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县作协主席王琪打电话问我忙不忙，我说，我一个退休人员能忙什么啊。他说兰州晨报记者要到磐安采访几个地方，要我和他一起陪同去一下，有些情况让我介绍一下。
大约10点多，我们从县城出发，考察采访地点是定天公路甘谷至磐安沿线的石作庶纪念馆、朱圉山、雪岩寺、永宁镇遗址、毛家坪秦文化遗址、刘家墩元代大榆树。这几个考察点，只有雪岩寺我从来没有去过，虽然每次路过的时候都有萌动去看看的想法，但是这么多年来竟然一直没有成行，可见人一旦有了一个想法，就要立即付诸实施，要不然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到垂垂老矣仍然只是停留在想法的阶段。这次陪同记者采访，倒了却了我去雪岩寺看看的心愿。
雪岩寺在三十铺村南的雪岩山的半山腰，这里山势奇险，悬崖万丈，壁立千仞，似刀削斧劈，矗立在三十铺村的南边。在山下仰望雪岩山，可以看到悬嵌在山腰的石窟洞穴，以及在石窟间修建的小寺庙，整齐地一字排开，不由人发出“噫吁戏危乎高哉”的感叹。
我们同行的八个人，兰州来的客人晨报记者小周和司机，县委宣传部四人，副部长王慧敏和两个干事一个司机，我和王琪。宣传部干事李小哲是我的磐安同乡，家就在四十铺南面的玉皇殿村，距这里十多里路，据他说小时候在距离三十铺一里路的杨家庄初中念书时，经常到雪岩寺一带玩耍。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到雪岩寺的山脚下，首先走到一座新修建的玉皇大殿。大殿背靠雪岩山，坐南向北，巍峨壮观，油漆鲜亮，看似刚刚竣工，大殿门上锁，不知道玉皇大帝的像是否已经塑好。玉皇大殿屋脊上是双龙戏珠和螭吻的脊兽，屋脊中间的圆珠正对着雪岩山主山位置。屋脊的上面就是雪岩寺，在悬挂半空的雪岩寺映衬下，大殿更增加了恢弘气势，并形成一幅层次分明的画面。在我的眼里，这个大殿可谓得天独厚，占据了这里最好的风水，不知是那位风水先生勘定。我问小哲，过去这里有没有玉皇大殿，他说没有，这是新修建的。
玉皇大殿的西边，还有一个寺庙，里面两教合一，既有佛教也有道教。这就是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系列采访报道里面介绍的访问胡宗南的白石寺。看庙宇的建筑，也不像是旧时庙宇，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建筑。正殿大雄宝殿门口的香炉里，满满的灰烬告诉我们，这里的香火是很旺的。不知道原来的白石寺仅仅是山麓下的这座寺庙，还是包括半山腰的洞窟寺庙。由于山下和山上的寺庙都没有人，我们没有搞清楚。只好留待以后再去考察了。这座寺庙大殿也是背靠雪岩山，大殿门是锁着的，看寺庙内的情形是有人居住，但是我们进去的时候没有人，只好悻悻而出。
白石寺大殿的西侧有一条羊肠小道，是通往山上洞窟的唯一通道，曲曲折折从山下蜿蜒而上，通向半山腰的雪岩山石窟，从这一条小道推断，山麓白石寺应当和山上的洞窟寺庙是联为一体的。雪岩山洞窟的险峻，使它成为古代冷兵器时代避兵乱匪患的最佳场所，据清巩建丰《伏羌县志》载：“永新、雪岩、近泉三洞，在邑西三十里，地皆峻险，穿石穴居，前人避兵于此。”可见这里既是附近村庄的人们寄托信仰存放灵魂的宗教场所，也是具有实际使用价值的避兵乱匪患的地方。
1935年冬季，胡宗南选择雪岩山下面的白石寺作为他的指挥所，是否登上或者居住在山上的洞窟？我想，如果是夏季，完全可以居住在山上。在山上的寺庙里凉爽而又安全，山洞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形势。但是到了冬季，就不适合在山上居住，因为寒冷和冰雪会使小道难以通行。
从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的著名报道中，我们得知胡宗南是在1935年10月从松潘移师三十铺雪岩山白石寺的，据说就在山麓的寺庙居住。
