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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拍板,《小女婿》是京山民歌!”——​深切忆念杨匡民先生

深切忆念杨匡民先生

丁刚

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间,杨匡民老师离开我们已整整四年了。
  
杨匡民老师1920年生,福建厦门人,缅甸归侨。生前系武汉音乐学院音乐系教授,《湖北民歌》主编,湖北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2017年1月4日因病在武汉逝世,享年97岁。
初识杨匡民老师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作为京山文化馆一名音乐干部多次到武汉、荆州等地参加各种类型的歌曲创作班和民间音乐研讨会。
  
杨匡民老师个头不高,身体赢弱,但精神状态尚好。每次讲课时,只要提到湖北民间音乐,他就兴奋激动不已,边讲解边手舞足蹈,那带有浓郁闽南口音的普通话至今令我难以忘记。

附图(一)杨匡民老师在荆州讲学时留影(1975年)


图中前排左四为杨匡民老师,左一为笔者。
 
真正与杨老师接触是从编辑京山民歌开始。1979年初,《湖北民歌》编辑部编辑全省民间传统歌曲,各地市(县)均参加了此次活动。从此,我与杨老师多次联系,或电话,或写信,一直没有间断。主要是京山民歌内容选择、录音质量要求、拍摄有关图片等。《湖北民歌》开始编录时,京山县只选用了6首,主要是革命历史民歌,我认为初选6首太少,而且曲调也没有显示出京山的地方音乐特征。
 
1981年10月,我给杨老师写信,要求尽量多选一些京山民歌,杨老师很快复信:“你来信说选少了,只选了6首,我翻阅了这6首民歌,还是勉强,将来定稿时,还可能删掉几首。你接此信后,把所有录音的京山民歌,连录音曲谱都寄来,京山是大县,不可能是这样。”在复信的末尾处,杨老师特别补充道:“我个人很希望你县多选几首。”

附图(二)杨匡民老师回信(1981年11月18日)

 
杨老师的回函引起了我的重视和不安,从而使我加快了到京山各乡村进行民歌补充采集的速度。此外,对原有的京山民歌资料进行了认真的筛选整理,并组织专班人员演唱与录音。然后及时与杨老师联系,把曲谱资料和录音带邮寄给省民歌编辑部审定。
  
早在1979年9月,我在收集京山民歌时,通过有关渠道和线索,曾在京山县杨集村找到民歌《小女婿》的原始作者,民间艺人项明伦,当时进行了实地采访录音。随同的文化馆摄影干部左其礼先生进行了现场拍照,这一意外发现令我惊喜不已。此事我一直放在心底,等待时机成熟一定要反映这一新发现。

附图(三)采访民歌《小女婿》原编唱者项明伦
(1979年9月18日)左其礼摄

 
1982年11月,《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进入了编辑定稿阶段。我写信给杨匡民老师,向他汇报了在京山杨集乡村找到了民歌《小女婿》的原作者,并有原始录音,建议能否审阅后,将天门民歌《小女婿》更名为京山民歌。此事引起了杨老师的极大兴趣和重视,要求我近期到武汉汇报此事。

附图(四)文化馆开具的出差证明(1982年12月8日)

 
1982年12月10号,我乘车前往武昌,到了湖北艺术学院大门口(后改为武汉音乐学院)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了,杨老师早已在学院门前等候。我高兴的喊了一声:“杨老师好。” 杨匡民老师很高兴地回答:“丁刚同志好!”并伸出了热情的手。杨老师很谦逊,在我的名字后面加上“同志”二字,从来不直呼我的名字,包括通信联系一直总用这四个字称呼我。
 
杨老师领着我先到学院招待所登记休息,然后去学生食堂帮我购买了进餐票。他说:“你坐了几个小时的车,累了,先休息,明天上午到我家谈。”并嘱咐我不要在街上吃,不卫生。走了几步,回过头来又对我说:“在外面出差,住宿上卫生间不要用那种坐便式的,容易传染皮肤病。”杨老师的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几十年来上卫生间从不用坐便马桶成了我多年的习惯。
  
第二天早餐后,我应约来到了杨老师家中,我把在京山购买的香菇送给他。杨老师执意不收,推了一会儿杨老师说:“先放到桌上,我们还是先聊京山民歌吧。”
  
杨老师拿出了录音机,我将盒式磁带装上,先听了项明伦老艺人的谈话录音,并详细汇报了采访项明伦老人的经过和具体情况。特别是讲到民歌《小女婿》中的三个京山女婿的人物原型时,杨老师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我特意介绍:“这三个小女婿,一个叫向德高,一个叫陈朝清,还有一个叫唐本善,都是京山杨集人,其中姓唐的小女婿现在还健在。”关于民歌中提到的王大妈,在京山杨集乡确有此人,并不是作者杜撰。杨老师还认真听了项老关于王大妈故事的录音。
  
