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山人民抗日战争中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一一“白马起义”

丁世谟和“白马起义”

 

《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大事记》（初稿）（1962年5月26日版）第20页有一则记载：

“（1940年）三月x日，四团队一部在天西赖新场遭日寇包围，我军奋勇突围。我县大队长丁世谟牺牲。”

《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草稿）(1964年4月版）也有一段记载：

“同月，四团队执行天汉地委关于开辟天西决定，开赴天门赖新场。日寇集中兵力一千余名，分七路向该团进攻。张截港与渔薪河两路敌人拂晓前包围了我军阵地，我四团队与敌反复冲锋肉搏，激战到中午后胜利突围。”（第50页）

这两本书上记载的这两则内容同一历史事实，联系着一段京山人民抗日战争中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一一“白马起义”。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县级地方武装叫“常备大队”，下辖若干中队。按规定，大队长由县长兼任。

一九三九年，京山县常备大队大队长由县长鲍佛田兼任，以下几个中队分驻京山各区。第一中队驻红门冲，中队长柳雅东。

一九三九年夏，党的鄂中特委为了扩大抗日武装，派丁世谟同志打入柳中队，争取柳雅东合作抗日。

丁世谟，一九一三年出生于天门县灰埠头。一九三八年夏，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介绍去延安，为抗大四期学员，并在抗大入党。一九三八年冬，丁世谟在抗大四期毕业后回到湖北，先后任“应抗”教导队指导员、四支队营长等职务。此次，接受特委指示后，离开“应抗”，到红门冲找到柳雅东，要求在一中队工作。

柳雅东自幼与丁世谟关系密切。当时正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他虽明知丁世谟是抗大学生、共产党员，但他十分尊重丁世谟的政治品德和军事才干，所以欣然同意了丁的请求，任丁为一中队一分队队长。从此，丁世谟便开始了他在京山县常备大队的工作。

这个中队的许多下级军官和士兵都是柳雅东的老家石女山（永隆区）一带的人，与丁世谟熟识。他利用这种关系，通过各种方式在部队中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积极而慎重地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了党的地下支部。

一九三九年七月，黑匪曾宪成调任京山县长兼常备大队长，因企图赶走柳雅东，控制这支部队，便指定他的一个心腹来担任柳的副手。对此，丁世谟团结柳雅东和全中队官兵，进行抵制，使之无法存身，灰溜溜地走了。一着火败之后，曾宪成又命令柳中队去保卫他的县政府，想调虎离山后再吃掉这支军队。丁世谟鼓动柳雅东以“兵临前线，无人接防”为由，原地不动。曾宪成的第二个阴谋又未得逞。两次失败，曾宪成仍不甘心，又设下第三个圈套：以统一武器口径为借口，命令柳雅东交出这个中队的全部“三八式”步枪。图穷匕见，曾宪成的野心完全暴露。在这关键时刻，丁世谟向柳雅东陈说利弊，指明前途，劝他赶快脱离曾宪成防区，回家乡永隆活动。于是，部队突出红门冲，转移到了永隆区的柳家台、孙家岭、谭家湖一带。

到永隆以后，丁世谟已基本掌握了这支部队。为了加强部队战斗力，他自己担任了副中队长，并命三名党员担任了三个分队的分队长，命四名党员担任了班长。

但是，这个地区正处于大西潘尚武和京南张明道队支土匪武装的包围之中，部队时有被消灭的危险。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的一个夜间，张明道倾巢出动，向柳中队驻地马家岭、王家台扑来，妄想一举消灭这支武装。得到情报后．柳雅东十分紧张，丁世谟沉着应战，设伏于洪山至王家台一线。在丁世谟指挥下，这支不足百人的部队打败了三倍于己的匪军，并一气将张明道匪众追过了直港，大获全胜。

这次战斗后，部队移防到了今京山钱场区白马庙附近的小耗湾，并在这里度过了一九四二年的春节。

部队在白马驻防期间，柳雅东决定投靠国民党军六纵队八支队支队司令向觉民，把中队编为八支队的直属大队。丁世谟将这一突然事变立刻报告天汉地委。天汉地委书记顾大椿，组织邵长易家驹等同志研究了丁世谟的报告后决定：

