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的“精读堂”活动在千翻与作书店举行，考古学者李飞先生受邀分享一部“无字之书”——遵义海龙囤。
海龙屯曾是千年土司遵义杨氏的别馆离宫，又是明 代晚期“播州之役”的主战场，其遗址是中国宋元明时期山地石头建筑的杰出典范，以及土司制度的代表性遗存，历来是我省考古发掘的“主战场”之一。2012年4月起，李飞作为海龙囤考古队领队主持海龙囤考古发掘，相关考古成果获得了考古领域有分量的所有奖项：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以及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选2016年“全球年度十大田野考古发现”，并获得了“中国田野考古奖”一等奖……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的7月4日，海龙囤成功跻身世界文化遗产，是贵州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世界文化遗产。这一古老的土司城堡得以复活。
“2012年的时候，我还是照片中'貌美如花’的模样，8年之后，我变成了现在这副很沧桑的模样。但是这8年的付出是值得的。”李飞先生亦庄亦谐地说。讲座上，他从“为什么是海龙囤？”“海龙囤谁人所建？”“海龙囤因何而建？”“海龙囤是什么？”四个方面讲述了他的这八年考古经历与认知。
李飞，1976年8月生于云南昌宁，毕业于四川大学考古系，史学博士。历任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贵州省博物馆副馆长，2020年3月起任贵州省博物馆馆长。研究方向为中国西南考古、土司考古。曾长期主持遵义海龙囤遗址的发掘与资料整理工作（2012-2020）。出版论著3种，在《考古》《文物》《贵州民族研究》《贵州社会科学》等杂志发表论文与简报30余篇，在《报日人民》《光明日报》《中国文物报》《中国国家地理》《贵州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学术随笔40余万字。
一、海龙囤考古历程
海龙囤是中国唐宋羁縻之治和元明土司制度的产物，见证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由羁縻之治到土司制度再到“改土归流”的演变。1600年，海龙囤在著名的“平播之役”中毁于一场大火，见证了遵义杨氏土司的辉煌与覆灭。
李飞先生在《复活的土司城堡：海龙囤考古手记》中写道，《明史》10余次提及这座著名的城堡。平播之役结束不久，慕名而来的寻访者便络绎不绝；清代“西南巨儒”郑珍曾四次 登囤，并在其主纂的《遵义府志》里留下了“海龙囤”“海龙九关”等条目，并抄录了当时囤上尚存的碑刻铭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海龙囤进入文物工作者的视野，并于1982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秋启动了第一次针对海龙囤的考古试掘，2001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列入国家文物局“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当年贵州省文物局启动了海龙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步伐。这一年的4月23日，李飞受命带领一支考古队上了山。
他介绍说，当今的海龙囤遗址位于贵州遵义老城西北约30里处，三面环水，一蒂孤悬。从山脚到山顶的相对高差大约400米，非常险峻。从东面往上走，一条小道蜿蜒而上，共有六关口：铁柱关、铜柱关、飞虎关、飞龙关、朝天关、飞凤关。山顶有一圈城墙环绕。西面还有三道关口：西关、后关和万安观。整个城墙围合的面积大概有0.4平方公里。公元1600年，24万明军围攻海龙囤，从农历四月一直到六月初六，历时48天，海龙囤才被攻陷。末代杨氏土司杨应龙就在这个早晨上吊自杀，海龙囤毁于一炬。