听完录音后,我建议杨老师看看1955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湖北民歌选集》,在民歌《小女婿》标题右上方标明“京山采录”。杨老师很快走到他的书房,从书架上取出了此书。迅速翻到“爱情婚姻类”第102页,果然显示“京山采录”,书中前言编者注明时间为1953年11月13日。

杨老师思索了一会,非常高兴的对我说:“现在我拍板,《小女婿》是京山民歌!

过了一会,杨老师又补充了一句:“这件事当然还要通过编委会最终敲定才行,刚才只是我的个人意见。”
  
离开杨老师家时,杨老师对我说:“你下午到学院招待所等我,我们今天谈其它京山民歌的录用情况。”
  
下午与杨老师经过了三个多小时的交流,他对京山民歌进行了认真的点评,并对京山民歌的录音进行了鼓励,特别提到了京山的《放牛山歌》、《石硪号子》、《槤枷号子》、《十绣》等几首民歌,录音效果好,演唱有特点。我当时进行了详细的记录。杨老师当天定下了16首京山民歌入选“湖北卷”,另外减去了初选时的6首。

附图(五)杨老师当时审选京山民歌记录(1982年12月11日)

 
离开湖北艺术学院时,杨老坚持要送我,当时他已经是62岁的老人了,我不好意思拒绝,刚要走出学院大门口,杨老师突然说:“丁刚同志,停一下。”我停住脚步,问他还有什么事?杨老说:“我把香菇钱给你。”我不肯收,杨老师不准我走,当时有很多学生在门口玩,这样坚持下去也不好,我只好说:“您实在要这样,就给5元钱吧。”杨老师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五元钱,硬是塞到了我手里。我接过5元钱,心里一酸,眼泪差点就流了出来。走出学院大门,我回头一望,杨老师还在向我挥手。
  
1983年3月25日,湖北民歌编辑部在武昌紫阳路省音协召开湖北民歌终审定稿会议,我应邀参加。主编杨匡民、副主编梁思孔、姚运才、编辑周汉曦等多位专家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们听了入选民歌录音,并对民歌词曲等资料进行了认真的阅卷。其间,杨匡民、姚运才二位老师向天门文化馆音乐干部朱培通报了将天门民歌《小女婿》更正为京山民歌的有关情况,朱培老师表示了认可。我和朱培老师商量后,决定以1982年5月湖北民歌初稿第三本词谱为依据,在此基础上做了三处修改:

一是将歌曲右上方采集地天门城关改为“鄂中南·京山县”;

二是将民歌的演唱者改为项明伦;

三是在民歌下方注释中标明“《小女婿》是在鄂中南·京山采集的一首田歌,50年代初由天门民歌手蒋桂英演唱后广泛传开。”等文字。随之将协商后的正稿交省编辑部终审。
  
杨老师当时为这个协商结果甚为满意,对我和朱培讲:“加上'蒋桂英演唱后广泛传开’这段文字后,对天门人也有了一个客观的交待。”
  
晚上我和朱培在武昌阅马场招待所住了下来。刚好那天晚上在附近的湖北剧场有中央芭蕾舞团的演出 ,我请朱培观看了歌舞会,以示感谢。

附图(六)同朱培老师观看中央芭蕾舞剧场证明

 
关于民歌《小女婿》到此应该可以告一段落了,可天门文化馆的同志对此结果不大满意,他们仍然坚持天门民歌一说。如我的音乐好友,天门文化馆的孙桂庆(以后调省群艺馆)专程来京山找到了我,坚持他们的观点。我向他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并留他在我家中吃了午饭。
  
1985年1月,我写信给杨老师,对京山民歌的几个具体的问题请求他解答。杨老师很快回信对我提出的京山民歌中的“翻轱辘子”“祭祀音乐”“陶沙球”“打击乐”等进行了回复。信中他还提到了天门孙桂庆同志到北京谈到了民歌《小女婿》地域署名权问题。杨老师讲:“《小女婿》民歌的事情,还是按最近所定的办,孙桂庆同志在北京时提起此事,我只说人家在京山有调查人证,确实是他们的民歌!”并建议我与具体办理此事的省音协秘书长姚运才同志联系。

附图(七)杨匡民老师回信(1985年1月27日)


