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香的锅盔粑

充满我整个童年的一件事，就是割柴。谁都不会相信，我割柴是从五岁开始的。大概是六一年的夏天，大人们都到后面不远的范家岭去割窑柴，就是割茅草卖给烧石灰的窑厂。因为里面有大孩子去，我也嚷着要去。父亲就帮我准备好草绳，镰刀和小冲担（小冲担是专供小孩子用的，多用柏树做成，中间扁圆光滑，两头是铁打的尖头）和干粮，还说等我卖了钱买锅盔粑给我吃。我高兴得跳起来，带上韭菜粑，扛着冲担跟着大队伍蹦蹦跳跳的来到了范家岭。

外面的世界真精彩。我看到满山的茅草、密密丛丛，美丽的月季花点缀其中，偶有野鸡飞起，野兔跑出，我们拼命追赶。大人们不关心这些，早已各自寻找茅草茂盛的地方开镰了。他们割出的茅草齐刷刷地摆放，茅草根靠地割得干干净净，两把一放，算是一抱柴。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割起来。不过，高一点的茅草几乎比我还高，我只能割毛草的上半部分，也学着他们的样，两把一放。大概割了四五抱茅草后，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的肚子好像有点饿了，一心想着袋子里的韭菜粑。一不小心，我的左手指上部被镰刀割破了，鲜血直流，我吓得大哭起来。这时旁边的桃幺和富财爹连忙跑过来，他们扯下自己身上烂衣服的边角布给我包扎起来，还安慰我不要哭，等会儿帮我把茅草弄到窑上去卖。可我最终还是坚持不住，把镰刀冲担，都丢在山上，哭着跑回了家。

    

第二天早上，我在家门口吃饭，只见富财爹从白马街上回来，走到我跟前，拿出两个锅盔粑给我吃，说是我割的柴卖了五分钱买的。我甭提有多高兴啊！喷香的锅盔粑是用碳炉子烤的，长方形，不厚，表面呈浅黄色，还加些芝麻粒，咬在嘴巴里又脆又酥又香，那时吃起来算是世上最好的美味。从那时起，我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走上了小樵夫之路。

到了六二年下半年，我满六岁了。母亲便要我上学。记得报名时，考我的老师问过父母的名字之后，拿出不同颜色的两个开水瓶，让我说出颜色，我脱口而出，老师点头说，我可以报名了。上学时，我和后门的安元幺是一个班，她是安明叔的姐姐，大我一岁，又坐在一起。课桌是一块长木板，四个学生一排连坐，我非常开心。有一次上数学课，是周扬志老师。他是我们的班主任，头发站立，鼓眼睛，鼓嘴巴，满脸络腮胡，学生们暗地里叫他周扒皮。正当他在讲课时，我却在下面捡起了纸屑。一来从没见到这么多纸屑，觉得好玩，二来还可以用来写字画画。正捡得高兴时，被周老师把我拎出来，拉到前面讲台边去站，我看见他愤怒的眼神，吓呆了！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上学了。尽管母亲早上专门炖一个鸡蛋我吃，我还是不去。于是他们就让父亲背着我在前面走，母亲拿一根刺条在我腿上抽。好不容易把我送到学校，交给周老师，他们到街上买点什么去了。周老师把我关在卧室里，他认为我小，不会怎么跑掉，只是把门带上，顺便用一根锄头把反抵上房门，说上厕所后带我去上课。顿时吓得我心惊胆颤，急中生智（也谈不上智，只是本能而已），赶忙拿开木杠，打开房门就跑回了家。我们家离白马小学约3公里，中间还要越过大小的水河沟渠，横过车辆如流的汉宜公路。六岁的我竟不知是哪来的胆量，等父母回家时，我早已在磨镰刀了。父母看我真不想上学，就要我天天割柴，一个秋天下来，我家门前的走廊上，茅草已堆上了屋檐。同龄伙伴们都说我是割柴的高手。

    

到了第二年，我再去上一年级。教我的语文老师班主任是上海来的一位女知青李玉芬老师。只有十几岁，满口上海普通话，一笑两个小酒窝，年轻又漂亮，待我也格外耐心。我也迷上了学习，每天天不亮就和我的幺叔（他只大我几岁，读高年级）背上母亲用红包袱做成的书包，早早地来到学校。正好那年冬天，天寒地冻，河塘都结了冰。早晨上学时大家都争先恐后的从堰塘的冰面上走过，当我走到塘边快上岸时，冰层突然破裂，我掉在水里，衣服全打湿了。可我又怕旷课，还是来到了学校。李老师见状，忙把我牵到办公室，将我的全身衣服脱光，放在火盆边烤，还拿来大棉衣给我裹上。办公室里的老师们都笑我像个小泥鳅，还蛮白净呢！现在想起来都好笑。

    

时隔几十年，淘气的往事历历在目。1994年。李玉芬老师在上海退休后，来我们白马中心学校故地重游。我和她聊起了童年趣事，她语重心长的说：“很高兴！你现在也为人师了，想一想，有哪个老师不把学生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呢？”

    

话说回来，我小时候即使上了学，也是经常割柴。有时还不上学，专门去割窑柴，双休日从不间断，这样的小樵夫生涯直到一九七四年我高中毕业后才画上句号。那时候割柴，无论冬夏春秋，寒霜暑热，总是一袋干粮，一条冲担，早早地往山里跑。早晨白茫茫的霜花像下过雪一样，双手冻得连镰刀都握不住，可还是坚持一边割一边呵呵气，暖和暖和冻僵的小手。等太阳出来时，我们就把茅草捆起来，在太阳下翻滚着晒一下，让表面干一些后，就挑到窑上去卖，这样才可以多卖几个钱。个子瘦弱的我从不服输，总想多割一些，多挑一些。挑柴时，得先立起一捆柴，再去插另一捆柴，可我第一捆柴总是立不起来，还要先找些坑洼处将冲担尖顶在那里才能立起来，再去插柴的另一捆，对于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来说，无异于比登天还难！

    

我还记得八岁时，我和姐姐、父亲在大年三十的上午到方岭山上去割一担柴回来后吃年饭。

    

我也记得十岁时，我和父亲到约五公里的石女山去割柴。当我挑到一条小河边时，有恶作剧的孩子把小路两边的小草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小圈圈，故意让人脚抬不高时拌倒。父亲侥幸过去了，我却中了计，一不小心摔倒在地，柴担重重地压在我的后颈上，连叫喊都很困难，根本无法自拔。等父亲把柴挑过了小河，到对面山上去了，他放下柴担回头看不见我的影子，才返回来找到了我，把我从担子底下扶起来，嘴里还说：“小狗日的，只有这么狠，这点重都挑不起！”边说边掂着柴的轻重。看是责骂，实则骄傲。我当时想：你的心狗吃了！我差点死在这里你都不知道。现在想来，对于一个憨厚，老实，近于迂腐，财心特重的父亲来说，在那极度贫困的生存环境中，他想到更多的是怎样挣钱，怎样维持生计，哪里还有对我这个弱小生命的怜惜之情呢！

     

我想，“苦”的含义，刚好上面是“卄”，用草压着，下面是“口”，苦是用口来吃的，且多与草有关。我的童年时代刚好吻合了这个古老的造字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