胡宗南(1896-1962) ，字寿山，原名胡琴斋，汉族，浙江镇海人，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黄埔一期毕业生，号称“天子门生第一人”，是蒋介石最宠爱、最重要的军事将领，其一生历经黄埔建军、东征、北伐、内战、“剿共”、抗日战争，直到1947年指挥进攻占领中国共产党的首府延安，转战西北，官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成为手握几十万重兵、指挥几个兵团的二级上将与名震一时的“西北王”。1950年兵败后去台湾，曾在大陈岛指挥沿海游击部队。历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总统府”战略顾问等。1962年2月14日因心脏病病逝。
我们不妨追述一下胡宗南当时为什么带领部队驻防甘肃。
1935年4月底，经过长途跋涉，暂时甩掉了追兵的中央红军到达金沙江岸。红四方面军也从川陕根据地向西前来与中央红军汇合。中央红军计划迅速渡过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
国民党军方面，除了地方军阀及尾追中央红军的部队外，曾多次围剿红军的胡宗南指挥27个团的兵力前来这一地区围剿红军。双方在川西北的松潘地区形成对峙，这就是胡宗南围堵红军的松潘防线。
松潘县地处川西北高原，岷江、涪江的上游，岷山中段。松潘的西邻是一望无际、数百里不见人烟的大草地，其间布满沼泽，东邻即为岷山的主峰雪宝顶，海拔5588米，峰顶终年积雪。地理上都是无法行军的地区。而国民党军的军力部署上，东面是派系庞杂的川军，虽因屡遭红军重创而观望不前，但也是不可轻视的拦路虎。南面是长途尾追疲劳不堪的国民党军薛岳部，如果红军转回头去，这些中央军也会以优势兵力给红军造成致命威胁。只有挡在北面的胡宗南，虽然他的主力还未全部到达，但如果占领有利地形，完全可以给红军造成毁灭性的威胁之态。
此时胡宗南分析：在此地区堵截红军的最重要地点，就是北面的平武和松潘两镇。特别是松潘，是红军经川西北上甘肃的咽喉，红军若要北进必须走松潘通道。毛儿盖居于松潘城以西50多公里，是松潘大草地的门户与屏障。这里是两座东西相对而望的大山，中间是一条宽20至30米的小河。得之则全盘皆活，失之则满盘皆输。
占领了两重要据点后，胡宗南开始部署松潘通道防务，他一方面派兵前出镇江关一带，据守岷江东岸，与红军对峙；一方面派出一个加强营守毛儿盖。
6月初，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达维会师。此时红军方面总兵力达十万人之多。长途跋涉，苦战疲惫不堪而来的中央红军得到了红四方面军的物资支持。在休整之中开始恢复战斗力。6月2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决定》。6月29日，中革军委拟定《松潘战役计划》，准备利用胡宗南初到松潘、主力尚未集中、碉堡尚未完成的时机，消灭胡宗南部，控制松潘。按此计划部署，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率4个团于阳江东岸、控制北侧茂县一线阵地，阻止和钳制川军，吸引胡宗南部南下；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各率一部分部队路经黑水、芦花北进，出毛儿盖，迂回松潘。
胡宗南在松潘通道上早已深沟壁垒，严阵以待。国民党的各路大军，从四面八方形成铁壁合围之势，在并不宽阔的抵御内，集中了国民党200多个团的大军，川军方面是刘湘的50个团，刘文辉的15个团，追兵方面是薛岳130个团，挡住去路的胡宗南的27个团，恃险固守松潘通道。
在此形势下，红军发起了攻占毛儿盖战役。而胡宗南对毛儿盖的疏忽造成他整个战役的失败。
当初，胡宗南派出营长李日基率一个加强营守毛儿盖时过分相信藏族土司提供的报告，认为松潘大草地是插翅难过的死亡陷阱，他自己由于没有通行的军用地图，看不出毛儿盖的真实地形，也没有没有亲临毛儿盖勘察，了解毛儿盖的真正战略价值。只是命令该营“搜索、警戒、打游击”，指示李营长：“能打不能打由你自己做主，不要向我请示。”对毛儿盖的布防是胡宗南有意而为还是疏忽，我们不得而知。