  
为了《小女婿》的隶名问题不发生意外,根据杨老师的建议,我给省音协姚运才同志写信,很快收到姚运才同志回复:“丁刚同志,你好,来信收阅,关于《小女婿》,我记得发稿时已经改了过来,采集地为京山县,最后校对时,我们一定注意。”

附图(八)姚运才老师回信(1985年3月26日)

  
经过三年多的排版,印刷和漫长等待的过程,1988年12月,《中国民间歌曲·湖北卷》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扉页上标明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扉页下方注明“本书经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为国家艺术科研重点项目”,收藏于国家图书馆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在这套极具权威性的音乐巨书中,正式将《小女婿》正名为京山民歌。歌序(0586)第644页。

附图(九)《中国民间歌曲·湖北卷》(1988年12月)

 
杨匡民老师在湖北民歌概述中指出,像《小女婿》(鄂中南·京山县)这样题材的民歌流传面很广,数量也很多,不仅妇女爱唱,男人也爱唱,反映了在封建社会婚姻的制度下,18大姐配给周岁郎的悲惨命运,妇女是婢女,是可以买卖的变相的奴隶。

附图(十)杨老师“湖北民歌概述”节选

 
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一书中,正式将京山民歌《小女婿》证明为京山民歌,歌序(0586)第644页。

附图(十一)正式将京山民歌《小女婿》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共选用京山民歌17首,其中号子4首,山歌1首,田歌5首,灯歌2首,小调5首。开始,在选送京山民歌时只用了6首,后定稿为17首,这中间包含了杨匡民老师的辛勤劳作和付出,在此向杨老师表示由衷的,迟到的谢意。

附图(十二)《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选用“京山民歌”一览


  
自《湖北民歌》编辑出版任务结束后,我同杨老师就很少联系了,但杨老师并没有忘记我,只要有时间就打电话或者写信关心我的工作情况。记得是1997年元旦后不久,我在家休息,屋外有人敲门,我打开门,只见是一个姑娘在大门外站着,她自我介绍说:“我叫杨梅,京山人,在武汉音乐学院读书,杨匡民老师托我带给您一封信。”
  
我打开信,杨老师那工整而熟悉的字迹跃然纸上:丁刚同志,你县杨梅同学系我音乐系学生,她学习用功,想寒假回家之际,继续努力学习,不虚度光阴,我介绍她去拜访您,请您给予指导!在信中的结尾处,他对我连用了两个“您”字,搞得我忐忑不安,但从中可以窥出杨老师对人的尊重和谦逊,其为人的朴实和优秀品质令我至今难以忘怀。

附图(十三)杨匡民老师给杨梅带来的亲笔信1997年1月18日

 
在文化馆工作多年后,我准备退休了,在退休之前,我打算编辑出版一本京山民歌集以完成我多年的夙愿,当时产生了请杨匡民老师为此书作序的念头,并希望杨老师能提出具体编辑的要求,从而将京山民歌纳入湖北民间音乐集成的一个分卷。由于多年没有与杨老师联系了,他也不了解这些年我的工作状况,所以我考虑后决定写信告知,很快便收到杨老师回信:“丁刚同志,刚接来信,要我为此事效劳,当然对我来说是件义不容辞的差事,对于京山民歌集,你是想编辑怎么样的版本先请告诉我,我是希望京山民歌能成为后起之秀。”杨老师在回信中用了“效劳”,“义不容辞”等词让我十分感动。

附图(十四)杨匡民老师复函(2004年7月16日)

 

至此,我频繁地同杨老师开始联系,或写信或打电话,使京山民歌集的编写工作顺利进行。2005年4月8号,杨老师来信认为京山民歌及编写速度进度太慢,并指出:“你执笔的《编辑说明》《京山民歌简介》我早已经读了,并且修改了。”信中称我的文章很有条理,但有些部分欠规范,等我去当面商量。

附图(十五)杨匡民老师回函(2005年4月8号)


 
编写《京山民歌集》期间,杨老师已有85岁高龄,身体欠佳,但他仍然带病坚持为《京山民歌集》付出了辛勤的汗水,无论是来信或是对版本内容的安排,或是为之作序,每一个字句都要认真斟酌,字迹工整清晰,令人油然起敬。

附图(十六)京山民歌版本内容安排意见(杨匡民执笔)

   
2005年8月上旬,我收到了杨匡民老师来信,拆开信是杨老寄来的京山民歌序言,当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多日盼望杨老师能够为京山民歌作序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附图(十七)杨老师为京山民歌创作序言书(2005年8月1号)

