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证求因﹣﹣大黄牡丹汤证
概 说
非常感谢黄煌教授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共同探讨一下中医博大精深的根源之所在。中医根本的内涵在哪里？我觉得学习中医就要首先解决这个问题。
我曾经在没退休之前向校领导多次提出，让千军万马通过高考独木桥、带着满脑西方科技知识的学子走进南中医以后，首先应该是先改变一下认识，把西方的认知论转换到东方的认知论，这样才能和所学的学科相匹配。
我觉得一个学科之所以能存在、能生存，和它的基本属性是分不开的。没有一个基本属性这个学科将不称其为学说。要消灭这个学科，要边缘化这个学科，根本就是把它的属性点加以改变，而不是其他。权力是没用的。我觉得这个方面在中医界长期以来都是个大问题。
正好黄煌教授要我来讲讲，大黄牡丹汤是我们外科常用的，我在教学过程中也体会到，这张处方里蕴含的中医基本属性和核心内涵是非常明显的。我将通过这个方子来阐述关于中医核心思想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来学习经方。
今天有两个主题词，一个是审证求因，一个是大黄牡丹汤。我们大家交流，有不对的地方欢迎讨论和批评。
一、中医学的核心内涵
病机的主体地位及其“审证求因，审因论治”的构建过程
根据大量的资料以及古典文献，我认为中医的核心内涵就是病机的主体地位。病机是中医的灵魂，是中医有别于西医的最根本的一点。西医的灵魂是病理。
西医的病理和中医的病机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而是应该非常友好，看你怎么处理好，绝对不能用病理的概念去替代病机的演化。所以说对于中西结合，我认为是不可能的，病理和病机怎么结合呢？这里面不要加上政治因素，这没意思的，我们单看学术。
但是不要用病理来否定病机，也不要用病机去否定病理，这都不对的，这是门户之见。
病机的构建过程是通过什么方法呢？“审证求因”是一个认识论，通过这个方法去构建病机。这一命题的前半段是核心思想，后半段是方法论，哲学基础是系统科学。
提出病机理论者当首推《黄帝内经》。我认为，关于病机讲得最好的是《素问·至真要大论》篇第七十四，篇幅虽长，但从五运六气的角度去阐述风寒暑湿燥火之六气和整个人体的变化，讲得非常好。
帝曰：善。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经言盛者泻之，虚者补之，余锡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余欲令要道必行，桴鼓相应，犹拔刺雪污，工巧神圣，可得闻乎？岐伯曰：审察病机，无失气宜，此之谓也。
这段论述了正常的六气之变，就是异常的六气，异常的六气是从正常的六气转变过来，它是导致疾病的因素。黄帝说，医生用了我赐的方药，能得到很满意的疗效。“犹拔刺雪污”，意思是刺扎入肉中深感疼痛，把刺拔掉以后马上就不痛了。身上被污秽的东西沾染了，“雪”字的意思是如报仇雪恨般彻底地治愈，以能迅速解除病人痛苦，这就叫做“工巧神圣”。
达到这一目的，首先要把健康水平恢复到天人相应的自然状况。所以说，这段讲得非常清楚了，就是说在治病当中，首先要根据天人相应的观点，从风寒暑湿燥火六气里面去联系疾病和大自然之间关系，然后得出一个要点、要道，就能治病。
何谓病机？
王冰：“病之机要。”
张景岳：“机者，要也，变也，病变所由出也。”
周仲瑛：“辨证应首重病机，病机为理论联系实际的纽带，是通向论治的桥梁。”
我觉得周仲瑛老先生在中医界最大的贡献，应该是在阐述病机理论方面。目前来讲他是第一人，没有哪个比他讲得更好的。特别是在临床中病机更显示出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病机具体而言是指：
能够规范相应治则和方药的中医临证思维之抽象。其内涵是一组相应的临床症候群。其方法是将客体的自然属性内化为患病人病机属性的象思维表现范示。具有整体、联系、动态、有序的系统论属性。
中医首先是个应用型科学，它的理论基础源于临证，所以说它一定是能够用的，不是拿来在口头上讲讲的；所以说它是一个规范相应的治则和方药的中医理论，不是抽象的。所以有了病机以后才有治则，有了治则以后才能成方，有了方后才能有药，这是一个整体。
