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绿林起义”遗址的考证

王莽新朝末年，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农民大起义，新市（今京山）人王匡、王凤领导的绿林军起义地点、初期活动的基地，是在云社县（京山城）绿林山（今京山北大洪山南段的许家寨），但传统说法，大部采用唐章怀太子李贤所注《后汉书》的“山，在今当阳县东北。”此后把王匡等绿林起义地也误成当阳绿林山。

 

解放后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同志在6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通史》上，否定了传统说法，指出起义地绿林山“即今湖北省大洪山”，以后两说纷呈，莫衷一是。

 

1981年8月9 日《湖北日报》（楚风第34 期）登载的《绿林大起义》文中，也称起义地在当阳绿林山。笔者当时因参加“地名普查”工作之便，对此作了较详细的研究和调查考证。十年来，对两说遗址（我两上当阳绿林山，三上京山许家寨），及京山周围安陆、随州市、钟祥等七个邻县的《县志》和有关遗址也进行了考查。我在1984 年的《湖北省志通讯》和1988、1989 年的《地名丛刊》上同当阳董乐义同志展开了辩论。

 

通过多次深入的探讨、辩论，呈现出愈辩愈明的迹象，我的观点得到国内学者越来越多的肯定和赞同。例如《中国通史画册》（1991年浙江少儿出版社出版，龚延明主编）说：“绿林山在京山大洪山。”又如武大教授石泉撰著的《古代荆楚地理新探》（1988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更具体地说“绿林山是今京山北许家寨。”特别是1991年10 月得到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来信告知“……农民起义形势图中标有绿林山遗址照片说明‘绿林军活动的基地——绿林山，即今湖北京山县大洪山。’”

 

本来中国历史博物馆已作了权威性的订正，但“当阳说”历时已1000 多年，当然不会就此罢休。为了客观真实地说明问题，同时也因我身患重病将不久于人世，觉得有责任将有关资料奉献给国家和故里，希冀对历史对后人有所帮助和裨益。为此，现将十年来调查、研究、考证、辩论的情况汇总如下：

 

（一）“京山说”的史据和理由

 

1.《汉书·王莽传》

 

有关绿林起义最早的记载是《汉书》，其作者班固是东汉初人，与这次起义可算同代人，有关这次起义地的争议，应以《汉书》作为我们考证的可靠依据。《汉书·王莽传》是这样记载的：“是时，南郡张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云杜绿林……”

 

据此，班固十分明确地指出：王匡等开始起兵地点是云杜的绿林山。汉云杜县在何处？据前，后《汉书》、《水经注》以及康熙《京山县志》等记载：西汉时的云杜县属汉水东的江夏郡，其故城在新阳县治。如《水经注》说：“……新阳县治云杜故城……”那么，新阳县治又在何处呢？康熙《京山县志》说：“新阳县治云杜故城，新阳即今县治”。既然如此，那么绿林山就应在京山县境内去找。西汉时的云杜县境北界新市（今京山三阳镇），南抵州陵北（今沔阳），其南部是湖区无山丘。因此，笔者在拙作《绿林起义究竟在何处？》（《湖北省志通讯》1984 年二期）一文中，根据前、后《汉书》、《水经注》和邻县《方志》等记载，综合所说，对绿林山的位置作了一个初步判断：汉代的绿林山实指云杜和新市交界处的太阳山，西汉时叫绿林山，属云杜县，东汉时属南新市侯国，两晋时改为太阳山，即今大洪山南段京山三阳镇境内的许家寨大山。

 

2.《后汉书·王常传》（卷四十五）：

 

“王常，……王莽末，为弟报仇，亡命江夏，久之，与王凤、王匡等起兵云杜绿林中，聚众数万人，以常为偏裨，攻若县。后与成丹、张邛别入南郡蓝口，号下江兵。”

此书与《汉书·王莽传》“起云杜绿林”记载相同。

 3.《后汉书·刘玄传》

 

《刘玄传》中对这次起义有较详细的记载：

   

 “王莽末，（指天凤四年，公元17 年）南方讥谨，人庶群入野泽，掘凫茨而食之，更相侵夺，新市（京山）人王匡、王凤为评理争讼，遂推为渠帅，众数百人，于是诸亡命马武、王常、成丹等往从之，共攻离乡聚（地名，即今三阳小阜街，一名离龙集），藏于绿林中，数月间至七八千人。地皇二年（公元21 年），荆州牧某，发奔命2万人攻之，王匡等相率迎击于云社，（今哀山城区），大破牧军……遂攻拔竟陵（今天门）转击云杜、安陆，多掠妇女，还绿林中，至有五万余口，州郡不能制。三年（公元22年）大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邵，号‘下江兵’。王匡、王凤、马武及其支党朱鲔、张邛等北入南阳，号‘新市兵’，皆自称将军。七月匡等攻随，未能下，平林人陈牧、廖湛复聚众干余人，号‘平林兵’，以应之。”

   

 这段话详述了绿林军初期活动发展的情况，从中可清楚地看到王匡、王凤于公元17 年是在新市县被乡众推为渠帅时只有数百人，待马武、王常、成丹等来归后，才共攻附近的离乡聚（小阜）发展到七八干人，藏入不远的云社绿林山中（即许家寨）。

 