1、任丁世谟同志为中共天京潜县委军事部长，县游击大队大队长；

2、命令丁世谟马上发动柳中队起义。起义部队全部改编为天京潜县游击大队；

3、起义成功后，部队由丁世谟带领开赴天西赖新场与李人林为团队长的四团队配合，开辟天西。

并派邓家生、胡汉屏二同志带领十多名四团队骨干化装成米贩子于二月下旬赶到白马庙向丁世谟传达了地委决定。丁世谟接到地委指示后，对部队内外部条件进行了分析。认为：

第一、部队中，干部多数都是党员，士兵中也有党员。非党群众中，同情分子占了多数，顽固分子只是少数。

第二、柳雅东的叔父柳章文有时代行中队长职务。此人是个知识分子，有民族自尊感、同情共产党，对丁世谟也很尊重，容易争取。

第三、白马庙周围集中了向觉民匪部二千余人，柳中队中有不少人想投靠向觉民。

因此，只要谨慎从事，采取有力措施，起义较有把握。

三月一日（正月二十五日），柳雅东带着他的一些心腹到钱家场向觉民的司令部开会去了，柳章文留在家里掌握部队。丁世谟抓紧这一时机发动起义。他向一些党员和邓家生、胡汉屏等作了布置后，动员柳章文，得到了柳章文的支持，并同意起义后跟着丁世谟参加新四军。

同时，丁世谟召开支部大会，向全体党员传达了地委决定，部署起义。

午夜，柳章文、丁世谟下令部队全体士兵徒手紧急集合，党员担任警戒，邓家生、胡汉屏等十多个同志控制武器弹药。

寒夜里，中队全体官兵在小耗湾一栋大房子里集合了。会上，丁世谟首先向士兵们提问：“兄弟们，向司令是个什么人呀？”一阵沉默之后，几个党员带头回答：“老土匪！”

丁世谟接着讲：“对！向觉民是十多年来危害京山人民的一个大土匪！可是，现在有人要我们跟着向觉民去当土匪，我们干不干？”

“不干！”

“对！不干！我们当兵是为了抗日。守土抗战是我们责任。我们不能跟着向觉民去当土匪害人！”

“现在，我向大家宣布：我们这支队伍已经改编为新四军天京潜县游击大队。弟兄们愿意留下来和我们一起抗日我们欢迎；不愿留下的也不勉强，我们欢送。只要不当汉奸土匪，我们还是朋友。”

这时，有几个异己分子蠢蠢欲动，但抬头一看，周围共产党员们手上的枪都上了红膛，便不敢轻举妄动了。

丁世谟接着下令：“愿意和我们一起干的重新整队，不愿意的原地不动。”

队伍中，共产党员带头，重新整队；有些人原地不动就算离队了。胡汉屏、邓家生等同志把成捆的步枪拿出来重新分发给战士们，丁世谟宣布了大队干部名单，命令各执其事，立即出发。

“白马起义”，在丁世谟的领导下，胜利了！

三月一日午夜，部队离开白马庙，黑夜里向南疾进，穿插在向觉民、潘尚武、潘典华等匪部之间，天明渡过县河，十时左右抵达赖新场附近的郭家台，与驻在附近的四团队会了。晚上，丁世谟与李人林等同志集体研究开辟天京潜的计划。

不料，早在前几天四团队在到达赖新场时已被日本鬼子发觉。三月三日凌晨，敌人纠集了岳口、张截港、渔薪河、雁门口等七个据点的步骑兵一千余人，黎明包围了我四团队驻地并发起了进攻。但丁世谟带领的白马起义部队仅头天下午才到，未被敌人发觉，此刻还处于敌包围之外。我四团队在李人林指挥下，奋起还击，与敌人展开了一场血战。但四团队组建不久，兵力也只四百左右，战斗力还不强。此时，敌强我弱、众寡悬殊，四团队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丁世谟同志不顾自身安危，毅然带领全部白马起义部队五十余人，跑步前进，向敌侧后发起猛烈进攻，以吸引敌人，减轻四团队的负担。敌人受此打击，发觉自己腹背受敌，又不明我军底细，便重新部署，以重兵向丁世谟率领的部队压过来。四团队解困了，而丁世谟率领的白马起义部队被困。在此情况下，丁世谟临危不惧，指挥若定，身先士卒，率领部队打退了敌人四次冲锋，一直坚持战斗到天黑，终因众寡悬殊，我白马起义部队伤亡过半。共产党员柳义相、张登耀（均京山石女山人）等二十多位同志牺牲了，我们天京潜县第一支抗日武装的缔造者和领导者丁世谟同志也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流尽了他最后一滴鲜血。

收殓烈士遗骨时，丁世谟和牺牲的战士们的遗体还是国民党的服装，脚下还是一双沾满泥土的草鞋，脚板上布满了因长途行军被打起的血泡。他们为党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可他们连共产党的衣服还未穿上一件，共产党的饭还未吃上一餐！睹物思情，在场同志无不痛哭失声。

怀着对烈士的崇敬，这几年我曾多次走访并看望了丁世谟烈士的夫人方桂枝（方紫姑，现住新市西街）老人，瞻仰了这位老人保存了四十多年的烈士的遗物一一丁世谟烈士抗大四期毕业纪念章（编号3 100）。根据我的建议，一九八三年，方桂枝老人把这件与她的生命相联系的文物献给了县博物馆（经手人易平波）。这枚纪念章是根据地人民革命历史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