毛儿盖位于大草原的南部边沿，离松潘城约250华里，是块平坝子，居住着一些藏族农牧民，西山坡上有座坚固的喇嘛庙。李日基到达后立即发现毛儿盖地区的重要战略价值，他发电给胡，表示要固守毛儿盖，最少要一个团的兵力才能守住。胡宗南于是再派一个副团长带一个营进一步到毛儿盖了解情况。这位贪生怕死的副团长到达之后却认为毛儿盖是块死地，于是笼络了被胡宗南派往阿坝联络藏族土司途经毛儿盖的师部参谋，请其暗中帮忙。这位“钦差”回松潘后禀告胡宗南：“守住毛儿盖至多一个营就行了。”于是胡宗南受这些部下的蒙蔽，调回了这个营和那位副团长。
攻打毛儿盖，红一与红四各出动了一部兵力执行进攻任务。红军虽有优势兵力，但是胡军以逸待劳，凭险据守，在装备火力上又占有优势，使红军打得相当艰苦，前后一共打了8天，红军才于7月16日攻占了毛儿盖。在战况最为激烈的时候，李日基连续向胡宗南发出求援电报，胡宗南怀疑是红军玩的是“引蛇出洞”、“围点打援”的老战术，故而一律置之不理。一直到李日基弹尽粮绝的时候，胡宗南才下令撤退。李日基带着百余残兵逃回松潘。
此时，胡宗南依然认为，胡军守住了松潘，扼住了川甘咽喉，红军仍然会陷入重围；毛儿盖只他的一个加强营就坚守了8天，足以说明红军转战万里，已成了强弩之末。而蒋介石也认为，几十万国民党军将红军追击了大半年，马上就要修成正果了。这次胡宗南抢先一步占领了松潘城，已将红军逼入了绝地。于是，蒋在大小军事会议上对胡宗南赞赏有加。
实际上毛儿盖的丢失，给了红军一个脱离险地的机遇。
红军占领毛尔盖后，开始攻打松潘。松潘城小而坚固，城外有山可做制高点，易守难攻。胡宗南听当地藏族土司说：“自包座以北，尽是荒无人烟的沼泽地，就是鸟儿也飞不过去。只要守住松潘，保险可以堵住共军。”既然包座方向是如此情况，他立刻迅速收缩兵力至松潘城内外准备顾守。
攻打松潘的部队是林彪的红一军团和许世友的第4军及红30军，自７月下旬起，红军从几个方向对松潘外围守敌发起进攻。但胡军顽固抵抗。在松潘以西的羊角塘，红一军团与胡宗南的廖昂旅激战，凭借碉堡工事和优势的火力，使红军难以前进。红4军与胡军的丁德隆旅对阵，丁旅挡不住红4军的猛烈攻击退到离松潘城十几里的牦牛沟。此时胡宗南硬着头皮顶住不逃跑，还把指挥部移到前线山上，亲自坐镇。红军攻打了十天，没取得大进展。由于缺粮，红军攻击部队每日一干一稀两顿饭，肚子填不饱，冲锋没力气。一边作战还要一边筹粮，还怎么打仗？再有，红军长征以来，重武器都丢光了，只有步枪和很少的机枪，在碉堡面前无计可施。强行攻坚只能白白牺牲战士的生命。
面对这样的情况，红军总部下令停止进攻，将部队撤回毛尔盖。原订的松潘作战计划实际上无法再实施。
其实，胡宗南的日子也不好过。胡军到松潘后，多数人水土不服，吃当地产的青稞就泻肚，从400里外的江油雇挑夫向松潘运粮。道路艰险，运力有限，不能满足部队的需要。胡宗南下命令说：“上至长官下至士兵，每天只吃一餐。”于是全军勒紧裤腰带。当红军到来时，究竟能否守住松潘，胡宗南也没有把握。想不到抵抗了几天，红军居然主动撤离了。
此时胡军在松潘地区的漳腊、龙虎关、包座一带集结了4个师；东面的川军已经占领了整个岷河东岸及西岸的理县，刘文辉的部队已经赶到懋功并向抚边前进，薛岳、周浑元部集结于雅州。蒋介石判断红军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横跨草地，走北出陕、甘这一步棋。
8月下旬，杨成武率领的红军先遣团出发进入草地。
红一，四两方面军混合编组为左、右路军分别北上。右路军先头部队从毛儿盖向班佑开进。
为掩护红军的侧翼安全，红军出发时派出一支部队猛攻胡军的松潘防线的前出阵地镇江关。双方在战斗中均有重大伤亡。胡部一度向松潘撤退。双方在松潘城的白塔山阵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胡宗南急调二线部队加入战斗。数日红军主动撤退，向草地深处飘忽而去。
右路军各部队在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后，经过了七天的行军，奇迹般地走出了沼泽草地，分别到达川甘边境的班佑、巴西地区。班佑以东的上下包座，是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地。此前，胡宗南已经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在包座南北的大戒寺、求吉寺据险防守。