公元21 年荆州牧率大军来攻，王匡等是由云社的绿林山出发，主动迎击于云杜城郊，“大破牧军”后“遂攻拔竟陵”，接着又转击云杜、安陆后，未经任何地方就还入绿林老营中（安陆位于京山东邻，可见“绿林”就在京山大洪山区的许家寨）。

 

到公元22 年山中发生瘟疫“死者且半”，为了逃避瘟疫，又从云杜绿林山出发，“王常、成丹西入南郡号‘下江兵’，王匡、王凤、马武……等北入南阳，号‘新市兵’，清注意，从北入南阳与西入南郡的方位来看，这个绿林山只能是现京山县境的许家寨，不可能在当阳。

 

据此，自公元17年王匡等在新市起义到“共攻离乡聚，藏入绿林山中”，到公元21年经“云杜大捷”的作战路线，又“还入绿林中”，再到公元22 年因瘟疫“乃各分散引去”止，共五年，王匡等领导的绿林军，都是在汉水以东的江夏郡所属新市、云杜绿林山为基地，活动游击于竟陵、安陆等县，根本没有到汉水以西的当阳县。

 

4.《水经注》（涢水篇）

   

 除汉代两书外，还有北魏学者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中也有关于这次起义地的详细记载。

 

“富水出竟陵郡新市县东北太阳山，水有二源，大富水出山之阳，南流经三王城东。前汉末，王匡、王凤、王常所屯，故谓之三王城，城中有故碑，文字缺落不可复识……大富水……又西南流经（云）杜城西，新市县治也……又王匡中兴初举兵于县，号新市兵者也，富水又东南流于安陆界，左合土山水，也谓之章水（此水不是漳河，今俗称郑家河，也流经京山坪坝），水出土山南，流经随郡平林县故城西，俗谓之将陂城，与新市接界，故中兴之始，兵有新市、平林之号。”

 

这里所说“太阳山、云杜、新市、三王城、平林、安陆、随郡”，正是绿林军初期活动的范围，与《后汉书》相符。“中兴初（公元17 年）王匡举兵于县”亦可证王匡公元17 年是起兵于新市。不久藏入附近云杜绿林山就是北魏时的太阳山。此山，西汉属云杜，东汉时扩入南新市侯国，在两县交界处，到清嘉庆年间又改为许家寨，属京山县。

   

 5.《湖北通志》（卷十七，古迹，657页）

   

 “三王城，在县（京山）北，富水南流经三王城东，前汉末王匡、王凤、王常所屯，故谓之三王城，城在太阳山东，城址尚存，有台，即三王起兵处。”

   

6.《荆州兵事录》（转引自1988年《地名丛刊》中《也谈》一文）。

“刘牧自荆州帅兵东讨云杜时，檄若、编令，合围绿林……”荆州牧刘某东讨云杜时，檄召若县和编县两县令合围绿林，这说明“东讨”的目的是“合围绿林'”，从地理位置上看，当阳在若、编两县与荆州之西，只有云杜县在两县和江陵之东，由此，可证云杜县确有绿林军和绿林山，不在当阳。

 

7. 《安陆府志》（沿革）

 

“……新市人王匡、王凤与马武、王常共起云杜绿林山中。二年（公元21年）荆州牧发兵攻之，王匡等迎击于云杜，大破牧军……”

   

 8. 康熙《京山县志》（沿革）

   

 “……王莽末（公元17 年）新市人王匡、王凤起兵击破荆州牧，转击云杜、安陆。郦道元谓县有三王城，即当时聚兵之所，今城在县东北太阳山东，故址犹存，后匡、凤入南阳号新市兵……”

   

9. 光绪《京山县志》（卷廿二，古迹）

 

“三王城：三王即王匡、王凤、王常也。城址尚存，即三王起兵处，今在太阳山东（《章志》）。”

 

10. 《明千佛寺碑文》（千佛寺遗址在三王城南一公里处，其碑为明成化九年九月望日即公元1473 年立，于1980 年冬出土，现存京山县博物馆）：“……汉光武帝起兵诛莽至此，有聚兵所，名曰三王城，即今三王台……”

 

经考证光武帝确在公元23 年同刘嘉来新市，邀请王匡等合并御莽，其驻地今名“光武岭”在三王城附近。

11. 《云杜故事》（作者易本烺，道光举人），经他查明，原本京山的文物——王匡铜印，当时已流落到扬州阮芸台相国家，他在《云杜故事》（古器）上有载。“京山古器附。西汉，王匡铜印。今在扬州阮芸台相国家。按：相国《揅经室》三集中，有藏秦汉、六朝、唐廿八名印记，阮常生注释第十四印曰：‘王匡，起兵绿林攻莽者’，注引《汉书》王莽传事，予有《长歌》”。

在京山许家寨大山南麓厂河镇上游附近，有个“官印潭”，传说：因王匡过河时铜印落入潭中，后捞起而得名。当地还流传一首民歌：“官印潭中水不干，王匡定回绿林山……”见（《京山民歌集》）

 

由此亦可佐证许家寨大山，原名“绿林山”。

 

12.《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648页注：七）

   

 “当时南方大饥，新市（今湖北京山县）人王匡、王凤被饥民推为首领举行起义，后来这支农民军打到南阳，号称‘新市兵’”。此可证王匡最初起兵于新市。

   

