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湖北京山人，生于1909年。祖父是前清的举人，懂医术，办教育。父亲是私塾校长，地方上的领袖。学前，祖父教我识字，后来进入京山宋河公立小学就读，中学则到汉口进修。1926年北伐军打到汉口，恢复武汉，赶走军阀。那时我18岁，刚好中学毕业，于是参加北伐军，从事政治文宣工作。当时青年从军的人很多，大家都一心想要中国早点完成全国统一。1927年，我到中山大学（后来改为武汉大学）读书，不久中国政府分为汉口、南京两部分（即宁汉分裂），武汉政府是国共合作，南京政府则是蒋***领导的反共政府。我先到汉口中央党部海外部工作。9月，汉口的国共分裂，两地国民党再度合作。我跟随海外部到南京，参加党部工作。1928年，蒋二次北伐（第一次是由广州到武汉，第二次由南京到北京）。北伐有3条战线：一是由津浦路北上，由蒋亲自领导；一是京汉铁路，由冯玉祥、李宗仁领导；山西以东，由阎锡山领导。我是参加第一路军沿津浦路北上，但是到了济南，日本人占领济南，发生“五三惨案”，于是我们停在泰安兖州。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我因此而没有到北京。1927年8月，北伐军统一了中国。我则到农矿部做事。在那儿工作了3年，就到菲律宾来半工半读。我是1931年第一次到菲律宾。本来我是想到美国，但是，第一英文程度不够；第二是没有钱，那时到美国起码要有4000块美元。有一天碰到了一个同乡，由教会派他到非律宾大学读教育系，后来到美国去。我碰到他时，他告诉我，菲律宾和美国一样是英文教学，美国教授也来此教书，所以到菲读书也很好。我们了解到1924年美国通过了 Exclusion Act，限制东方劳工进入美国（主要是对付日本）。菲律宾受美统治，所以也有外劳入境的限制。只准新闻记者、教员、商人及其子女，可以入境，商人中有些家眷没有跟着来，所以有很多劳工买他们的居留证——即买“大字”来菲居留（因为大张，所以叫大字）。在这儿的中国人很多是用假名，就是这个原因。我是以记者的身份来的。谈到拿签证，也是一个问题。当时美国只有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地领事馆才能发签证。我住南京，南京虽然也有领事馆，可是只有在港口的领事馆才能办签证。于是我就到上海，可是上海的领事馆说我不住在上海，不能给我签证，要我回南京，就这样拖了很久。后来由农矿部，通过外交部和美国大使馆交涉，美国大使才授权给南京领事馆发签证给我，所以我是第一个在南京拿到签证的。这是开了一个先例，无形中也做了件好事，从此南京的美国领事馆也可以发签证。1931年我到了菲律宾，很顺利地入境，当时菲政府很清廉，没有收贿的事，我一到海关，就去领出行李,，再到移民局，问了两三句话，像姓名、年龄、来自何处等，就让我入境，我那时只花了25匹索，很简单的就有了居留权。孙中山先生在革命的时候，深刻体会到中国人民知识水准很低，必须利用宣传让他们知道革命的意义，而报纸是最好的宣传管道。因此，他主张在每个地方办报纸，以提高人民的知识水准。菲律宾的华社于1912年办了《公理报》（闽籍）和《民号报》（粤籍）。当时华侨由于语言不同，无法沟通，所以分两派：闽、粤，国民党也是有相似的情形。《民号报》于1930年改名为《新中国报》，我就是由他们聘来的。刚到报馆，我在编辑部作翻译工作，后来当上主笔、总编辑。在工作的同时，我也到菲律宾大学读书。在菲大3年，后来转到圣多玛斯大学（University of Santo Thomas），硕士毕业后就回国办教育。中正中学成立菲律宾的华侨社团除了商业之外，还有主管教育的华侨教育会，以及主管慈善事业的善举公所。当时侨校有3家小学，即“小吕宋中西学校”、“爱国学校”（粤籍）、“普智学校”（王泉笙先生当校长）；一所中学，即“华侨中学”。另外还有教会办的“圣公会中、小学”。过去的华侨大半都是一个人到此做生意，家眷孩子多半留在大陆，所以在校学生很少。