它的内涵是从临床获得的，不是自己拍脑袋拍出来的。有些人在贬低中医的时候说中医就是靠想出来的、靠拍脑袋拍出来的。
我们东方思维是象思维，叫观物取象，得意忘象。医者意也，三意者两也。所以我们是象思维，西医是概念思维。
西医有诊断和鉴别诊断，不能有多种诊断。因此它就具有系统论的基本属性，系统论四大属性：整体、联系、动态、有序。这是生命科学最基本的特点。所以说中医在哲学范畴内是非常高端的。
病机的基本构成
病因：表象性、局部性、属性转化
病位：内藏性、整体性、藏府辨证
关系：表现为在动态中的联系性即交互性。
这是周老总结的。病因具有表象性，比如说像外科，红肿热痛是表象的东西，是局部性的，也就是一个块块，但是这个块块必须要进行转化，转化到病位（脏腑）上去，这个病因一定要落实到一个承载体上面，到底是肝胆湿热还是脾胃湿热，还是膀胱湿热，用的方都不一样，这就是脏腑辨证。
交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
--恩格斯《自然辨证法》
中医是最符合生命科学，人体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的巨系统，这个概念是钱学森提出的。钱老晚年非常衷情于生命科学，他是在搞系统工程，他认为在中医身上能看到系统论的思想光辉，而西医不是。
“关系”是中医的生命线，也就是我们说辨证论治，随证加减。比如说湿热是一个系统，那子系统是湿和热。系统都是由子系统构成的。湿与热的关系中，湿重于热是三仁汤，湿热并重甘露消毒饮，热重于湿王氏连朴饮。
如果说你只晓得湿热，只会用一个藿朴夏苓汤，那在临床上绝对是不能应付的。这样只能去拍脑袋，想到什么是什么，没有规范。
审证求因思辨观的基础是藏象学说。
藏像学说是黑箱理论的自发运用结果。
藏 -- 藏于人体内活的器官及其生命过程（内藏）
中医的特点是重视时间上的动态，西医的特点是重视空间中的静态，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叫“内藏”。
象 -- 内藏的生命过程反映于机体外部的功能表现
所以千万不要用“脏”来取代“藏”。
《素问》“六节藏象论” “五藏生成论” “五藏别论” “藏气法时论”，《灵枢》“邪气藏府病形” “本藏”等等。
审证求因的思辨观
藏象学说是病机的理论基础，首见于《素问·六节藏象论篇第九》：
帝曰：藏象何如？岐伯曰：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其华在毛，其充在皮，为阳中之太阴，通于秋气。
这段清晰地描述了基于功能态的以心肝脾肺肾为核心的五藏系统及其与四时自然之间阴阳变化的整体关系，这是中医学构建病机的朴素系统论基础，也深刻地反映出象思维方法论的特色。
“何为心”--“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者是也；
“何为肺”--“气之本，魄之处也，其华在毛，其充在皮”者是也。
视其外应，以知其藏，则知其所病矣。-- 《灵枢·本神》
象，形象也，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 张景岳
所以这种思维不光是中医的，在春秋那个时代就已经产生。经方的渊源和理论基础正是发轫于春秋而成熟于西汉。这是一个辉煌的时代，被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卡尔·雅斯帕斯( Karl Jaspers )称之为“轴心时代”。在中国就是著名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期。
《内经》作为这一时期的作品必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字里行间所张扬的批判、革新的风貌以及深入其中的临床实践品质，乃由其深厚的文化基因使然，这就是基于发生学原理的东方哲学内核及其象思维的系统属性。
比如《管子》，管子是齐国稷下学宫里最重要的一个学派，是中国唯物主义的发端。《管子·地数》：
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磁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
它以类似黑箱理论的反馈方式建立起中医象思维的认识论体系，其中最出彩的是《灵枢·外揣第四十五》：