13.《中国通史》（二册133页）：

 

“公元17年，荆州大饥，……新市人王匡、王凤给饥民调解讲和，被拥为首领，有众数百人，南阳人马武、颖川人王常、成丹等来归附……起义军藏入绿林山（湖北大洪山）中……”

   

14．《湖北省古代地理概述》（石泉著第38 页）

   

 “著名的绿林起义军，其最早的根据地，就在江夏郡云杜县的绿林山。当在今京山县北大洪山脉南段的太阳山……”（即今许家寨）。

 

15．《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主编，第二册，西汉荆州刺史部）；西汉图中标示。

   

（1）云杜标位于今京山城新市镇；

（2）绿林山标位京山与随州交界的大洪山区；

（3）离乡聚在富水上游的小阜街，距绿林山很近；

（4）新市在富水中游的宋河附近。

   

16.《中文大辞典》

 

“新市（地名）：即楚之新市邑，后汉南新市县之地，刘伯升（光武兄）在此招新市、平林兵。故城在湖北省京山县东北……王莽时，王匡兄弟举兵于此，刘伯升收新市平林兵，讨莽是也”。

   

17.《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教授石泉著1988 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云杜、绿林故址新探》一文的小标题如下：

 

（1）绿林根据地在汉云杜县境，不在当阳。

（3）汉云杜城故址，应在京山县境。

（4）绿林故址当在今京山县北的太阳山——大许家寨。

（5）结语。

 

根据本文的考订，两汉之际的绿林起义根据地应在今京山县北90 里的太阳山——大许家寨。“其地在西汉末属江夏郡云杜县，在县东北。东汉时，转属新设的南新市县（侯国），县治即西汉末之新市城，在今京山县北60 里之宋河镇附近。绿林则位于新市西北数十里，今三阳店西（偏北），三王城就在三阳店稍北处……”

 

18. 新市，三王城遗址出土文物的铁证。

 

（1）1981年3 月笔者探寻新市遗址时，在三王城东偏北处周围五里田畈地下发现大量绳纹汉砖，程义浩同志发现有一半砖，左垱头残留二字，不识。1982年送经省博物馆鉴定为“鄀、岔”二字。（此砖现存京山县博物馆）

 

据考：“鄀”为当时县名，鄀县紧邻新市西北。“岔”为水名，今名岔河，源于川岗，流入小富水，在两水汇合处即新市遗址，地下有大量汉砖，其范围跨越岔河。小富水西岸河边，即为三王城遗址。这与《水经注》所说“三王城”和《京山县志·宋淳熙图》所标新市位置，完全吻合。这一重大发现，当时激发了程义浩同志的诗兴，讃七绝二首为证：

 

一

新市当年战云高，

石羊犹忙芈戎刀，

而今富岔交流处，

唯寻半砖记前朝。

注：石羊，石羊岩紧依新市；芈戎，公元前299秦将芈戎攻楚取新市。

二

三台千载留雄风，

绿林深掩大旗雄，

孰言当年匡凤事，

错把当阳作大洪。

注：三台，即三王城。

（2）1982 年京山县博物馆文物普查时在三阳镇东一块冲积平原，面积约10 万平方米地带均发现有汉代的绳纹砖，有少数绳纹砖上刻有铭文（此即新市遗址）。

     

（3）1983年文物普查时，在三王城发现古文化层。三个土台呈鼎立之势，总面积约1 530 平方米，西南、东南两个土台文化层内涵最为丰富，文化层最厚处约2.5米，除有汉代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外，深处还有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锛、石镰、石铲等，陶器以黑陶、灰陶为多，还有夹砂陶和泥质红陶。

 

纹饰有：弦纹、方格纹、绳纹、蓝纹等。

主要器形有：鼎、碗、杯、罐、鬲、板瓦等。

根据出土遗物，可断定该遗址年代跨度大，为新石器时代至汉代。可证是新市自战国到汉代的遗址遗迹。

 

（4）1990 年荆州地区博物馆和京山县博物馆的有关同志在三王城北约1 公里的贾家冲，又发现一处大面积文化内涵十分丰富的古文化遗址，面积约10 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2 米，采集文物标本主要为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

 

陶器纹饰主要有绳纹、弦纹和蓝纹。

 

器形有：罐、瓮、缸、筒瓦等。

 

（以上文物均存京山县博物馆）。

 

综合以上18 种资料和遗址的考证，清楚地说明了王匡等最初起兵新市，不久藏入云杜绿林山中为基地，屯兵于三王城训练，在两地共达5年之久。西汉时新市与云杜为邻县，以绿林山为界。现均属京山县境。

 

据此，莽天凤年间（公元17年）的绿林起义在京山应无疑。

 

（二）“当阳说”史据不足，不能成立

   

 “当阳说”作者在1981年8月9 日《湖北日报》上的《绿林大起义》（以下简称“大起义”）一文中，除引用的《当阳县志》外，其余史料不能证明起义在当阳。

 

“当阳说”作者又在1988年《地名丛刊》三期发表的《也谈“绿林起义究竟发生何处”》（以下简称《也谈》）。嗣后又在1990 年《长坂坡》一期发表了《绿林起义在当阳无可置疑》（以下简称“无疑”）。