“刚上山的时候，面对这么大一座山，颇有望洋兴叹之感。工作从哪儿开始呢？”几经考虑，李飞他们选择新王宫作为突破口。民间传说，新王宫的修建是由于以前的老王宫缺水，所以土司将办公地点迁至新王宫。通过考古发掘，发现新王宫确实应该是明代万历年间兴建的一处土司衙署，它的总共面积约两万平方米，格局非常清晰：通过中轴线，往上就是大门，然后是仪门，左右是东、西两厢，中间有院子，再往后是大堂、二堂。“这一部分没有任何文字上的记载，但通过明代衙署的相关资料进行对比，加上每一栋房子在整个遗址当中的位置、结构，结合里边出土的遗物，我们仍可以大致还原它在当时的功能。”他介绍说，播州之役，宣告了杨氏土司在遵义地区的世袭统治的终结，开启了流官治理的新时代。不久，一座崭新的寺庙，落成于新王宫土司衙署的大堂旧址之上，这就是海潮寺。文献记载，是来自山东聊城的进士傅光宅建的。修建海潮寺的目的，民间传说是为了凭吊阵亡将士的亡灵，文献里确有“吊忠魂，瘗遗骨”的记载，与民间传说基本契合。
2012年至2014年，李飞他们对新王宫这个区域进行了连续三年不间断地发掘，同时也对周边很多地方进行了调查，有很多重要发现。科学的考古发掘，不同于盗墓，必须对每一件出土文物的出土情况有清晰的交代，用文字、照片、影像、绘图等进行记录。白天在工地现场进行田野发掘，晚上就在驻地里进行繁重的室内整理工作。由于发掘出来的几乎全是碎片，很少有完整器，考古队又化身为“修复师”，按编号进行拼合，一共修复出200多件相对完整的瓷器，由此也通过考古学的手段还原了房子因战火而坍塌，瓷片四溅一瞬间的情景。
按照考古工作的流程：第一步是进行考古调查；第二步是考古发掘；第三步是考古资料整理；最后一步是撰写考古报告并向社会公布所有成果。2018年10月，经主管部门批准，李飞他们再度重返海龙囤，重启海龙囤考古资料的整理与报告编写工作。目前，海龙囤考古报告草稿已基本完成，有望在明后年出版。
二、杨氏风云
“百年的皇帝，千年的土司”，自唐末至明末，杨氏家族统领播州（今遵义）达724年之久。李飞说，根据文献的记载，公元876年，播州被南诏占领，山西太原杨端应诏入播，从南诏手中夺回播州，随后唐朝灭亡，杨端开始了世袭的统治，至杨应龙为止，公传27代30世。海龙囤背后，有着杨氏土司家族的身影。他说，海龙囤的创建人是杨家第十五世土官杨文，到第三十世土司杨应龙时进行了大规模重建，但很快毁于播州之役的战火。
李飞介绍说，通过多年的考古探索，目前已经发现了杨氏家族10余人的墓葬。最早的一座，是十三世土官杨粲墓。这是一座大型石室墓，很早就被盗了，墓室里有非常繁缛、精美的石刻装饰。1957年进行考古发掘，腰坑里出土了2件铜鼓，是铜鼓八大类型里“遵义型铜鼓”的标型器。杨粲大约死于1230年代，他是杨家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文献记载杨氏“十三传，至粲始大”，他的一系列改革决定了杨家的整个走向，他是实行全面汉化的一个历史性人物，他的墓葬也是目前发现的最豪华、规模最为宏大的杨家墓葬。
2014年，在修建中桥水库的过程中，考古工作者在遵义新蒲发现了杨粲的儿子杨价夫妇合葬墓。这一墓地里有一座已知的墓葬，是杨应龙之父杨烈及其妻子张氏的合葬墓；杨烈墓右前方约200米开外，另有一座墓葬，因为离河更近一些，被称为“挨河宋墓”，该墓葬几乎被盗一空，过去一直被认为是一座宋墓，无人将其与杨氏土司墓葬相联系。但在清理这座墓葬时，在墓室外发现了记载墓主生平的墓志铭，确认墓主是杨氏第21世土司杨铿夫妇。墓志铭中还提到一条重要的线索，即杨铿葬在其祖先杨价墓的右边。根据这一记载，李飞他们在周边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勘探工作，并最终找到了杨价墓，“这是一座土坑木椁墓，里边葬的是杨粲的儿子杨价及其夫人田氏。因为从来没被盗过，这座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金银器。田氏头枕银质枕头，头戴金凤冠，并有黄金覆面，十分奢华。男室和女室的头部，各有一个头箱，里面摆满了金银器，其中一部分正在省博三楼展厅展出，一部分还在修复过程中。”此外，在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遵义高坪发现了杨文墓。这是一座三室石墓，中间葬的是男主人杨文，右边是妻子田氏，左边的小墓是他的妾，是一夫一妻一妾的格局。杨文墓前发现了杨文神道碑，碑文记载，公元1257年的时候，一个叫吕文德的南宋官员因为抗蒙战争的需要，来到播州，跟杨文见了面，两人商议一起置一城以为播州之根本，“于是筑龙岩新城”。“'龙岩新城’就是龙岩囤，就是海龙囤。”李飞说。