合而察之，切而验之，见而得之，若清水明镜之不失其形也。五音不彰，五色不明，五藏波荡，若是则内外相袭，若鼓之应桴，响之应声，影之似形。故远者司外揣内，近者司内揣外也，是谓阴阳之极，天地之盖，请藏之灵兰之室，弗敢使泻也。
对此，《灵枢·本藏第四十七》一言以明之：“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藏，则知所病矣。”王冰在《六节藏象论》的注释中则曰：“象谓所见于外，可阅者也。”其实，《至真要大论》早已经典地运用了这一象思维的方法，其所载著名的病机十九条：“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寒收引，皆属于肾；诸气膹郁，皆属于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诸痛痒疮，皆属于心……”即为基于象思维的病机总结。
在这样的理论系统内，张仲景在论述“桂枝汤证坏病”时首提“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临证原则，堪为后世之楷模。据此，近代医家将其定格为“审证求因，审因论治”，作为病机构建过程的模式而被广泛地运用，在临证时这一模式被演绎为“司外揣内”“取类比象”“以譬尽意”的具体方法。
所谓审证求因就是在分析了临床症候群三大要素的关联性之后归纳出病机的思维过程。
所谓审因论治就是依据病机确立治则，依据治则选定方剂，依据方剂处方用药的临证过程，即：理法方药的统一性。
举例说明：
《灵枢·痈疽第八十一》是整个《内经》中唯一一篇外科文献：
夫血脉营际，周流不休，上应星宿，下应经数。寒邪客于经络之中则血泣，血泣则不通，不通则卫气归之，不得复返故痈肿。寒气化为热，热盛则腐肉，肉腐则为脓，脓不泻则烂筋，筋烂则伤骨，骨伤则髓消。不当骨空，不得泄泻，血枯空虚，则筋骨肌肉不相荣，经脉败漏，熏于五藏，藏伤故死矣。
什么是“寒”？
一般人都理解成是冬天的寒。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外科病毒发生在冬天吗？所以这个解释是不成立的。
在第二阶段热胜的时候，它的特点实际上就是红肿。红肿热痛的病机是寒化为热。寒和热之间是相反的关系，所对应的临床症候群红肿热痛的反面是不红或者微红，不肿或者微肿，肯定不热，有点痛或者不痛，绝对不会化脓的。
那个临床症候群的病机概括叫寒，也就是疾病初期。所以这个东西是应该把它看作这个疾病的符号，病情的符号，而不能把它实体化和数据化。
“脓不泻则烂筋，筋烂则伤骨，骨伤则髓消”，对此绝不能望文生义。当外科医生久了之后，知道原来的理解是不对的。首先“伤骨”是不对的，因为这是一个急性的过程，两三天，充其量一个礼拜，怎么可能在脓液里面看到骨头。能看到骨头的是急性骨髓炎。骨头要烂的话，最起码四周以上。所谓“髓消”，在脓里能看到骨髓吗？谁能看到？成年人的黄骨髓跟坏死脂肪有什么区别？小孩的红骨髓和血红蛋白和肌红蛋白有什么区别？谁能分辨？
所以这肯定不能望文生义，要是望文生义，胡乱任意解释，中医就是百分之百的胡说八道，这就是中医被攻击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由不懂中医核心思想的人来阐释中医，当然会是滑稽的。可惜的是我们自己队伍内部能树立这样观点的人不太多，甚至美其名曰中西结合。
“不当骨空，不得泄泻”，这里的“骨空”就是关节、骨缝，这些地方是通向外界的通道，如果说这个脓肿不在这个通道上，它就不能外泄，于是就跑到里面去了。
这个时候就看到“血枯空虚”。这个血枯空虚怎么来的？热毒使然。高烧以后病人出现“筋骨肌肉不相荣”，然后“经脉败漏”。什么叫经脉败漏？经脉里面的血液跑出来了，遍身是瘀斑瘀点。这样子让我猛然想起来宛如在我们临床上以及ICU病房经常看到的一些晚期的肿瘤病人或者一个外科手术以后出现某些并发症的病人，最后没抢过来，最后产生Dic，到了Dic以后那就“经脉败漏，熏于五藏”，就死了。
所以说这里的“筋”是指肝，肝主筋，它不是柔的而是抽搐了，它悸动了，高热而惊厥。“骨”也不是骨骼，是肾，由骨引申为肾。肾衰了以后，肾主水的功能衰落，再不抢救就危险了。“髓”是封藏之本，“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精髓是人的生命之本。“五脏”是心肝脾肺肾，这里是指多脏衰。
学习运用经方也应遵循上述原则。