 

“当阳说”作者自1981年8 月至1990 年2 月，共发表的三篇文章中所引用的史料，除对笔者发表的《绿林起义究竟在何处》里所引用的《汉书》、《后汉书》、《水经注》的原文加以曲解，甚至篡改（下文详）外，主要还有《荆州记》、《荆州兵事录》、《安陆府志》、《当阳县志》，京山《云杜故事》、《中国历代名人词典》、《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辞海》等八种。除此，还有所谓“古迹”——当阳绿林山的“马武”等地名。

   

 以上所引八种史料中，有五种是《方志》，三本工具书，其中除《当阳县志》有直说：“绿林山在县治东北……即王莽末年绿林起义处”外，其余史料基本上都是引用唐李贤所注原文：“山，在今当阳县东北”一句。

 

有趣的是五本《方志》中有《荆州兵事录》、《安陆府志》两书，不但未说“起义于当阳”，竟能清楚地证明是“起义于京山的云杜”。因此，对“当阳说”者所有的引文，有必要加以一一澄清。

 

1.《汉书·王莽传》

 

“是时，南郡张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云杜绿林，号曰‘下江兵’，众皆万余人.”

 

据此，班固十分明确地指出：王匡等开始起兵地是在云杜县的绿林山。

 

但“当阳说”作者在1988年《也谈》文中，为了把“起云杜绿林”的时间由“天凤”年推迟到“地皇”年间，将《汉书》原文的“是时”，篡改为“地皇元年（公元20年）七月”。经我指出后，当阳说者又在1990年的《无疑》文中改口称：“根据《汉书·王莽传》的记事顺序判断，这次起事的具体时间，应为地皇元年（公元20年），故这里所称的‘云杜绿林’，不过泛指起义军在云杜一带所啸聚的山寨罢了。”

 

这真是奇谈妙论：作为与起义同代人的《汉书》作者班固，假如汉水西的当阳其有绿林山名和绿林起义，他怎能把“绿林”二字泛指到汉水东的江夏郡云杜县去呢？很显然“起云杜绿林”是明白无误的说明云杜有绿林山和起义。因此，“当阳说”者不得已承认这是“起义军在云杜一带所啸聚的山寨罢了。”《无疑》作者为了把“云杜绿林起义”推迟到地皇年间，企图以佐证天凤年间的起义在当阳，除篡改《汉书》时间外，还把“起云杜绿林”改为“云杜绿林”，虽少一“起”字，它可说明是“起兵”或“起义”，并有起始的含义，当然不能剔除。

 

因此，依照《汉书》未改的原文来看，“当阳说”不能成立。

 

2.《后汉书·刘玄传》

   

 “王莽末，南方饥馑，……更相侵夺，新市人王匡、王凤为评理诤讼，遂推为渠帅，聚众数百人……马武、王常、成丹往从之，共攻离乡聚，藏于绿林中。”

 

但“当阳说”者曲解为：“……由于力量单薄，他们活动在比较偏僻的南郡当阳东北边境一带，为了逃避官府追捕，才藏于绿林中。”（见《长坂坡》1990年一期58 页）

 

以上《刘玄传》原文，哪有“南郡当阳东北”六字？只有新市和离乡聚，此二地都在京山。当阳说者怎能把唐李贤对“绿林”二字“山，在今当阳县东北”的注语，用来曲解《刘玄传》中王匡新市起义的史实？并附会在当阳！

 

正确的解释应是：“新市人王匡、王凤为评理争讼，遂推为渠帅，聚众数百人”，这是起兵于新市，被乡众推为首领，翌年待马武、王常等相从后，才进攻了新市县所属的离乡聚（今小阜街，一名离龙集），后又藏入离此不远云杜所属的绿林山（即大洪山南段的许家寨）。

 

假如上文中的“绿林中”被误解为当阳绿林山！那可能吗？当时义军“势单力薄”，怎会舍新市附近高大的云杜绿林山不藏，却去翻越大洪山区的崇山峻岭，渡汉水，经江汉平原北部，行程数百里，藏到“一片丘陵独兀一峰的当阳绿林小山呢？

 

再接引《后汉书》此段下文：“地皇二年，荆州牧某发奔命二万人攻之，匡等相率迎击于云杜，大破牧军，遂攻拔竟陵，转击云杜、安陆……还入绿林中”。

 

对此，“当阳说”者在1981年的《大起义》文中不承认牧军是来云杜围剿，而曲解为：“地皇二年（公元21年）王莽的荆州牧发兵进攻绿林山（指当阳），绿林军出山迎击获胜。”（1981年8月9 日湖北日报）。经笔者1984年在《省志》指出是“迎击于云杜”后，“当阳说”者又在1988年的《也谈》文中，对《后汉书》此段原文，无中生有地增加了：“地皇元年二月，即起义后的第四年（公元20年），才转移至京山的云杜……”（见1988年《地名丛刊》一期）。又在1990年《长坂坡》的《无疑》一文中又无中生有说：“《后汉书·刘玄传》写到起义军地皇年间转移到云杜及大洪山地区……”（见《长坂披》1990 年一期59 页）

 

追查《后汉书·刘玄传》，哪有以上所说的“事、时”？所谓地皇元年起义转移京山云杜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仅是“当阳说”者为自圆其说的一种臆断而已。

