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经方与时方的区别。一直以来,时方占据着中医学的主导地位,而经方则被束之高阁,人人都说经方好,但是真正用经方的医者却寥寥无几,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局面?个人以为主要在于很多人读不懂经方,不会用经方,不敢用经方。那么什么是经方?什么是时方?经方与时方究竟有哪些区别呢?
关于经方的定义至少有三种:
1.专指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的方剂。如麻黄汤、桂枝汤、小柴胡汤、白虎汤、四逆汤等等。
2.指汉唐以前的方剂。包括孙思邈《千金方》、王焘的《外台秘要》、《小品方》等。
3.指经验方。即临床用之有效的方剂。
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经方主要是指《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的方剂。
经方强调方证相应,有是证用是方。如“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出现呕吐和发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小柴胡汤。经方的理论体系是从临床实践中摸爬滚打总结出来的,是先有临床,然后再上升到理论,更加符合临床实际情况。例如桂枝汤为表虚证,麻黄汤为表实证,白虎汤为里热证,承气汤为里实热证,理中汤为里虚寒证等等。而时方是先有理论,然后临时组方,例如,辨证为风寒袭表证,可以用荆防败毒散,也可以用参苏饮,或者医者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自己组方,这种方式看起来非常灵活,实际上学习起来很难去把握,方剂的加减是根据症状来的,随意性很强,例如辨证为脾虚食欲差,可以用山药、莲子,也可以用白术、茯苓、薏苡仁。经方是从方到理论,时方是从理论到方,经方的理法方药是同时进行的,而时方是理、法、方、药依次进行,经方的理法是贯穿隐含在方剂中,而时方是在具体的理论下先确定治法,然后再组方,然后再加减药物,时方的理论框架看起来很完美,实际上有些并不符合临床实际,因而常常遭到质疑。例如有肝阴虚,为什么没有肝阳虚,有脾阳虚,为什么没有脾阴虚,为什么肾只有虚证,没有实证,按照五行相克,土克水,如果土的功能过强了,会不会克到肾水引起肾虚呢等等。
经方与时方的不同还体现在疗效上。从临床治疗的效果看,时方的整体疗效比较差,这也是为什么老百姓生病了不愿意看中医的根本原因,而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中药煎煮麻烦、中药难喝。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喜欢上中药,这一点就能充分说明问题,只要中药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多难喝的中药也能喝下去。说吃中药比较慢的,往往指的是时方,经方很多时候可以达到一剂知,二剂已的神速,时方的疗效慢,经方的疗效快,立竿见影!
经方对药物功效的把握主要依据《神农本草经》,而时方对药物的理解则依据《本草纲目》等后世本草著作,现在则主要以《中药学》教科书为准。对于同一种中药,经方理论体系和时方理论体系的认识和解读是不一样的,例如桂枝,经方认为其功效为治疗气上冲、解表,时方认为桂枝温经通脉、解表散寒,经方认为黄芪能固表治疗表虚引起的自汗出,时方认为黄芪大补脾肺之气,升阳举陷,经方认为柴胡治疗半表里的热证,时方认为柴胡疏肝解郁、解表退热升阳。理论体系的不同,造成了对于中药功效认识的差异。
经方的药物绝大多数为常用药,很容易获取,而且价格相对便宜,大多数人的经济情况都能承受,如白术、茯苓、桂枝、麻黄、葛根等等。时方的药物范围很广,有些药物价格昂贵,还有一些药物很难找到,属冷备药材,一般的药店不备,有些药只有某些地区才有,例如犀角、川贝母、麝香、鸡屎藤、藤梨根、牛大力、白英、重楼等等。
经方运用时很少加减,加减药物常常在三味药以内,而且加减药物有严格的依据。例如桂枝汤证同时兼有项背不舒服的加葛根,兼有汗漏不止的加附子,兼咳喘的加厚朴杏仁。而时方加减非常频繁,药物的选用很不固定,随意性强,若不是悟性高者,一般难以掌握。
那么能否用经方的理论体系去解读分析时方呢,答案是肯定的,经方体系是从临床实践中提炼出来的一套理论,更加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虽然并不完美,但却是实实在在的临床总结。经方理论体系就像一杆标尺,不仅能分析时方,其他各流派的方子都可以去分析,只要是符合客观规律的,都是正确的。
经方与时方本不应该成为讨论的焦点,经方也好,时方也罢,能够解决临床问题的方都应该是好方,但是,当深入思考和对比后,发现经方和时方有着诸多的本质的区别。如今,国内掀起了学习经方的热潮,为什么大家要从一直占主导地位的时方转向经方,确实需要中医人静下来思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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