二、大黄牡丹汤证
大黄牡丹汤载于《金匮要略·疮痈肠痈浸淫病脉证并治第十八》，是张仲景所创的著名方剂，历来以治肠痈见长，与现在的急性阑尾炎相关。我觉得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朴素逻辑所产生的。日本的丹波元简也非常擅长使用大黄牡丹汤。
然而其核心思想即病机是什么？相应的治疗原则何在？对于当代外科临床的价值、适应症又是什么？的确是值得中医工作者深入思考的问题。这其间所显露出的不仅仅是临床治疗学的具体运用，更涉及对于中西医学比较的解读以及基于“中西医并重”国策继承、发展中医的深层次思考。
长期以来，大黄牡丹汤被当代外科临床、教学界公认为治疗急性阑尾炎的通用处方，无论是中医的初、中、后期，还是西医的单纯性炎、化脓性炎、坏疽性炎均以该方为主加减处理之。教材上讲，阑尾炎有脓大黄牡丹汤，无脓薏苡附子败酱散，俨然已近乎为临床的标准和规范，然而其间透露出的却是“中药（方）西用”的强烈色彩，当成了阑尾炎的专方，宛如一个头孢拉定、一个抗生素，这显然与仲景的原创思想相去甚远。如果再下去的话，中医肯定完蛋。学中医要学灵魂，其他的都是技。道不好，技再好也没用。
01
病机归纳
✦
大黄牡丹汤证谓：
肠痈者，少腹肿痞，按之即痛如淋，小便自调。时时发热，复恶寒，自汗出。其脉迟紧者，脓未成，可下之，当有血；脉洪数者，脓已成，不可下也，大黄牡丹汤主之。
1）病机构建
“少腹肿痞，按之即痛如淋” --
少腹肿痞 --
《伤寒论》第151条：“脉浮而紧，而复下之，紧反入里，则作痞，按之自濡，但气痞耳。”太阳误下致痞（濡软），这里是气滞。
按之即痛 --
'之'是指示代词，指代一固定之处；'即'连词，一……就……，可知少腹部出现了一处按了就痛的部位，这是固定性疼痛，是定痛。定痛者，审证求因，瘀血也。
小便自调 --
是类证鉴别，提示这个定痛不是淋证。
时时发热，复恶寒，自汗出 --
是与表证相鉴，这是里证。
综上述，本证的大体症候描述是：少腹部胀满而濡软，出现了一按就痛的某部位。
脉诊佐之 --
迟者主里，主寒，紧者主瘀、主痛。
“里”指藏府，句首有“肠痈者，少腹肿痞”，故可确定其病位是肠腑。
“寒”指病期及其相关的病机。仲景遵循了《灵枢·痈疽第八十一》有关'寒'的学术思想，认定为疾病的早期，即气滞血瘀阶段，与热无必然关系，即导致此'寒'的原因可为热亦可为非热﹣﹣其他病邪。
'紧'，主瘀，亦佐证了这一判断。
“痛”主要体征：按之即痛如淋。
脉证合参，故曰“脓未成，可下之，当有血”。因此，该证病机为：肠腑瘀血。
02
“可下之，当有血”
这血如何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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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西医的临床思维，这血是可被还原定性、精确定量的，是物质性的'Blood'。如此理解，则有用大黄牡丹汤泻下后可见血便之结论，这是十分荒唐可笑的，也是方舟子之流所谓以科学反中医这一伪命题的必改之处。不懂中医核心内涵的“学者们”妄议中医，不啻自取其辱。
如把肠痈大致对应为急性阑尾炎则该定痛点可粗略设定为麦氏点（McBurney's Point)，此点的压痛阳性即为 McBurney's Sign 阳性，这是诊断急性阑尾炎的主要依据。
按中医审证求因的临证思维则如上所述，“血”只是定痛的病机符号，其内涵是“少腹肿痞，按之即痛如淋”的一组临床症候群。“可下之，当有血”就是用大黄牡丹汤泻下后，少腹部的定痛就随着泻下的药物一起排出体外。定痛消失了，疾病缓解或治愈了。它不是实物，中医就是讲功能性的东西。仲景所谓'当有血'的本意即在于此。由此，确立了大黄牡丹汤的治则是泻下瘀血。
我在临床上治疗这种单纯性阑尾炎，用大黄牡丹汤肯定好，效果非常好，非常快。有的病人在西医院挂水，乱七八糟搞了好长时间，到我这里几付中药就好了。这是中医和西医之间巨大的差异。
不兼容不代表不友好。可以说，我的博士生遍布南京市各大医院，有的是院长，有的是主任。但他们热爱中医，所以我跟他们之间可以有共同语言。我说，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不同的是目标出来以后，我们的思维分道扬镳，然后最后追求的目的是一致的，又殊途同归，于是中西和西医一点不矛盾，看你怎么去把它用好。
