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飞熊与“绿林山”正名

懂得一点中国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西汉末年爆发的“绿林起义”推翻了王莽新朝统治，导致东汉刘秀王朝的建立。这次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发轫之地在哪里? 一些权威人士的著作和众多辞书中竟然说法不一，一说在湖北当阳县境，一说在湖北大洪山。前者，当阳境内确有一座绿林山，有纪念建筑，连我国首都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开设的通史展览也标示起义地点为湖北当阳。后者，著名学者范文澜持此说，武大历史系石泉教授也赞同，然而此说未在史学界形成“上风”。但最为生动的证据是，京山北境的三阳镇境内，至今尚存规模巨大呈“品”字形的三座大土台，即是当地人引为自豪的“三王城”(亦称“三王台”)遗址，相传为起义首领王匡、王凤、王常屯兵演武之处，而关于他们的民间传说，千百年在大洪山地区流传不息。

关于起义地点的分歧，常令人困惑。1981年8月9日，《湖北日报·楚风》发表《绿林大起义》一文，断定起义地点为当阳绿林山，似乎言之凿凿。此时，在落实党的平反冤假错案政策后，回到京山县文化馆的离休干部李飞熊，被抽调到县地名志办公室工作。年届六旬的他阅罢此文，疑窦丛生。他向地名办请缨，要下决心彻底弄清这桩历史悬案，还历史以真面目。恢复了被剥夺几十年的工作权利的他，焕发出巨大的生命激情，决心在有生之年为社会、为历史作出一番自己的贡献。他架起老花镜，夜以继日，一头钻进了历史的迷雾中。他前后花费近千元搜购各种史书、工具书，抄录了大量卡片资料。他钻研了本县各版的《京山县志》及《云杜故事》，又遍查周边县市的地方史料；查阅了《荆州记》、《荆州兵事录》、《安陆府志》、《湖北通志》等，又细研《汉书》、《后汉书》、《水经注》等权威史籍；还几次到“三王城”实地考察新市故城、起义战场，到当阳踏勘所谓起义地点绿林山的现场，检索当地史料，摸清对方“家底”。有一次，热心关注此事的原副县长周克强为他提供一条线索，他在《毛泽东选集》中欣喜地找到了关于绿林起义的注释，然而遗憾的是，只注明了首领人王匡、王凤是湖北京山新市(京山北境古县名)人，却没明确说明起义地点在何处。拿不出确凿史料，便不可下定铁论。

李飞熊数年中记不清跑了多少路，熬了多少夜，看了多少书，寻寻觅觅、山重水复之中，他终于透过历史迷雾抓住了一个要害之处，即“当阳说”的主要依据是唐代李贤注释《后汉书》中关于绿林起义的一句话：“山，在今当阳县东北。”李贤何人? 为武则天所生的太子兼学者，他生活的年代距起义发生已是600 多年之后。而距起义仅几十年后的东汉学者班固所著《汉书·王莽传》和南朝学者范晔所著《后汉书·刘玄传》等最具权威的史籍中，关于绿林起义记载的原文，均无当阳“绿林山”字样，而只有“起云杜绿林”、“藏于绿林中”、“起兵云杜绿林中”、“还绿林中”等关键性文字，也就是说此“绿林”非“绿林山”之特定的山名。李贤的注，加上了一个“山”字，而当阳确有绿林山之名，且距当阳东北方向京山县境内崇山竣岭、林海滔滔的大洪山，只不到200 公里之遥，于是李贤的注解造成了后人天大的误会，以当阳绿林山为起义发轫之地了。如若剥去了这层假象，再回头看《汉书》、《后汉书》的记载，“云杜”即西汉时京山南境的古县名，“新市”即京山北境的古县名(汉时京山县境内南北分治之故)，“三王城”即在“新市”附近，处大洪山南麓之许家寨下京山县三阳镇境内。对照史籍上关于起义初期“……王匡等相率迎击于云杜，大破牧军……遂攻拔竞陵，转击云杜、安陆……还绿林中，至有五万余口，州郡不能制”的系列战役的进军路线，一切皆顺理成章了。再看《水经注》上关于大小“富水”(京山北境的主要水系)流经“三王城”附近，起义曾“举兵”于此的记载，也明确无异。不仅如此，“三王城”现场还出土了大量汉代砖瓦、兵器和一具记载有起义经过的出土石碑──千佛寺碑。

李飞熊的辛勤考据，让历史终于露出了真象。这期间，他先后发表了探讨起义地点的文章14篇，分别发表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湖北省志通讯》、《地名丛刊》等多家专业刊物上。

正当他大功即将告成之时，他身体出现异样，一段时间粪便带血，不明所以。县医院建议他到武汉的大医院作出了诊断──患有结肠癌，急需作切除手术。而此时，他正应中国历史博物馆之约，要寻找、拍摄一批关于起义的现场实物作佐证，便于馆方作最后的学术鉴定。是住院治疗还是到现场取证去、送资料到北京去? 家人一再催促他去武汉住医院，老人却毅然横下一条心：豁出这条老命，再拼一段时日，完成自己的夙愿!他令儿子用摩托车带上他，在山高水长的大洪山南麓颠簸驱驰数日，再次领略了两千年前绿林好汉们叱咤风云的古战场风光，取得了大量现场考证资料，满载而归。数日后，他孤身一人到了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呈交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面对这位面呈病容而无比坚毅顽强的老人，馆里的专家们深为感动，一连声地道：“谢谢!谢谢!你为中国历史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而当馆方要付给他报酬时，他却悄悄踏上了返回的归程，直至馆方来人赶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执意要给他出差补助，而李飞熊仍婉言谢绝了。实际上，他这趟北京之行，只在县文化局领取了300元旅差费，勉强够买来回的车票，为了节约，他曾在北京站候车室混了一夜。当他回家后，把剩下的5 元钱也交给了文化局。

从1981年到1991年，李飞熊10年辛苦为一“山”。中国历史博物馆终于来函正式通知地方政府，“……就通史陈列内容而言，把绿林山标在京山县，这是个订证。飞熊同志为此花了心血，做了贡献。”同时，博物馆馆刊决定发表他的文章《绿林帅王匡、王凤起义始末》。至此，这桩历史疑案有了学术上的确认。

                             

写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注：原标题《李飞熊老人的考证人生——只为后人留信史   且斗癌魔且著书》，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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