 

正确的解释应是：地皇二年（公元21年）荆州牧率兵围攻云杜绿林山，王匡率兵主动迎击于云杜，大破牧军后“遂攻拔竞陵，转击云杜、安陆”，未经任何地方就“还入绿林中”。当然就是还入安陆附近大洪山南段的云杜绿林老营（此地距安陆约50 公里）。

 

因此，拖累很重的绿林军，不会再翻越大洪山渡汉水去到当阳绿林山。

 

据《刘玄传》此段全文来看，清楚说明王匡等于公元17 年在新市揭竿起义到翌年“共攻离乡聚”后，藏入云杜绿林山，又到公元22年夏初，因“大疾疫，各分散引去”止，五年多都是以云杜绿林山为基地，活动仅在江夏郡各县，没过汉水到南郡的当阳。

 

此后西入南郡蓝口的“下江兵”，也没有到过当阳（下文详）。北入南阳的“新市兵”与“下江兵”，于当年七月以后与“平林兵”和“舂陵军”合并，拥立“更始”称帝后，就不再称“绿林军”了，而称“汉军”。

 

3.《水经注》

 

“当阳说”者在1990年《无疑》一文中说：

 

“……虽然他搬出了《水经注》涢水篇作为京山说的又一立论支柱：‘……富水出……（原文略）……’这段记述对此次起义军在汉水东活动的地址写得较为详细，史料价值可贵，但遗憾的是，偏偏在证明‘太阳山就是绿林山’这一关键问题上却帮不了‘京山说’的忙……丝毫未提‘绿林’的只言片语……（见《长坂坡》1990 年一期60 页）。

 

这毫不奇怪，这是因为汉云杜的绿林山，此时已改为太阳山了，并扩入南新市侯国，当然不会再称“绿林山”。但《水经注》在此谈到汉新市起义时却作了详细交待，如：“新市，王匡……举兵于县”……大小富水发源于太阳山，流经新市、三王城、安陆、平林等地详述了初期义军活动的方位来判断，可说明太阳山就是汉云杜绿林山。还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作者石泉教授对此作了详细考证：

 

“新市与绿林应该相距不远，这从以下材料可以推知。首先《续汉书·郡国志》荆州江夏郡，‘南新市侯国’下，刘昭补注云：‘按本传有离乡聚，绿林’，……刘昭补注把绿林列在新市县下面，就说明新市与绿林必然邻近，同时也反映出李贤以前的齐、粱时人刘昭，还没有认为绿林是在当阳县境。”

 

还有“当阳说”作者在1988 年与1990 年两次用以证明王匡等绿林起义是在当阳绿林山，最早的两书就是两晋南北朝时盛弘之的《荆州记》与郦道元的《水经注》，请看其引用的原文：

4.《荆州记》（在1990年《长坂坡》一期《无疑》中引用此文，文中有错漏）  

 

“绿林山（漏了‘在县东北120里’9个字），茂林蓊郁，裹阳大路经由其西（原文应是：襄阳大道，其西）所谓当阳之绿林山是也”（见《长扳坡》1990年一期60页）。

 

补正原文后，这只能说明当阳绿林山的方位和此时已有绿林山之名，此书并未言王匡起义于当阳，不能证明汉代王匡等起义于当阳绿林山。

   

5.《水经注》（在《长坂坡》1990年一期60 页中引用也有错漏）

   

 “沮水又东南经当阳故城县（无故城二字，只有‘县’字）北，城因墙为阻（原文是‘县城因岗为阻’），北枕沮川，其故城在东西（应为北）40里，谓之东城，在绿林、长坂南。（还应补下句‘长坂，即张翼德横矛处也’）”

 

补正原文后，此段是用“绿林、长坂”来说明东城（故城）的方位，并对“长坂”以往张翼德横矛，还作了交待，唯独对“绿林”，未谈“绿林起义”一字，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同是郦道元一人，他在京山谈到“新市”富水的“三王城”时，把王匡等初次起义交待清楚详细，未说绿林山，却有太阳山。但谈到当阳时，有绿林山而无只字谈绿林起义，这决非偶然。

 

因此，《水经注》作为早于唐李贤200 多年的权威史料可作两证：一证在南北朝时当阳有绿林山而无“汉绿林起义”，二证京山有汉新市绿林起义，到南北朝时云杜绿林山已变为新市太阳山了。据此书，“当阳说’也不能成立。

 

6.《荆州兵事录》（引自1988年《地名丛刊》上的《也谈》）

 

“……刘牧自荆州帅兵东讨云杜时，‘檄鄀’（今荆门州东90   里），编（当阳临沮）令，合围绿林……”

 

这段引文中，首先将若县作为“檄若”，引号是错误的，其注释也错了，“荆门州东90里”，那就到了汉水东的钟祥县境（当地无此县名），史实是：鄀县在宜城南的汉水东岸。对于编县的位置更注错了，怎么会是当阳的临沮呢？这是汉代两个同时的县名，临沮在沮水西岸，编县在漳水之东，位于宜城西南，与临沮相隔沮水与漳水各分东西相距百余里。（见《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图）。这种向西之错，当然有其用心。

 

