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几天前，武英书画公开征稿，请大家谈一谈东京国立博物馆颜真卿大展。本期刊发林霄先生的文章，讲述了他和傅申先生观展的经过。欢迎大家继续来稿。
作 者：林 霄
己亥年元宵节后，我刚随“Silversea Exploer”号漫游南极二十多天回到香港便收到“武英书画”的约稿，要我写一篇一个多月前开始的东京国立博物馆《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大展的观后感，我才意识到展览还有两天才结束，而我的脑袋需要从南极企鹅们的憨态里转回到书画世界。或许早就该写，而且不该只写一篇，却生性懒散，不催不写。
傅申先生近年来病痛缠身，常常显得极度虚弱，手脚不稳，口水常流不止，假牙也丢了，见有来客，便打趣说自己已至“无耻（齿）下流”之日。去年11月16日，傅申夫妇与谢稚柳夫妇在故宫武英殿办了个《纵横千古，两岸一家》书画展，参加开幕式的政府官员以及亲朋好友有数百人，事先准备的书面发言稿，因事先给文化部审核通过，尽是套话，讲好了到时他只要说“让夫人代为致辞”即可。其他发言人个个照稿念完套话，轮到他时，却坐在轮椅上脱稿说了一大通，惹人发笑却一点不啰嗦，夫人陆蓉之着急，在旁俯身提醒他该念稿了，他却偏偏装作没有听见，一直说到“无耻下流”众人皆笑，他才让夫人照稿念，这样调皮的老顽童，他肚子里或许想着“我偏不念稿，你奈我何？”
他的病况，原以为是阿尔茨海默症，最近才确诊为帕金森病，越来越严重，再加上肺癌，本应该常驻医院，但傅先生却说宁可死在路上也不要在医院里躺着。夫人陆蓉之不仅要时常照顾着他，还要带博士生，忙于奔波，幸好几个朋友帮忙，轮流照顾，我也不时接他来香港、福州家中住上几日。其实他的生命力是极顽强的，虽然手不停颤抖，一有时间仍要写大字，写起字来手就不抖，依然遒劲有力。住在我家时，常半夜一个人摸到楼下书房写字，最担心的是他下楼梯摔倒，便责备他不该如此冒险，他倒报以顽皮的笑容。
听说将要开展的东博颜真卿大展上有久传毁于二战的李公麟《五马图》，傅老便急切地要先睹为快，约了我们1月16日去东京看展，而我们比傅先生早到两天，14日先看了在银座举办的东京“谦慎书道会”傅山展，展品中有从我们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借去的两件傅山册页。15日下午，傅先生与朋友迈克、东南电视台的卓宏夫妇一起到，我们下榻在上野公园附近的酒店。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的何碧琪女士事先给了我们15日下午2时的开幕式邀请函，她是来送展品的，这次展览，东博向中文大学文物馆借了几件碑帖。于是我15日下午就进了展馆，参加开幕式的也有数百人，但比起结束前最后几天的人山人海，那是太幸运了。这次大展共两个展厅，开幕式后，我和夫人先被分流到了第二展厅，等到闭馆时，我们在第二展厅还没有看完，还好第二天还能与傅先生一起来看。第二展厅有不少自唐代以来的墨迹，怀素《自叙帖》、怀素《小草千字文》、李公麟《五马图》、宋代的苏、黄、米、蔡，元赵孟俯，日本奈良到平安时代的书法代表“三笔三迹”，其中有不少是第一次获观，所以看得特别仔细。
东博的展览设施应该说是全球最好的，展柜大玻璃是德国进口的，据说每平方米要几千元人民币，全无反光，人与展品之间几乎没有距离感。东博除了向台北故宫、日本各家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借了展品，还向日本不少私人机构与个人借了展品，唯独没有大陆博物馆的展品，令人遗憾，其中缘故不得而知。或许是大陆主要博物馆有规定不与私人展品同展的缘故吧！？若是这样，格局不免小了。