抗战爆发后，家眷也都来了，尤其是来了许多中学生，同时也来了很多教师，像蔡汁垣、庄克昌、蔡保和等。但华侨中学地方太小，无法容纳太多学生，且校风也不好。此外由侨中分出去的南洋中学，老师、学生也很少。急需设立一所较具规模的中学来教导华侨青年。所以1939年王泉笙先生开始筹办中正中学。我于1939年2月回到菲律宾加入报馆工作，也参加筹办的行列。6月，学校正式成立，王先生担任校长，我是训育主任。因为国内抗战日益炽热，此地的学生有意回国从军，因此，本校特别注重军事管理。由于收了许多“侨中”及“南中”转来的学生，所以第二年就有毕业生。日军占领菲律宾后，“中正中学”是他们的第一目标，因为它是一个反日的学校。王校长是国民党的常委，我是三青团的干事，又是训导主任、报社的总编辑，都是他们缉拿的对象。日本人一到就把学校所有的设备毁坏了。那时日本人抓了40多个重要的侨领，我则逃到内湖（Laguna），乡下生活很艰苦，于是回到近郊朋友家去住。那时所有华人报社、学校都被关闭，只有当家庭教师（督课）维生。等风声松弛些，我就回马尼拉，在郊区督课维生。1942年9月，杨光总领事等人殉职，爱国华侨青年想办法组织反日团体，有位青年学生来找我，要我出来领导地下反日工作。我为他们的组织取名“民族忠魂社”（也就是后来的血干团），并为他们写章程等。此团体的主要动机是纪念领事馆和抗敌委员会牺牲的人员，目的是反日锄奸。后来这个组织改名为血干团。他们要我出来领导，我予以拒绝。因为日本人在捉我，我的处境相当困难；而且我不是闽南人，不会说闽南话。组织抗日，必须与闽南侨胞接触，在语言上沟通有困难，所以无法胜任。于是他们找了重庆派来的林作梅先生当领袖。几个月后，因意见不合而分开。因为没有负责人，他们又来找我，我又推辞了。于是他们修改章程，改成由3个人集体领导的方式，我是其中的1个。在这种情况下，我为了国家的生存及抗日工作的成功，也就答应了。就在此时，有汉奸去密告，日本人就到处捉我。8月14日早晨3点多，我被捉到日本宪兵部。他们问我是不是血干团的领导人，组织情况如何等，我告诉他们，我没有参加，也不认得里面的人。由于被捉的人没有认识我的，所以我可以否认一切。也因为我是知识分子，就没有遭到重刑。而有些人则受到重刑，像用木板钉了钉子，打的浑身是血，也有水刑等。同样的问题，大概问了两个多月，我决心不出卖朋友，更不伤害反日团体，所以我的答案也都一样。每天上午9点到12点，下午3点到5点，晚上有时候也会问。后来就比较少。在牢里，饭给的很少，一个小盘子里，饭稀稀疏疏的，一天两次，所以当12月25日出来时，我瘦了40磅。我之所以能被释放出来，主要原因是没有物证。所有有关我的资料，在日本侵菲时，有些我把它焚毁了，有些则秘密地寄放在朋友家，没有被日本人找到。其次是没有人证，血干团里被捉了40—50个人，没有一个人认得我。此外是华侨协会会长吴简来代我讲话，他告诉日本人说我是教员，不是坏人。吴会长的人不坏，会里真正的坏人是秘书长陈天放，他是汉奸。曾一段时间日本战事顺利，对菲律宾共和国表示友好，所以一切依法行事。可是到了1944年日方军事失利的时候就不一样，捉去2—3天，不必审问判刑就处死。我因为有人帮忙又没有物证，在客观环境有利的情况下，得以逃过一劫。为了这件事，我没有向日本人投降，所以国民政府给了我一个特别奖，奖励我忠贞不二，誓死不屈的精神。血干团的领导人我认得一、两个，像李海若、蔡我圈。李海若是我介绍的，那次他也被捉，不过跑掉了。有一次日本人拿他们的照片给我看，问我认不认识？我说不认识。血干团的成员，部分曾到福建受训，有些同伴在国内从军，有些人受训了就回来，他们是于日本人占领菲律宾后组织的这个地下组织。1945年5月，日本人投降后，中正学校先办补习班，12月正式复校，学生有500多人。王泉笙先生因为是立法委员，在国内时间比较长，我即为代理校长，直到他过世。1946年上学期，学生人数增至720人，因校舍已不够用，董事会为永久之计，就以21万匹索，买了一块8千平方公尺的地（即学校现址），同时开始筹款兴建新校舍。新校舍于1948年8月下旬完工，8月21日迁校至此。此后学生日增，外地学生也增多，于是又增建宿舍。