这段原文正确断句应是：“刘牧自荆州东讨云杜时，檄若、编令，合围绿林……”应释为：荆州牧东讨云杜时，檄若、编两县令，（檄文：征讨叛逆的文书、命令）在东讨中与牧军由南北向东合围绿林。根据荆州（江陵）于南，若、编两县于北，由西至东合围的方位判断，这个东边的“绿林”，正在古云杜，新市的今京山，不应在当阳。因为当阳绿林山位于若、编荆州之西，不能称“东讨”。由此亦可证汉代京山云杜确有绿林山和绿林起义，据此证，“当阳说”不能成立。

 

7.《安陆府志》（见《长坂坡》1990年一期60页《无疑》）

   

 “莽地皇元年，竟陵三（应加老），（应加汉、乡官，姓名缺）起（加兵）于郡界。新市人王匡、王凤与马武、王常共起云杜绿林（加山）中”。

 

“当阳说”者删除了《安陆志》原文中的“老”字，“汉乡官姓名缺”的注解，“兵”字和“山”字。其意欲将“竟陵郡三老起兵”与“江夏郡王匡等起兵于云杜”合为一起，并想把王匡的云杜绿林起义推迟到地皇年间。

 

众所周知，王匡等起兵于天凤四年（公元17 年），初在新市，后藏入云杜绿林。竟陵三老于地皇元年（公元20 年）起兵于竟陵郡。这是不同时间、地点的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此书对“王匡等共起兵于云杜绿林山中”，说得具体，反可证明汉云杜确有绿林山。此证更加强了起义于京山古云社，不能证明起义于当阳。

 

8.《当阳县志》（见《长坂坡》1990年一期60页《无疑》）

   

 “绿林山在县治东北120 里，即王莽末年绿林起兵处。”

《当阳县志》此说当然是根据唐李贤的注释“当阳县东北”，和县内东北有座绿林山。 

除此，“当阳说”还例举了《资治通鉴》、《元丰九域志》、《肇域志》、《清一统志》、《湖广总志》、《荆门州志》等书名，经查阅，都只是沿袭唐李贤的注释：“当阳县东北”五字，故不必逐一驳辩。

 

自唐至清，所有史籍也多沿此说。“在当阳县东北”，但很少有直说在当阳绿林山起义的。除《当阳县志》外，我还另发现有二处，这里提前补出，以便更客观地研讨。

   

（1）《元和郡县图志》：“绿林，在当阳县东南120 里，汉光武起兵于此。”（见《湖北省建制沿革》198页）

 

很显然这是讹传。例如：“宛人李通遣从弟李轶迎秀（光武）归舂陵起兵。据此，光武起兵实于枣阳之舂陵”。见《湖北省建制沿革》当阳县沿革187页的考证。

 

王匡等起于新市，在天凤四年（公元17 年）。光武起舂陵，在地皇三年（公元22年），因此，光武没参加绿林起义，更没到当阳，故称“舂陵军”。

 

（2）见《湖北省建制沿革》《襄县志》199页

 

“绿林山……《县志》（指当阳志）谓在县东北百20 里。王常、马武起兵处。”

 

据考《后汉书·王常·马武传》，王常、马武都未到过当阳。王常舞阳人，为“下江兵”领导者之一，但他只到南郡编县的蓝口聚，未到当阳（下文详），他后来投靠刘秀，因镇压华北农民军有功，光武拜为“横野大将军”，封“山桑侯”。

 

马武河南湖阳人，他是北入南阳“新市兵”领导者之一，入南阳后他投靠刘秀，因参与镇压河北尤来、五幡等农民军有功，后封“杨虚侯”，他也未到过汉水以西的当阳。

   

 以上两处直书起义于当阳者，均属于讹传，也不能成立。

 

（三）“当阳说”谬误的由来

甲、京山绿林山名的演变。

京山许家寨大山在汉代称绿林山，两晋以后名太阳山，到清代改今名。史据如下：

  

  1. 京山汉代云杜绿林山的证据

  

 （1）《汉书·王莽传》

 

“江夏羊牧，王匡等起云杜绿林”（十二卷4164页），汉云杜县治就是京山现城，云杜的绿林山就是京山北大洪山南段的许家寨大山。（详前文和《中国历史地图集》荆州刺史部西汉图）。

   

 （2）《后汉书·刘玄传》（卷二467 页）

   

天凤年间王匡等在新市起义后，“共攻离乡聚（地名，属新市县，今小阜街），藏入绿林中”。这个绿林中就是距离乡聚不远的太阳山今许家寨，西汉时属云杜县，名绿林山。

 

地皇二年（公元21年）王匡等“迎击于云杜，大破牧军……遂攻拔竟陵，转击云杜，安陆……还入绿林中”。（卷二467 页）

 

安陆是京山东北邻县，相距许家寨约50 公里，请注意，这个从安陆还入绿林中，就是还入绿林老营的今许家寨，不可能是别的地方，还可证此山汉代叫绿林山，不是当阳绿林山。

 

（3）《水经注》（卷卅一第23 页）

   

 “富水出……新市县东北太阳山……而南流经三王城东，前汉末王匡、王凤、王常所屯，故谓之三王城……又西南流经（云）杜城西，新市县治也，……又王匡中兴初举兵于县，号曰新市兵者也……又南流于安陆界……”