他说，通过近七十年的考古发掘，《杨氏族谱》中记载的杨氏世系，从杨端到杨应龙的三十任土官中近一半人的墓葬已经被发现，“最早就是十三世杨粲墓，也就是说杨粲之后的杨氏诸祖是可靠的。”
三、见证土司制度的兴与衰
李飞他们根据《杨氏家传》等文献及相关考古发现，整理了一张“播州杨氏世系表”，表中的十三世杨文是海龙囤的缔造者，三十世杨应龙重建了海龙囤，并很快毁于播州之役的战火。那海龙囤因何而建？李飞在讲座现场做了历史的还原——
“公元1235年到公元1279年间，南宋和蒙古发生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打了近半个世纪。当时南宋的都城在临安，即今天的浙江杭州。蒙古军队采取了由西而东迂回包抄南宋的战略，突破长江而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这就是所谓的'斡腹之谋’，使得川渝一带成为首冲之地。早在淳祐六年（1245），余玠主持四川防务，当时统领播州的杨文向余玠提出了'保蜀三策’：在川北驻军，经理三关，拒敌于门户之外，此为上策；在各路险要处，筑山城进行阻击，此为中策；以长江为天险进行防守，江北则任敌往来，此为下策。余玠最终采取了中策，在四川遍建山城进行防御，并听取了播州冉璞、冉琎两兄弟的建议，修筑了合川钓鱼城。
“随着蒙军的推进，防御重心渐次西移。宝祐五年（1257）以播州根本，筑龙岩新城。与此同时，朱禩孙在四川宜宾筑凌霄城（1255），史切举在重庆南川筑龙岩城（1256），谢昌元在湖北恩施筑柳州城（1259）。此外，今遵义境内还有养马城、桐梓鼎山城（1258）等。这些城池均分布在长江以南地区，且是在蒙军攻破大理的1253年之后修筑的，均是用以抵御突破长江防线的斡腹蒙军的，因此均是'斡腹山城’。
“综合起来看，海龙囤是在蒙军突破长江、占据云南（1253），斡腹东进的背景下，南宋朝廷与地方土官联合修建的抗蒙山城，由于防御的重心是斡腹蒙军，故可称'斡腹山城’。它是以南宋都城临安为中心的层层防御工事中的一环，因此是一个国家防御工程。”李飞说，“考古发掘揭示，海龙囤上目前仅有南宋晚期和明万历时期遗迹，中间时段的遗存暂付阙如，表明入元之后，到明代早中期，海龙囤可能处于荒废状态，直到万历年间杨应龙的大规模重建原本用来抵御蒙军的城堡。”何以如此？
李飞认为有主观和客观两大因素：客观因素是，土司制度的后期弊端显现，且改土归流已是大势所趋。贵州在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建省，就是废除了思南、思州两土司，同时在贵阳设立贵州布政使司，实际上就是一次改土归流的活动；主观原因是，公元1595年前后，最后一任播州土司杨应龙行为不端，与辖境内的小土司以及川黔两省政府势如水火。至迟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杨应龙启动了大规模的重建山城的活动。根据文献记载，杨应龙修筑的山城不少于17座，除海龙囤外，还有养马城、养鸡城、望军囤、龙爪囤等，海龙囤是中心，也是最为坚固的堡垒，所以在最后的关头，杨应龙退守海龙囤。“可以看到，海龙囤前身是一个国家防御工程，到了明代它性质完全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一个地方土官和中央王朝对抗的大本营，成为一个地方性防御工程。”随着万历三大战役的“播州之役”的打响，海龙囤最终被明军攻陷，杨氏一族在播州700余年的世袭统治宣告终结。次年，播州被分为遵义、平越两府，开启了流官治理的时代。
“海龙囤所揭示的，有土司对国家的认同，也有对中央王朝的忤逆。如今，海龙囤成为一处世界文化遗产，是土司制度的重要见证和载体。”李飞说，海龙囤这本无字之书，还有许多细节，有待进一步挖掘。
编辑：郑文丰
编审：肖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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