16日一早，不到开馆时间，傅先生就急匆匆地要一早到东博，东博学术企划部长富田淳先生及其助手六人部克典、书道博物馆锅岛稻子女士已经等在门口接待我们一行，并事先为傅先生准备好了轮椅，还为我们几个发了特许拍照的袖标，想的特别周到。富田先生是这次展览的主要策展人，会说中文，但不太流利，东博的几任企划部长都与傅先生挺熟，他说我快要到退休年龄了，将来接班的就是他的助手六人部先生，当然，少不了合影留念。
我们从第一展厅看起，第一展厅梳理了中文文字的发展脉络，按照从甲骨文、金文、秦诏版、小篆、隶书、行草书到楷书的顺序展开，一直到颜真卿《祭侄文稿》的专门展厅。傅先生看得非常快，对第一展厅的碑帖基本不肯停留，后来干脆就问“《五马图》在哪里？我要先看《五马图》。”于是我们跳过了大部分展品，先到展出李公麟《五马图》的二号厅。
到了《五马图》跟前，他离开轮椅站起来，拿起他的大Ipad要我帮他仔细拍，印章、题跋都要拍特写。原来他就是冲着这件来的，其余的大部分展品都是他曾经研究过的。他说:“没有想到还能活着看到《五马图》。”面对这件李公麟唯一公认的真迹，他问我怎么看？我说：“当然不该有任何疑问，我在设想这件名作假如出现在拍卖场的情形，就像不久前的苏轼《枯木怪石图》，一定会有人打枪，甚至我替打枪的人想好了理由，你看，这样的松透略带干擦的线条，不像我们常见的宋画，染色方法甚至显出了西洋画功力与明暗透视关系，必是近代人所添，黄庭坚题跋与其典型书法也有距离，再看曾纡题跋，像是与黄庭坚题跋出自一手，而且与怀素《自叙帖》后面的曾纡题跋不具有同自一手的相似性。”傅申听罢，张大了无牙的嘴巴，他的大笑已经没有声音，然后他补充了一句“还会有人说题跋是双勾的。”我俩都笑了。
与傅申先生看李公麟《五马图》
确实，李公麟《五马图》在他的时代显出了前卫性，他和苏轼《枯木怪石图》在北宋都是前卫的。所谓的“时代气息”鉴定法则，对于文人画的开创者来说是无效的。最近有人写文章说《五马图》的着色方式是当时流行的“吴样”，所谓“吴样”，是指唐代吴道子的浅色着色法，但我以为不是所有的浅色着色都是“吴样”。虽然吴道子的真迹现在没有一件，但是吴道子的画法在当时是流行的，敦煌画幡以及经卷上的白描应该基本上显现了吴道子的基本画风，如果说李公麟是吴道子的继承者，不如说是吴道子的反叛者。
看了李公麟《五马图》，傅先生才让人推着他沿展厅线路重新从头走一遍。由于我经常对着某件展品静静地一个人观看，与他不在一道，他就会不时叫人来唤我过去有话跟我说。一次对我说：“你看，他们第一展厅的题目叫做‘书体的形成’，展品顺序是按照书体形成的时间布展的，大篆（石鼓文、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章草、今草、楷书。我写过文章指出楷书是最后形成的，很多人搞错了，以为先有楷书后有草书。”我说这说明策展人懂行。但最近也有人写文章说楷书是从草书演变而来，这也是错误的。在这里不妨我延伸一下自己的观点：书写字体与碑榜字体是并行发展的两条演变线路，就像最早的埃及文字，一直是碑刻的象形文字与手写文字并存，埃及手写文字后来演变成了古希腊罗马文字，这就是我们从埃及国家博物馆看到的不少石碑上象形文字与手写文字的对照，包括大英博物馆著名的“罗塞塔碑”所显示的三种文字。中国石碑与古埃及石碑在形式上非常相似，不知道是否有人做过这个研究，或许中国的石碑形式也是从埃及传入。李斯的《泰山碑》属于碑榜文字，而同时代的简牍就是手写文字，就像后来的汉隶与相对应的汉简。从汉简、章草到今草是一条手写文字的独立演变路线；从小篆、汉隶、魏碑到楷书是一条碑榜文字的演变路线。碑榜文字体现的是尊重，手写文字体现的是简便。从隶书到楷书的演变在敦煌遗书中就能体现的很清楚，因为写经要体现尊重，所以最早的纸本写经用的是隶书，但这种隶书是楷书化的隶书，楷书的鼻祖是三国时的钟繇，也能够看出隶书的意韵，魏碑也是隶书到楷书之间的过度阶段。所以也可以说，篆书、隶书、楷书的演变是一种“敬体”的需要；而简牍体、章草、今草、行书是“急就”的需要。最早看到行书出现在碑榜上的是唐太宗《晋祠铭》、《温泉铭》与武则天《升仙太子碑》，因为是皇帝书写，唯我独尊，不需要再用“敬体”。而非皇帝书写的行书上碑，是稍后的李邕，即使到了晚唐，绝大多数的墓志铭也还是用隶书、楷书、篆书（墓盖）。因此，虽然楷书形成的时间比草书晚，但决不能说楷书是由草书演变而来的。
