要你觉悟过来，我党我军决不咎既往，保证生命财产安全。”不久，郑心岚脱离了京山的日本人，回到了杨家集，住在离杨家集不远的花石岩。他想参加新四军，我同大姐、夏忠武同志商量不同意他来。我们研究他有两个问题不好解决，一是他当过汉奸，摇身一变到了革命阵营，不大好，你不当汉奸，我们欢迎，但要当共产党的干部，不恰当；二是他来干什么?他这样吃喝玩乐、养尊处优惯了的，要过革命的艰苦生活，肯定不习惯。我们经常行军打仗，他拖得来吗?觉得他来还是个包袱，不如让他还是留在外面，同敌人、顽军保持联系，对我们有利。他同意了，想跟我见面，怎么见法，叫他到司令部不好，我到他家里也不恰当，想来想去，我以视察警戒的名义，从他家门前经过，由张先浩同志把他叫出来，坐在他门口的田埂上，喝杯茶，谈谈心，表示我们对他的态度。因此，后来他被六纵队曹勖捉去，交京山顽县长方义建把他枪毙了。我在巴家冲、向家冲的这几年工作中，曹勖可算是顽固不化，反动透顶的了。这个反共老手一直与我们作对，最后以他的失败而告终。三次反共高潮中他气势汹汹，耀武扬威，我们部队撤走后，他侵占了我们京山根据地向家冲，还趾高气扬地叫嚷，要把我军赶出鄂中。为了狠狠打击曹勖的反动气焰，师长李先念同志亲自组织、指挥了一次大小焕岭战斗。参加战斗的有十三旅的三十七团、三十九团，十五旅的四十三团、四十四团和警卫团共五个团3000多人，曹勖的六纵队三个支队有2000多人。这次战斗全歼了曹勖第三支队，对纵队司令部直属队、第一、第二支队，顽京山国民兵团等各歼灭一部、哗散一部、逃走一部，没有达到全歼的目的。就在发布战斗命令后的进军之前，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夜晚天黑路滑，部队前进非常困难，等到部队赶到六纵队驻地，他们已溜之大吉，往厂河方向逃跑了。后来得知他们跑到厂河边，由于山洪暴发，河水猛涨，几千亡命之徒被隔在厂河两岸，乱作一团，灯笼火把，闹腾了一夜，我军未乘胜追击，真是一大遗憾。曹部过河后，走到三步岭，被国民党二十九集团军堵住了，只好紧靠厂河以东、罗汉岭、仙人岭东南一线的小山区住下，我们准备发起第二次进攻，由于二十二集团军四十五军军长陈鼎勋带两个师反扑过来，我军避实就虚，只好撤走。1942年，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形势恶化，于我们不利。边区党委和所属机关搬到大小悟山，我还留在京山，带着一个特务团，在石板河和罗家桥之间来回转。在石板河过几天，再到罗家桥过几天，边区党委搬走后，保安司令部也随之撤销了。我调到二分区任司令员，部队我不能带走，因为原来就有人不了解事实真相，说我成立洪山支队，树个人威信，搞的是私人部队，他们不懂得特殊情况特殊处理的原则。我把特务团由林光耀、赵文斌带领编进了十五旅四十三团，带一个加强排到二分区作警卫部队。1943年春，日寇在天王寺设了据点，隔断了丁家冲、石板河和京山北山的联系。从此，国民党不能出来，我们不能进去，一直到日寇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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