当杨成武的先遣团到达班佑地区的消息传到胡宗南耳朵里时，他甚至认为是自己听错了，之后是急调第49师就近驰援包座。8月底，徐向前指挥红30军全部和红4军一部发起包座战役。作战两天歼灭了第49师5000余人，缴获甚多，打开了红军北进的通道。胡宗南得到第四十九师全军覆灭的消息，据说魂飞魄散，一时竟目瞪口呆，将自己反锁在屋子里，踱步徘徊，几成颠狂之状。至此，胡宗南坚守的川甘交界的松潘通道，形同虚设，对红军已经不起任何作用。
松潘“围剿”失败，到10月间已经天寒地冻，胡宗南军队继续留在松潘已无任何意义。经蒋介石同意，他率领国民党中央陆军第一师沿松潘通道进入甘肃，蜗居甘谷县西三十铺进行整补。胡宗南损兵折将，不但没有被老蒋惩罚，反而升任军长。一个将领打了败仗，不但不惩处还官升一级，不能不说是蒋介石用人的失误。这应该也是导致他丢失大陆的重要因素。胡宗南松潘的败仗，无疑影响了中国以后的历史走向。网络上有消息说胡宗南是中共秘密党员，不知是以他一生作战经历而推断臆测还是真有其事。不过从胡宗南一生的作战经历完全可能让人得出这个结论。这次松潘之战在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竟然被长途跋涉的疲惫之师打得丢盔卸甲，结合后来率25万大军与毛率的2万西北野战军在陕北周旋1年，屡吃败仗，到后来在三年内战中几十万军队打光，不战而弃西安，逃离陕南，丢失西北，又在川西全军覆灭，丢失西南，只身逃亡台湾等等经历来看，胡宗南作为将军是很失败和耻辱的，但是如果作为间谍，则是非常成功的。
胡宗南为什么不去县城，而在雪岩山麓的白石寺做为他的司令部，让人费解。三十铺村里有一个传说，说胡宗南因为一只白狐狸招手而居住这里的。
据说，1935年深秋季节，甘谷县政府已经接到上峰通知，胡宗南要驻防甘谷，县政府不敢怠慢，专门为胡宗南腾空了小学的校舍做司令部。胡宗南率部从松潘进入甘肃的岷县，经过漳县、武山进入甘谷，路过雪岩山的时候，忽见山上有只目光炯炯的白狐，站立着伸出两只前爪向他召唤，这种白狐狸他从未见过，而狐狸竟然向他频频招手更让他大为惊异，他马上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就地休息。他自己则带着警卫立即上山，去寻找那只神秘的狐狸。然而，白狐狸却消失在山上，再也看不到它的踪影。他惆怅地站在山下，决定就地宿营，不再去县城。他传令部队就地宿营，师部就设在白石寺，在白石寺一住就是一百天时间，直到因腹疼病前往西安治疗离开。这个传说是否真实我们不得而知，我是不相信这个传说，认为胡宗南不去县城而居住在这里，过一种苦行僧的生活，有演戏的成分，也有以苦惩罚自己，责备自己的因素。胡宗南的轶事，至今是这里老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例如说胡宗南相貌堂堂，一表人才。他喜欢文艺，他的兵都会些文艺活动，尤其擅长踩高跷。胡宗南与当时众多的国民党要员不同，不仅自己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也十分痛恨自己的部下贪污腐败，生活糜烂等等。
胡宗南部队在甘谷修整了四个月，一直到第二年2月撤离。在12月5日，以《中国的西北角》系列报道闻名中外的著名记者范长江，冒雪从天水赶来甘谷采访。范长江见到他时，据说为这里的环境恶劣而大吃一惊。据报道，当时这座被称为师部的破庙（今雪岩山麓白石寺）早已破败不堪，四面通风不说，庙内陈设极其简陋，更没有火炉、火炕等取暖用具。胡宗南单衣单裤，手脸额耳裸露部位均已冻起无数冻疮，然观其神情，却依然鹰扬虎视，猛志常在。
这里我们看到范长江描述一个败军之将是“鹰扬虎视，猛志常在”，是文人的溢美之词还是胡宗南在松潘失败后心中真的毫无愧疚之心呢？我想如果胡宗南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他应该感到愧疚，如果他是一个间谍，那当然应该有成功的喜悦。