由于有很多大陆来的学生，加上本地的小孩也日渐长大，华侨学校一年一年地增加，其他各省市的侨校也有如雨后春笋。然因受菲政府移民限制，师资不能由国内延聘，只能就地取材。而本地又没有专业训练机构，因此师资品质很明显的低落。像外省的学校，初中毕业就可以教小学；高中毕业教初中。这种情况引起了侨委会及教育部主管的关注。就决定设立专门训练本地华文教师之机构。这就是华侨师范专科学校在政府的督促辅导下，中正董事会决议创办之由来。当时我就到台北，晋见了蒋***，我向他报告创校的目的：第一是此地华校缺乏师资，培育优良师资是当务之急；第二是为国家储备专门人才，这些人可以回国服务。他听了很高兴，准办师范专科学校。并面嘱侨委会委员长郑彦棻先生予以协助。当时菲政府对侨校未加管制，侨校在台湾立案即可。1956年菲政府宣布督察侨校，于是我们申请立案，但他们不让师范立案。他们认为外侨在此地，只能办中小学，不能办高等教育。我认为法律上所谓办教育，并没有高等、中等之分。因此，虽然立案没有通过，我们还是照办，他们（菲方教育部）也不干涉。第2年，我们又向他们申请立案。他们以教育是教育部的事，只有政府学校才能办教育课程，侨民是外国人，不能办教育课程，予以拒绝。但我们并没有因此灰心退缩，继续暗中筹办师专，菲方也睁只眼闭只眼。1958年，我们改变方式，以守为攻，以中菲同是政治民主、经济自由，关系密切为理由，与他们谈判。我们向他们指出：办该校的目的就是要研究中菲之间的传统友谊。我和大使找菲国教育部长万雷（Manuel Lim，他是中菲混血儿）谈，让他了解从来没有一个学校研究中菲关系。有了我们的学校，将来可以宣传中菲之间的密切关系。这话打动了他。而当时马嘉伯皋（Diosdado Macapagal）总统，是我在圣多玛斯大学修硕士时的教授，博士班的同学。有了这层关系，1959年，师范专科学校得以合法立案，我们也同时增设了教育、中国文史等课程。后来由于菲教育法令改变，所以向教育部请求为学院，他们又不准。1962年时，菲国政府颁布一道新法律：小学及中学教员都要学习4年的教育课程，才是合格教师。师范专科原为2年，现应改为4年，校名应该改为学院。于是我向教育当局陈情：4年的课程是学院的体制，请准我们改名，但仍然不准。不准的原因是由于很多国会议员反对侨校设立，教育部有一条新例是不增新课程，不设新学校（no new school,no new course）。以此理由说我们不能将2年的课程增为4年。于是我同他们解释，这不是增新课程，而是延长两年的课程，以符合法令的规定。1965年菲教育部正式批准，改名为中正学院。我担任首任院长。1973年，菲律宾新宪法规定，所有外侨学校都要重新立案，变为菲国私立学校。这时他们找我们开会，要我们在3年内转型为菲校。开始的时候很严格，所有的中国字都不能用，连校名也要改，这牵涉到国家认同问题。我在会中表示意见：我们不会违背宪法，但学校以孙中山等命名，是因为他们是世界伟人，值得推崇，而不是因为他们是中国人的原因，所以我们不能改。如果你们坚持不用外国人的名字，那么华盛顿、林肯等校名，是否也要改，否则是西名可用，而中名不可吗？他们认为有理，所以保留了中正、中山等校名。他们又要我们取消学校的中文文字。我告诉他们，这些都是纪念性的，而不是民族意识，不能把过去历史都抹灭。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教育部长、次长、局长，外交部、司法部也都派代表参加。自1965年督察侨校到现在菲化侨校，学校学制也有改变，由以前3年初中、3年高中，改为4年中学课程。课程中也只有文、史、数3门中文科目，导致学生中文程度低落，所以要读文史科的学生，在上大学前还要有2年的先修班。最初上先修班的学生有100多人，现在只几十人。学校的学制、课程都菲化了，但还是在努力地的保存中华文化的特色，像作文比赛，只是没有以往那么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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