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节《来给汉朝人算算账》中，我们用历史数据加上合理估计的方法，计算了3个数字。一个是丝绸贸易每年能给汉朝带来多少收入，一个是汉朝大概有多少人从事与丝绸贸易相关的工作，还有一个是汉朝丝绸商人大概能赚多少钱。
现在，我们要做一件更加神奇的事情。那就是通过历史研究，把汉朝的气候变化趋势给找出来。我们使用的资料还是来自3个部分：正史，文献和考古。
正史就是官方的历史记录。汉朝最著名的史官是司马迁。他写了一本千古流传的名著，叫做《史记》。
《史记》伟大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曾经说过，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正史的国家。其它国家的历史，都是靠民间一代一代用讲故事的方式流传下来的。比如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历史已经完全失传了，只能用考古证据去推测。
古印度和古希腊都有一些历史故事，虽然也是口头流传，但是因为讲了几千几万遍了，就像背书一样，内容已经固定下来了，就称为史诗。古希腊的叫《荷马史诗》。古印度有2部史诗，叫《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它们的名字有点奇怪，记不住没关系，反正就是这1、2本书，被他们视为国宝。
而中国的司马迁呢，他可不是民间艺人，他是专门负责历史记录的国家官员。所以由国家出钱，让他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去云游四方，收集民间传说。除了有钱有时间，他还有调查的权力。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除了民间艺人当故事讲给大家听的东西，还有很多资料是对外人保密的。而且这些保密信息往往比公开的故事更重要。但是司马迁作为官员，就有权力去调查。他不仅仅是调查，而且是多方调查，相互核实，还要总结评论。所以如果把民间传说比作是葡萄的话，那么史诗就是直接把它晒成葡萄干，而《史记》则是把它酿成醇香的葡萄酒。
我觉得《史记》是每一个有文化的中国人都必须读的书。它里面有几百篇人物传记，全都写得栩栩如生。它写历史人物的时候，描写了很多对话，动作和表情的细节，还有人物心理活动。严格地说，这些东西是外人很难知道的，不一定100%与实际情况相符合。这是《史记》与史诗相近的地方。可是正因为用这样的写法，所以读起来特别精彩。
中国的正史一共有24部，《史记》是第一部，也是最有史诗风格的一部。《史记》之后的23部正史，都太严谨了。细节的描写少了，可能发生的错误也就少了，但是也就没有《史记》读起来有劲了。
不过中国的所有正史，包括《史记》在内，都有一个和史诗根本不同的地方。史诗的立足点在个人，它只讲一个人怎么样了。而正史的立足点在国家，它要讲的是国家怎么样了。
比如说，《史记》里面记录了当时汉朝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这个就是史诗里面不可能有的东西。《史记》指出，江陵特产桔子，齐鲁特产桑树，谓川特产竹子，陈夏特产漆树。
这些古代地名对应现在的位置在哪里，是很容易查到的。但是历史学家和生物学家仔细一对照，发现这些地方，现在已经没有这些植物了。现在这些植物的分布地点，都比汉朝的时候往南移动了。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植物自身不会移动。但是从几百年几千年的尺度去观察，它们的生长地区却会慢慢地移动。而且就像大雁一样，天气变冷的时候往南移动。因为北面本来正好能生长的，变冷了就不能长了。南面本来太热不能生长的，变冷了就正好能生长了。同样地，天气变热的时候，生长地区就会往北移动。
历史学家把汉朝分为2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叫西汉，后一个叫东汉。《史记》就是西汉的时候写的。《史记》记载的植物分布比现在更北，说明西汉的天气比现在热。那么到了东汉的时候，情况又不一样了。我们来看几个文献资料。
东汉前期的时候，有一篇诗歌叫《南都赋》，写到河南南部有一片桔子林，长出来的桔子非常漂亮。诗人做诗，讲究触景生情，看到什么写什么。好像没有什么气候研究的价值。
但是又有一篇文章叫《瑞桔赋》，说100多年后，人家也在这个地方种桔子树，但是桔子树只开花，不结果。生物学家告诉我们，如果天气变得过于寒冷的话，桔子就有可能不结果。有一个成语叫“南橘北枳”，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两篇文章讲述的差异，很可能是气候变化的结果。
东汉后期还有一次军事记录。某年冬天，有一支军队本来要在淮河上演习的。但是河水居然结冰了，连船都没法开，演习只能取消。淮河是中国中部的一条大河，现在的淮河冬天是不会结冰的。所以从这一点说，东汉的天气很可能比现在冷。
最后我们就要用到考古资料了。不过这次的考古资料比较特殊，它来自大自然。