 
2005年夏天,我同文化馆馆长作家李元卿先生到汉口出差。在此期间,特意到武汉音乐学院看望了杨老师。多年未见,杨老师明显老了许多,眼睛视力还好,只是耳朵有点听力障碍,背也开始驼了许多,但精神矍铄,看上去依然是一个慈祥而又充满了活力的老人。
  
杨老见了我们格外开心,对他身边的一个约莫50岁的女人吩咐道:“快跟丁刚同志冲咖啡!”注目之,我认出了这个女人是京山宋河镇人,只是不知道她的名字。女人告诉我,她的女儿在杨老师名下读书,求学期间承蒙杨老师关照,为了向杨老表示感谢,他专程从京山来到武昌,关心和照料杨老师的生活。说话间,京山老乡按照杨老的吩咐冲好了两杯咖啡,杨老师亲自把咖啡端上茶几,我有点不知所措,这时老乡笑着说:“杨老师从来不亲自给客人端咖啡的,今天破例,你们请喝吧。”
  
在同杨老师交谈时,他询问京山民歌集成的进展情况,我告诉杨老师,此书由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发行,书稿已进入了排版阶段,年底可以出书,到时一定尽快把书寄给杨老师留存纪念。离开了杨老师家,油然想起元代白朴的诗句:朱颜渐老,白发添多少,桃李春风浑过了,留得桑榆残照。不是吗?一位80多岁的垂暮老人,仍在不知疲倦地为京山民歌集尽自己的潜心之力,终显“岁老根弥壮”的夕阳情怀,可谓令人敬仰动容。
  
2005年12月,《京山民歌集》终于出书,由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发行。

附图(十八)《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京山分卷》京山民歌(2005年12月)

附图(十九)杨匡民老师为《京山民歌》作序

附图(二十)《京山民歌》编委会成员合影(2005年11月)

 
根据杨老师的推荐,他的学生杨梅(现为京山一中音乐教师)参加了京山民歌编委会工作,撰写了“普通话与京山话的声母,韵母,字调,对照表”一文,作为附录排进了《京山民歌》书中,借此机会向杨梅(前排右二者)及全体编委会人员致以诚挚的谢意。

附图(二十一)京山民歌歌种分布图

附图(二十二)京山方言声调分布图

附图(二十三)京山民歌区划与三音民歌分布图

 
《京山民歌》出版后,引起了京山县委及文化部门领导的重视与支持,决定举行《京山民歌》首发式,并在京山大礼堂主办《京山民歌》首发式音乐会,届时邀请省地市有关领导,专家出席,我写信给杨匡民老师,希望他能在身体健康可行的情况下亲临京山参加这个盛会。很快收到杨老师回信:“得悉京山文化馆、京山音协将于本月24日举行《京山民歌》出版首发式盛会,这是京山县委及文化部门的重视与支持,我深受鼓舞。”信中对京山民歌的内容、印制进行了充分肯定,称其:内容丰富,印刷精美。并预祝首发式圆满成功,信中结尾,杨老师称:“本人由于年迈行动不便,未能前往赴会。”因路程较远,当时有86岁高龄的他不能来京山,我们也能够理解。

附图(二十四)杨匡民老师来信原件(2006年5月14日)

 
回想起来,除了电话联系外,杨老师与我通信达25封之多,因年代久远,加上年轻时代的我没有重视和注重资料保存,有的信件丢失了,实为遗憾。目前尚保存的信件还有18封,现已分类细心珍藏。作为一个县级的普通音乐工作者,能够多次受到一位音乐长者的关怀与教诲,并享受一个音乐学院教授的长时间持续不断的关注和来信,是我一生的荣幸和自豪。

附图(二十五)杨匡民老师复信原件

 
从1975年初认识杨老师,1979年开始与杨老建立联系、通信、至2006年杨老师为京山民歌首发式回函,时间跨度达30年之久,在这漫长的民间音乐岁月的长河中,我与杨老师建立了深厚难忘的师生情谊,在我的脑海里,杨老师不仅是我的恩师,更是一位和蔼可亲的父亲形象。他的朴实、他的博学、他的谦逊、他的品格、促使我义无反顾的在民间音乐的道路上永不停歇探索的脚步,杨老师的音容笑貌永远定格在我音乐人生的记忆里。
  
今年一月四日,是杨匡民老师不幸辞世四周年的日子,也是恰逢杨老师诞辰101周年的纪念日,谨以此文向杨老师表示深切的忆念,聊表我无尽的思念情怀。
  
杨匡民老师,您在天堂还好吗?

注: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音乐研究会会员、《京山民歌》主编京山籍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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