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加华：孙桥奇异婚俗探访记

5000年前的伏羲时期，“姓”被定为世袭，且由父亲传递。所谓“正姓氏，通媒妁，制嫁娶”，姓被赋予“远禽兽，别嫁姻”的符号，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血缘纽带。然在鄂中的京山县孙桥镇，一个家庭有5-6个姓氏的现象普遍存在。同是亲兄妹，有的随父姓，有的随母姓，有的随外公、外婆姓，还有的随朋友姓。

奇异的姓氏形态缘自于奇异的婚俗。

两年前，我由一位朋友引导，去参加了当地的一个婚礼。

出了市区，一路向西，两旁是高高矮矮的梯田，满眼是深深浅浅的绿。婆娑的枝条随风拂荡，天有些阴，却不失明丽，不过20多分钟，车子转了个弯儿，京山县孙桥镇友利村已赫然眼前。

我们要去的那家主人姓范，今天是他迎娶女婿。

翻过一座长满松树的小山坡，穿过一片麦地，就到了老范的家。但见一青砖小院敞开着门，大门上贴着大红的喜字，一拔人在禾场上用松枝搭建拱门。

老范站在门口迎接客人。他个头不高，露着一脸真诚的笑。我刚接过主人递来的烟，就听到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鞭炮声。司仪说，迎亲的车队快到家了。

这时，由丈母娘带队，与她沾亲带故的同辈女性随着她在门口站成了一长排。这一列特殊的迎亲队伍，人人脸上涂着红颜色，头上还用红绸扎成了两个小辫子，样子十分的滑稽。接下来是丈母娘带上其他三位女性抬起了空轿子。

丈母娘抬花轿

轿子停在迎亲车队不远处，接下来是丈母娘及其他女长辈上前轮次背女婿，或是两位女长辈用双手抬着女婿行走，俗称“坐软轿”。

新郎新娘分别被抱入花轿。

新郎的轿在前行走。为女婿抬轿的是丈母娘及其他女性长辈。

到了家门口，举行开轿仪式。司仪唱道：“一抬金银满堂，二抬荣华富贵，三抬三元及弟，四抬事事如意，五抬五子登科，六抬六六大顺，七抬金，八抬银，拿了红包开轿门。”

然后，两位牵亲妈牵新人入洞房。牵亲妈由年龄在40岁以上、未曾丧偶或夫妻离异、有儿女的女人担任。

孙桥的女婿上门，除直接在女方家当家一种外，还有另一种叫不娶不嫁，即上两边门，耕种两边家的田地，赡养两边家父母，享受两边家的财产。第三种是倒回门，就是到女家住上若干年以后，又携妻带子回老家住。不论是哪一种，都是经过双方老人同意，夫妻共同商量决定的。  

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在对汉族的婚俗考察后曾断言：“赘婿还只能说是父系制的补充，因为只发生在有女无儿的情况。”然而在孙桥地区，有女有儿的家庭也同样产生赘婿。据统计，孙桥全镇8780多对夫妻中，有76%的女子留家招“上门婿”。这在其它汉族生活区绝无仅有。

孙桥的奇异婚俗可能与当地的地理条件、文化形态及经济生活有关。

翻阅清·光绪八年的《京山县志》，里面有载：“元末天下大乱。盗寇蜂起，京山杀戮最惨，邑民仅存七十余家……是时田土旷芜无主，流徙侨寓者悉插草为识，据为己业。”（刘习之《京山县兴复邑治记》）也就是说京山县域在元末战争中战乱深重，是红巾军、元军、朱元璋大军反复厮杀拉锯的主战场，造成县域人口锐减，土著所剩无几。故京山地区民谚中有“洪武开坎”之语，即京山的土著居民已基本消失。明初洪武年间政府强制组织“江西填湖广”的大规模移民潮，县域居民十之八九为江西移民。土地重新分配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间开始。孙桥山林沃野、九陌千畴，成为京山县移民最多的地区。

秋风，轻轻地吹过；秋叶，悄悄地滑落；四周一片寂静，眼前的一切模糊起来，恍然间时光倒转，仿佛回到了距今600多年前的明朝初年。

静心回味，“女婚男嫁”逐渐形成的原因也许是这样的：由于孙桥属移民区，姓氏杂乱，难以形成家族式村落，从而少了传统风俗的制约，使得女子地位较高，婚姻多了一份自由；由于孙桥地理位置优越，旱涝保收，居民不仅无逃荒之虞，反而是周边县市灾民理想的避难之地，加上物产富饶，产出的大米被定为朝廷贡米，是远近闻名的“桥米”之乡，故女子大多不愿外嫁；由于孙桥地广人稀，人均耕地面积为京山乡镇之最，留女招婿，除了撑起门户，也是为了增添劳动力。渐渐地，女婚男嫁演变成一种风尚，即使人们儿女皆全，也情愿把儿子“嫁”出去，将女婿相上门。

而今，孙桥地区连续四代都是“女婚男嫁”的家庭并不少见。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以父系为主的宗族观念、重男轻女观念在这里非常淡薄。

在求婚与迎娶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个美好的传说，同时也形成了这儿传统的婚俗文化。

应该说，孙桥婚俗是对主流婚俗的颠覆，是对宗族势力的反叛。其悠久而深厚的文化积淀，折射出纯朴、厚重、浓郁的乡土气息，历经朝代更迭、风俗流变和岁月臻磨所散发出的魅力在绚烂的民俗文化中闪耀独特的光芒，向人们展现出一幅鲜活生动的风情画卷。 

亦真亦幻间，忽听洞房里传来隐隐的欢笑声，那是孙桥闹洞房的习俗又在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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