据范长江报道，当时胡宗南在寺前树林里扫开的雪地上，放了几位砖头作为座位，接受了范长江的采访。范长江困惑地提问：“人生究竟为的什么？”胡宗南笑着避开这个问题没有直接回答，却滔滔不绝，眉飞色舞地说起他的部下，某个排长如何，某个中士如何，某个下士又如何。这时候的范长江，虽然还没有到延安，正式加入共产党，但是在思想上已经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西北角》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红军的宣传和褒扬。胡宗南失败而放过红军，在范长江来看，当然是值得敬佩的。1936年初，《大公报》天津版连载的长篇通讯《中国的西北角》中刊登了范长江采访胡宗南的这段经历，从此，全中国，甚至海内外都知道在中国的大西北，有这么一位“使人有点茫然”的国民党中央军将领，胡宗南第一次扬名天下，雪岩山也因为胡宗南在这里曾经驻防而受到世人关注。我怀疑，胡宗南以苦行僧生活是有意而为，以肉体的自我摧残一方面争取舆论的同情，也可以博取“校长”的青睐。果然，在严寒的作用下，胡宗南患了腹疼病，历月不愈，终于躺倒在了破庙中。这不正是他所想要的吗？果然，蒋介石闻讯，当即派军事参议院参议，胡宗南的黄埔一期同学冷欣，带着南京的“御医”飞西安转甘谷进行诊治。后经医生与冷欣劝说，并由蒋特批病假一月，赴南京治疗。11月，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胡宗南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政治，有时候就是演戏，胡宗南也算一个不差的演员。
白石寺出来，我们向山上的洞窟攀登。
山路陡峭，从大城市来的周记者爬山攀登这样的小路显然有点不适应，她走得很慢，我们只好等她。经过约二十多分钟的攀登，终于到了雪岩寺。山上清幽，寂静无人， 回望山下，只见三十铺民居错落排列在公路两旁。定天公路像一条彩练舞动在秋天金色的渭河河谷。雾霾使美丽的渭河川道迷迷茫茫，甘谷的金腰带在迷茫中失去光彩，远眺对面的北山，从一片朦胧的迷雾中隐隐可见山的轮廓。如果不是这雾霾，站在这里，看渭河两岸风景，该是一幅让人心旷神怡的美丽画卷。
当进入雪岩寺的第一道门，有水泥墙面雕刻的一幅对联，虽然雕刻粗糙，但是内容却恰如其分地表现了雪岩寺防御堡垒和宗教信仰的双重功能：此是仙人之旧馆，普为群生作干城。横联永安。雪岩寺 被毁于何时，由于寺内无人，我们不得而知，按照许多寺庙的情况，应该是在文革时期。这幅对联显然是重修雪岩寺的时候按照原来的对联内容刻到寺门上的。按照建筑风格，应当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初期的建筑。寺门是一个穿堂而过的亭子，里面又有一首对联：梅召春光兰遣夏，菊呈秋色竹凌冬，落款已经模糊不清，不知道是那位的书法作品，亭子里面有一个洞窟，可惜门上锁，不知里面供奉的是那位神灵。
再行数十米，就到达雪岩寺最大的建筑，一个两层楼阁，根据楼阁外雕塑的一匹枣红马可以推断，这里应该是供奉关羽的关帝庙。这个楼阁显然也是重建的，原来的建筑是什么样子已经不得而知，
过了关帝庙，前面的一个洞窟也修建了一个小寺庙，洞窟的门也锁着。
三个石窟，我们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是巩建丰说的“永新”，哪一个是“雪岩”，哪一个又是“近泉”。其实，这里的洞窟不止三个，就在这三个洞窟的上面还有两处洞窟，从下面望去，泥墙虽然一块块脱落，但是可以看出，泥墙抹涂得很细腻，表现出当年的居住者对生活的热爱和一丝不苟的态度。在三个洞窟之间，也有凹进去的浅洞。在这些洞窟中可以看出烟熏火燎的痕迹。虽然表面经过岁月的侵蚀变得坑坑洼洼，但从那些被熏黑的洞窟壁上的石岩仍然可以看出古代在这里逃避兵灾匪患的人们曾经的生活痕迹。这些浅洞窟的上面，隐隐可见遗留的一些小洞，应当是过去搭建石窟檐的遗迹。
我们从雪岩山石窟下来的时候，已经是十一点半，于是驱车前往磐安镇就餐。
这次寻访胡宗南驻防过的雪岩山白石寺，虽然不是远方，却是一次自由而美好的旅行，因而不能无诗。为了这次旅行，做五言律诗一首以作纪念：
访雪岩寺
山寺寂无人,洞窟锁财神。
春梦寻仙舍，秋云拂客尘。
一川收眼底，半空喜清新。
千古闾阎事，谈论佐馔珍。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