 

这说明太阳山在新市与云杜交界处，绿林军屯兵之处三王城，在太阳山的东麓，邻县安陆位于东北，以“太阳”为“绿林”，正与前后《汉书》“绿林”相吻合。据此，还可证汉绿林山到南北朝时已改为太阳山了。

 

（4）《荆州兵事录》（引自1988 年《地名丛刊》上的《也谈》一文）

“……刘牧自荆州帅兵东讨云杜，檄若、编令，合围绿林……”

东讨云杜的目标是合围绿林，这说明云杜确有绿林山。不是当阳，因当阳绿林山在荆州西北，不能称东讨。

   

（5）《安陆府志》（沿革三页）

 

“新市人王匡、王凤与马武、王常共起云杜绿林山中”，此证具体说明京山汉云杜有绿林山。

 

（6）《中国通史》（二册133 页）

 

“……起义军藏入绿林山（湖北大洪山）中……”

 

（7）《湖北省古代地理概述》石泉著（38页）

   

 “著名的绿林起义军，其最早的根据地，就在江夏郡云杜县的绿林山，当在今京山县北大洪山脉南段的太阳山……”（即今许家寨大山）

 

（8）《古代荆楚地理新探》（1988年武汉大学出版社158 页）

 

《云杜，绿林故址新探》（只引用三个小题）

 

 一绿林根据地在汉云杜县境，不在当阳；

     

二汉云杜城故址应在今京山县境（162 页）；

      

三绿林故址当在今京山县北境的太阳山——大许家寨。（166页）

     

（9）《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主编西汉图荆州部）

   

 “绿林山位于云杜与离乡聚两地西北的大洪山南段”，距“离乡聚”（小阜街）不远。

 

2. 京山在南北朝时太阳山的证据：

 

京山绿林山可能在两晋后演变成太阳山。

 

最早出现的证据是北魏时郦道元的《水经注》卷三十一第23页（涢水）

 

“富水水出……新市县东北太阳山，水有二源……”

 

仅此就可证北魏时已改为太阳山了。

 

3. 京山清代许家寨大山的证据：

 

《京山新志》（李廉方主编，1947年湖北省通志馆出版）

   

 “太阳山又曰许家寨，许真人墓在焉”。其注称：“相传，许真人为清乾（隆）嘉（庆）时术士，修道山上，地方人最祟信之。许家寨命名，或与许真人有关，自许家寨得名，而太阳山之称，遂仅见于文字记载矣。”

 

此可证许家寨之名，是从清嘉庆年后开始的。

   

乙、当阳香炉山山名的演变

 

1．当阳县的得名

 

当阳县始建子“西汉景帝中元年间（公元前149 年-144 年），从江陵县分出，独设县治，因位荆山脉之南，取山南为阳之义，命名为当阳县（《当阳县志》建置沿革一页）

 

2. 当阳绿林山名的证据

 

汉代当阳无“绿林山”名的证据，以地貌得名的山名多为前名，因当阳绿林山一名“香炉山”，此山在汉代可能叫香炉山。

 

据查，最早在当阳出现“绿林”之名是在两晋南北朝。证据如下：

 

（1）《水经注》》（沮水篇）

 

“……其故城在东一百四十里，谓之东城，在绿林，长坂南……”

 

（2）《荆州记》

 

“绿林山……茂林蓊郁，襄阳大道，其西，所谓当阳之绿林山是也。”

 

以上两书只可证在两晋南北朝时，开始有了绿林山名但没有说明绿林起义在此。

 

丙、对唐章怀太子李贤《后汉书》注的误解

 

“当阳说”唯一的一张“王牌”，是李贤对《后汉书》上“绿林”二字的注释：“山，在今当阳县东北。”后人多沿袭此说。现在看他在《后汉书》上是怎样点注的：“绿林，山，在今荆州当阳县东北也。”

 

“绿林”加点，当然是专指《后汉书》的“绿林”二字作注，并有“汉代”的时义。这座山，“在今当阳县东北也”。这是指在“县境”外的东北，正好是汉云杜的绿林山。假使是指唐代当阳县城东北不远的绿林山，（当阳与云杜的两山部在东北方向），他必然要加一个县“治”，或县“城”东北。例如：

 

《当阳县志》（康熙九年版）“绿林山在县治东北……”这无疑是指县境内之绿林山。因李贤是指县外东北云杜之绿林，所以他不加“治”以区别。

 

同时还有李贤所注“云杜”二字，也需加澄清，如“注”：

 

“云杜，县名，属江夏郡，故城在今复州沔阳县西北。”

 

李贤此注同样是指县外京山的云杜故城。因“晋惠帝元康九年，分云杜北境立新阳县”（见《宋书》卷三十七），“新阳县治，云杜故城”（见《水经注》溾水），此时云杜县治迁往沔阳的新城。据考察，就在仙桃附近的杜台，即古夏水入汉的“堵口”（今建泄洪闸，见《沔阳古夏水图》）左岸。这个云杜新城，在唐沔阳城的东北，与县外西北京山的云杜故城相反。因此李贤此注亦指县外，不指县内。“当阳说”作者，曾以此“注”，是指沔县内，说京山无云杜城，也不能成立，因沔阳县内西北无云杜故城。

 