我们知道，大多数树木喜欢温暖，所以在冬天生长得比较慢，在春、夏、秋天生长得比较快。生长速度不同，又导致木质的密度不同。冬天生长的部分比较紧，水分少，密度高，所以颜色深。春、夏、秋天生长的部分比较松，水分多，密度低，所以颜色浅。如果我们把树木切开，就会看到一圈圈的深浅颜色间隔。这些圈圈被称为年轮。因为有几个圈，就说明树木经过了几个冬天，也就说明了这棵树有几岁。
年轮的形成是因为四季温度不同。如果我们拿不同的年份相比，那么气候温暖的年份，树木在春、夏、秋天的生长会额外地多。年轮就显得很宽。而在气候寒冷的年份，即使是春、夏、秋天，树木的生长也比较慢，年轮就比较窄。所以只要观察树木的年轮，我们就可以大致知道过去各个年份的气候如何。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树木的年龄比较短，通常只有几十年。观察一个五年十年还好，如果用来调查几千年前的历史就显得不够用了。而且就算有一棵几千年的古树，那也得好好保护起来，不可能拿来砍了做研究。
我曾经在孔庙见过一株真正的千年古树。因为大家都很尊敬孔子。所以历朝历代，孔子的家都被保护起来，做成一大片公园，称为孔庙。我去孔庙参观的时候，看到过那里有一棵汉代种下的柏树，称为汉柏，据说已经2000多岁了。人老了会掉头发，可能树老了也掉树枝。所以汉柏上面都没有几个树枝了，但是树干特别粗，外形非常苍老。我想如果你看到那么老的树，心中肯定也会充满了敬畏。
现在仍然活着的老树固然舍不得砍，如果是古代就已经死去的古树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可是树木非常容易腐烂，千百年前的古代树木怎么可能保存到今天，还能观察年轮呢？这件事情，说起来还真巧了。
我们知道欧亚大陆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陆。那么欧亚大陆的中心，就是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地方。所以中亚地区，包括古代的西域，就是世界上最干燥的地区之一。树木在那里不一定会腐烂，有可能变成极其干燥的残骸，因此还保留着年轮的形状。然后就被我们幸运的考古学家发现了。
考古学家先测定出这些树木是多少年前死的，再从年轮上读出气候状态。比如有一棵树，已经死了2000年了。而且我们发现，它死前50年，是一个温暖的年份。那么简单相加，就知道2050年前，是一个温暖的年份。
总之，考古学家测定了大量中亚的古树残骸，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在汉代这段时间，中国确实经历了一个先暖后冷的过程。先前的西汉比较热，后来的东汉比较冷。
当然，拿古树残骸作证据，说服力不是很强。就是说，它这一棵树长得好，有可能是因为别的原因，而不一定是气候温暖。即使它所在的这片森林地区全都气候温暖，也不说明当时中国的气候就温暖。包括我们前面所说的正史和文献资料，都可以找出其它解释，不一定是气候变化的原因。
但是当我们把这些证据综合在一起的时候，说服力就变大了。这就好像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突然跟你说，他看到有一只速度特别快的小鸟刚刚飞过去了。那很有可能他是看错了，或者是听别人说的，或者干脆就是瞎编的。但是假如好几个小朋友都这么说，那么很有可能，确实有一只小鸟飞过。
所以很多历史学家都和科学家合作，希望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找出尽量多的证据，来增强它们的说服力。比如科学家竺可桢，他本来是研究气象学的，但是他就写了一篇历史论文叫《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我这篇文章里的很多观点，就是从他的文章里看来的。
我们讲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道理。这就像是在沙漠里顶着大风走。虽然你看不清前方，但还是要尽可能地去看，即使眼睛被风吹得流眼泪，也只能看到一个大概的影子，还很有可能看错，但是这总比闭着眼睛强。
除了证据的说服力有高有低，我们在运用历史研究的结论时，也要注意把握分寸。比如我们现在说，西汉温暖，东汉变冷。但这绝对不是说，从西汉到东汉，400多年间一年比一年冷。从暖变冷只是一个大方向。
又比如说上一节里，我们推测汉朝的贸易每年大约48万贯。但是实际上某一年的贸易金额是30或者70万贯，那都是完全正常的。甚至有的时候47，有的时候51，偏偏没有一年是48万贯的。那也没什么问题。因为48万贯只是一个估计。
但要是有人说，某一年汉朝的丝绸贸易只有5万贯，或者另一个人说500万贯，那么他们就很有可能是胡说的，除非他们有特别的理由。我们经常说一个数字离谱或者靠谱。这个谱，或者说基本概念，就是通过我们大胆但是科学地估算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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