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的大槐树

去单位对面的村子，遇着一棵大槐树。这槐碌碡般粗，十来米高，满头突骋着虬枝。

后来，又去看了几次，一来二去，和住在一旁的主人便熟识了。主人是位婆婆，六十来岁，很健谈。她说，我嫁到这儿时就有它······要是爱吃，等开花了，就来够吧。我说，大娘，不是那样的。婆婆就笑。我也跟着笑。

我的意思是说，之所以对这株槐很在意，是因为它极苍老极伟岸，和我心里的一棵大槐树像极了······

清明才过没几天，那棵大槐树就活泛了。嫩芽儿、粒穗儿、冠子花儿，次第露头、挂串、飘雪。奶奶把树上够下来的槐花焯好，加了扁豆焖炖吃，是暄腾腾的豆腐菜；掺地瓜面或棒子面蒸窝窝头吃，是饭；如加了粉面子，滑溜溜的，绵软润口，这是在喝槐花疙瘩汤。那时我还小，但青黄不接的四五月份，也得跟着大人这么吃。

夏天里，大槐树青枝绿叶，像一块绿意恣肆的田畴，像酷热里嘭地一下撑开的凉棚。家乡人粗犷，晌午饭爷们儿爱端着个大海碗，啃着包满辣椒皮的煎饼，吃着遛着，遛着吃着，碰着人多，大树荫里一蹲，人就包在绿莹莹凉涔涔的光影里，哪还有半点暑热？说来，村里大树是不少，但和我家院门口的大槐树比，旺气显然不能并论：宽敞、亮堂不说，仅数不尽的清凉，不生蜇人的虫豸，就没法比。村东村西，南头北头的，只要跨出门槛，鞋底就像抹了猪油，多半会哧溜到这里。

却有那么一年，说是要搞什么大干快上，要把长得慢的槐树都刨了，栽长得快的钻天杨。生产队的刨光了，便刨私人的。有公社的干部来说，大槐树是咱大伙乘凉的好地方，可树头遮了亩把地，得栽多少杨树啊，也得刨。奶奶和他们理论：“要吐花哩，刨了它，贱年吃啥好？”对方笑，说：“老人家，这就不对了······咱正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瞎腰吊膀的丑疙瘩，能给咱共产主义建设添砖加瓦？没几年就共产主义喽，想吃什么有什么，愁个啥？”奶奶想争几句，那人手一摆，连理也没工夫讲了。结果，晌午头的时候老槐树便被腰斩了。

年后的春上，队里分的粮食不宽绰了，自家在山坡里偷的点棒子

和豇豆也要见底，人人都得勒住裤腰带。搁往年，秋季歉收了，来年有槐树救饥，这回却指望不上了。槐树给刨得一棵不剩，能指望的，只有地里的蓟蓟芽和荠菜了。奶奶厚道，她拿出三麻袋从那棵被腰斩的槐树上捋的花粒儿，踮着小脚这家一簸箕，那家一箢箕，剩下小半袋才算自家的。蒸的窝窝头，贴的锅饼子，虽说散得拿不成个，毕竟还是省下了不少口粮。

奶奶的最后几年，很少和人说话，时常望着院子一角的半拉槐树身子发呆，流泪，念叨：“活生生的一个人，说走就走了······”

对于奶奶来说，它不光是一棵树，更是救命的恩人。

婆婆叫我，问想什么呢？我说，如果能够绿长在、人不老，那该多好。

作者：丁兆如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