分析以上两“注”，李贤并没有错，要说锴，是后人把“县外”误作“县内”之错，如此解释才能与唐以前古文献统一、吻合。

     

综上所述，自然就产生了误解；因汉代以后，京山绿林山名没有了，当阳又有了“绿林”山名，这座山又恰在当阳城东北，再加对李贤注的误解。这就是历史上产生“当阳说”的主要原因。

 

（四）结束语

 

根据以上调查考证，“当阳说”不能成立，多次所谓“天凤年间王匡、王常等起义当阳绿林山；在地皇年间转移京山云杜”（见《长坂坡》和《地名丛刊》）的说法，更无史证，不能臆断，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现转引《湖北省建制沿革》（襄县条198页）对此的考证：

 

“今考《后汉书》（王常传）：亡命江夏，与王匡等起兵云杜绿林中。（刘玄传）：‘新市人王匡……诸亡命马武、王常等往从之，共攻离乡聚，藏于绿林中。’刘昭（齐、梁时人）谓本传者，即此《刘玄传》也，王常等往从王匡于新市，共攻离乡聚，是离乡聚在新市。依刘昭注，绿林亦在新市……从此次战役行军路线，可推知“绿林”所在，荆州奔命军是从江陵出发……而东向北，王匡迎击于云杜，则汉水东岸京山境，遂攻拔竟陵，转击云杜、安陆，还入绿林中，谓回头仍返老营中。则绿林老营，应在京山西境，荆门东北。方与迎击，遂拔，转击，还入”等记载相合。亦即《王常传》所云：“‘云杜绿林’者也。” (见《湖北省建制沿革》199页)。

 

据此，王匡、王常等在天凤四年(公元17 年) 的绿林起义是在京山的云杜绿林山，不在当阳。就是后来(地皇三年) 西入南郡的“下江兵”也未到过当阳。史据如下：

 

（1）《汉书·晋灼注》（晋灼西晋人）：“下江兵，本起江夏云杜县，后分西上，入南郡，屯蓝口，故号下江兵也。”（见《汉书》十二卷476 页）

 

（2）《后汉书·王常传》载：“王常与成丹，张邛西入南郡蓝口，号‘下江兵’，王莽遣严尤、陈茂击破之，常与丹、邛收散卒入篓溪，劫略钟、龙间，众复振”。（见579页）

据考，“下江兵”是在地皇三年（公元22年）夏初，因绿林山中发生瘟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是从京山云杜绿林山出发，西经长寿（钟祥）过汉水（古称江因名‘下江兵’），到达了南郡所辖编县的蓝口聚，（在今荆门北的汉水西岸边）根本没到当阳，就于当年八月在蓝口聚的汉水边，被王莽将严尤、陈茂击败，被迫北撤退渡汉水，经若县进入篓溪，游击于钟山（随县东北）、龙山（今应山东）地区，并进行休整，后又振兵北上，于公元22年11 月，王常率“下江兵”至宜秋，后与新市、平林、舂陵兵会合，破宛城后，参加了“昆阳大战”，以后未返湖北。

据此，不但绿林军未过汉水，就连西入南郡的“下江兵”，也未到过当阳。

 

另外，在地皇三年（公元22年）以后起义军中出现了王匡的“新市兵”、陈牧的“平林兵”、刘秀的“春陵兵”几部，都是以“县名”命名的。因为他们最初都是在本县领导农民起义的，他们的队伍也多是当地人，故以县命名。因此王匡、王凤的“新市兵”，最初是起兵于新市县无疑，绝不会起兵于当阳县。有《水经注·涢水》作证：“富水流经新市县治也……又王匡中兴初举兵于县，号曰新市兵者也”。

 

综合上述所有史料考证，王匡、王凤在天凤年间是起兵于新市，不久后藏入附近的云杜绿林山中，不是汉水西的当阳绿林山。因此“当阳说”难以成立。如还有异议，除《当阳县志》外，能否再拿出“王匡、王常等起义于当阳绿林山”记载新的史据。我们应当实事求是的再作进一步的探索，以达到我们共同的目标——恢复历史真面貌。

 

说明：凡括号和注释为笔者所加。

 

附：

中国历史博物馆给本书作者来信

 

飞熊同志：

 

12 月8 日函接悉，大家都为你的康复而高兴！望你善加调养，益寿延年。要紧的是不要有精神负担，量力进行些活动和工作，健康必会长驻。

我馆通史陈列在新朝末年农民起义场面中，一幅“绿林、赤眉、铜马农民起义形势图”中标有“绿林山（大洪山）遗址”照片中有一张是你所提供标“绿林军活动的基地——绿林山，即今湖北京山县大洪山”。通史陈列的内容很多，展线很长，上述不过是其中的星星点点，如此而已。当然，就通史陈列内容而言，把绿林山标在京山县，这是个订正，飞熊同志为此花了心血做了贡献。情况如此，京山报是否报导，由你们酌定便是。

前文《始末》经与戏馆刊商洽，同意考虑发表。近文《故事》，尚不同于为解决或订正某重要历史课题而作的科学调查报告或严谨的传说资料，故而馆刊是否合用，还有待于编辑部斟酌。

 

敬祈

安康快乐

张振新

1991.12.13

京山市档案馆

为京山建档致力打造京山文史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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