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位列宋四家之首， 可见其书法的影响力是非同寻常的。苏轼为人行事， 给世人的印象往往是极具创造精神。小至生活资料， 大至文艺活动， 都显示出可贵的探索精神。在生活资料上， 创东坡肉、东坡羹、东坡帽， 黄州制蜜酒、定州酿松醪、惠州试桂酒。在文艺活动上， 更是充满创新精神。
米芾曾记苏轼画竹：“苏轼子瞻作墨竹， 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 何尝逐节生？’” 此事所记苏轼画竹不拘成法的创新精神， 被艺坛传为佳话。苏轼最具创新精神的， 无疑是以诗入词的大胆创举。向来人们都认为“词乃艳科”, 苏轼却打破常规、革除迷信， 开豪放派词风之先， 这深刻影响了后世的诗词创作。
就书法一道而言，苏轼高举尚意大旗， 使北宋后期书法最终摆脱北宋建国以来靡弱不堪、与文学创作取得的突出成就极不相称的尴尬局面， 并与唐人尚法面貌拉开距离， 创造出新的辉煌。他自己的书法创作特点亦很突出， 用墨厚重、结体肥扁， 后人称为“苏体”。对于自己的书法创新成就， 他自己也是颇为自得的， 曾说到：“吾书虽不甚佳， 然自出新意， 不践古人， 是一快也。” (《评草书》)
尽管如此， 我们认为， 苏轼书法仍然具有守成性的一面， 这制约了苏轼书法艺术更高成就的取得。其具体表现是：
1、取法颜体的痕迹很明显。苏轼书法取法较广， 唐人徐浩、颜真卿、李邕和五代杨凝式等人都曾为他效法， 其中犹以颜真卿对他的影响为最， 这与苏轼对颜真卿人品和书艺的双重推重有紧密关系。苏轼的书法作品始终未摆脱颜体的痕迹， 不像黄庭坚、米芾二人的书法到后来完全摆脱了效法对象的约束而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征。
2、笔法以继承为主， 创新不够， 表现手法不够丰富。尽管苏轼在理论上率先提出了“尚意”的时代主张， 但他的创作与其理论主张之间有一段距离， 部分作品仍然是以“尚法”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的。这个特点与他所推重的蔡襄书法有些类似。苏轼自己亦说：“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谟。” (《跋王荆公书》) 苏轼在书法理论上“崇尚自然、抒写襟怀”, 主张向晋贤学习， 但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上， 却一定程度上受到唐人法度的束缚， 这在其代表作《杜甫桤木诗》、《赤壁赋》等帖上体现得尤其明显。
即使其最为杰出的《黄州寒食诗帖》, 其用笔特征也与唐人接近， 而较少晋人的萧散简远之韵。丛文俊教授就认为， “苏字‘不践古人’而未远古人， 仅以欹侧肥密为异” 。曹宝麟教授在比较苏、黄二人书法时亦说， 苏轼自夸“不践古人”, 黄庭坚自抑“方近古人”, 但后人却觉得黄氏“自得为多”。
3、苏轼书法面目比较单一， 行、楷之外， 几乎见不到其他书体， 尤其是最具艺术表现力的草书。苏轼曾言：“吾醉后能作大草。” (《题醉草》) 又说：“仆醉后， 乘兴辄作草书十数行。” (《跋草书后》) 可是他对醉后作草的方式和结果都极不满意， 无论别人还是自己。如他在《书张长史草书》中说：“张长史草书， 必伺醉， 或为奇， 醒即天真不全。此乃长史未妙， 犹有醉醒之辨， 若逸少何尝寄于酒乎？仆亦未免此事。”
在另一处他甚至说：“或问东坡草书， 坡云：‘不会’。进云：‘学人不会？’坡云：‘则我也不会。’” (《书赠徐大正四首》) 由此， 我们完全可以相信， 苏轼对草书这一最能表现书法艺术的审美特性的重要书体缺乏创造之功。难怪有学者提出， 若单以书法艺术的水准来为宋四家排座次的话， 应是行、草两种书体都取得卓越成就的黄山谷。
4、尽管苏轼在贬居黄州时书艺大进， “用意精到”、“下笔沉着痛快” (《跋东坡思旧赋》) 但也仅限于《黄州寒食诗帖》等少数作品。此后苏轼的书法再没有迈上新的台阶， 创作出感人肺腑的佳作来。倒是他的一些友人间的信札体书法， 更多地表现出他一贯坚持的“无意于佳乃佳”的从容优游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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