这次还展出了绝大部分颜真卿的碑刻拓片，有很多是整拓，傅老师看到这些颜碑，忽然又叫人把我唤来，问我富田先生他们知不知道新发现的颜真卿《西亭记碑》？我说他们还不知道，因为还没有正式公布，他要我告诉富田先生关于我和太太发现并捐赠给“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颜碑的事，于是我将新发现的《西亭记碑》的故事告诉了富田先生，富田先生说，如果早知道，一定想展出这件新发现的颜真卿碑，我表示今后会捐一套拓片给东博。傅先生和富田先生都觉得新发现的《西亭记碑》没有在这里出现是个遗憾。
捐给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的颜碑与部分拓片
看到台北故宫的怀素《自叙帖》，傅申先生说不想再看它了，我想关于这件备受争议的名作，傅申先生已写过了一本专着：《书法鉴定—怀素自叙帖临床诊断》，我告诉他，尽管最后的“映写说”结论，至今还有人不能接受，但目前所有的反驳文章从学术角度看，都没有形成有效的反驳意见。并且告诉傅先生，我不久前刚写了一篇《傅申先生怀素自叙帖“映写说”诸回应之述评与观察》将在《中国书法》19年第2期上发表，赞同他的最后结论，至少故宫本不是“最好的一本”，并认为他的结论是有预见性的，未来或许会有新证据出现，证实他的预见。他说：“苏轼《枯木怪石》出现了，李公麟《五马图》也出现了，听说《自叙帖》流日本也还在人间，等着它的出现吧，这会说明一切！”我说我的文章指出了傅先生的预言将会被证实的考证点，他说“等着看你的文章。”
从一开馆到下午离开，我陪傅申先生看了几乎一整天，他没有一点疲倦，甚至还有兴致拍下了几张挺搞怪的照片，可是一出来，就在轮椅上睡着了。
傅申先生扮唐太宗
写到这里，忽然想到这次的颜真卿《祭侄文稿》居然没有谈一字，这件作品傅先生上手足够多次，所以他没有多做停留。而我是第二次看原迹展出，这次我只看了三回，每回都要排一次队。第一回先是从各种不同的视角技术性地看，看材质看墨色，看藏印；第二回默读一过；第三回，一笔一划地感受着从笔划中传达出来的精神与情感，几欲泪下。这不是从它的文字内容传达出来的精神性，而是笔划传达出来的，是唯一的，不可模仿，不可重复的精神性，它不是艺术是什么？高居翰先生曾在多种场合表示中国的“Calligraphy”只是文献的美术形式，不是“艺术（Fine Art）”，因为西方人不会将他们的羊皮纸手抄圣经看成是“Fine Art”。世界上也没有其他书写艺术可以视为“Fine Art”，但唯有中国书法可以视为“艺术（Fine Art）”，因为只有中国书法是可以表现精神性的，不懂这一点的人，就先学会看懂《祭侄文稿》吧！可惜高居翰先生已经不再人世，不然真希望有人能带他来看《祭侄文稿》。但谁也不能保证他看了就会改变他的认识，就像不是人人都能看懂梵高一样，也不可能是人人可以看懂《祭侄文稿》的，越是高级的艺术越不是人人能够看懂，古今中外，从来如此。
2019年2月24日于香港近墨堂
武英书架（近日已推出“满减”活动）
1、刘九洲、吴斌 著：《王维<著色山水图>研究》
2、〔美〕彭慧萍（Huiping Pang）著：《虚拟的殿堂：南宋画院之省舍职制与后世想象》
3、刘九洲 编 ：《<玉烟堂董帖>小楷墨迹本》
4、刘九洲 编：《董其昌<天马赋>三件》
5、刘九洲 著：《重现——八集堂藏宋元绘画研究》
6、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 编：《近墨堂法书丛刊 第二辑》（全十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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