比如说，我们现在当中医不容易，中医的这些根本东西要记啊，技术要会啊，方剂、诊病的这些经验你都得会，另外西医的内容也都一定要掌握，否则你无法和现代社会对话。人家来看病，大包小包装着核磁共振、CT、各种各样的指标单，基因测序等东西，每一组化等等，给你一看，你说我是中医我不懂，那就拉倒了。我可以说病人根本就不信任你，他认为你连医生都不是。
当今社会西医是主流，中医不是主流。中医是文化，文化必定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当今社会是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就由它来决定，西方科技占主导地位。我们这种“审证求因”的思维在当今社会上根本赚不到钱。大家细心看看，我们中医是特色医学。特色医学必定要掌握普世性医学基础上去突出你的特色。如果做到，你就狠了，你就厉害了。
我本人也做了几十年手术，开的刀也很大，我是胸外科的。但是我开刀不是为了去发展手术，那和西医外科是不一样的，他们是为了把什么东西搞好，我是看看当今的西医在干什么，我们在干什么。中医和西医外科在这个方面怎么样去对照，怎么去融合，怎么去竞争，是为了西为中用，是为了学习，是为了发展中医。当然要坦白讲，在早年年轻的时候也不是这么想的，后来老了以后悟出了道。
我1982年毕业以后就上了手术台。实事求是说，当年疯狂的开刀也仅仅是一种爱好而已。后来因为我搞教学而晓得了，在省中开刀，在南中医讲中医，非常矛盾。后来想，实际上不矛盾，中西医之间太友好了。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交流，这个地方我不多讲。
03
理、法、方、药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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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审证求因、审因论治的原则，大黄牡丹汤证的病机是肠腑瘀血，治则就是泻下瘀血，组方是大黄牡丹汤，用药是生大黄、丹皮、芒硝、桃仁、冬瓜仁。充分体现出中医临证的主要原则：理、法、方、药的统一性。
04
脓成不可下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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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洪数者，脓已成，不可下也”，脉洪数，热胜也，热胜则肉腐，肉腐则为脓。这种“脓”极有可能相当于西医的阑尾脓肿及其局限性腹膜炎。由于此时炎症刚局限，从治疗学的角度而言，应维护这种局限，以达到限制炎症，促进吸收的目的，所以非手术治疗就是该阶段的主要原则。因为此时进行手术，极有可能造成炎症的扩散，导致肠漏的发生。同理，中医的泻下法也可造成管蠕动的加剧，其生物力学模式的改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平滑肌的收缩力加强。
2）集团性推送频次增加。
这些改变将破坏阑尾脓肿的局限，也能导致肠漏的发生。所以张仲景的结论是：“脓已成，不可下也。”这说明中西医的会合点在于治疗的对象、目的是一致的，这应该是中西医并重研究的一个较为可靠的切入点。
05
当代临床适应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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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医理论的基础是藏象学说，其解剖只具功能态而非形态。因此“肠痈者，少腹肿痞”只是提供了一个范围﹣﹣少腹，而非具体的点（Point）和与之相匹配的器官。所以，我们的关注点不应在器官，而应在病机。
由此，其治疗适应范围根据原文的表述应是少腹即下腹部。“肠痈”只是仲景时代的病名，《内经》中的肠痈尚分为大肠痈和小肠痈，其相应的指代非常模糊，所以关注的重点不应聚焦于某个具体的器官而是瘀血病机，只要下腹部出现了可用“瘀血”概括的病机者均可使用大黄牡丹汤。大致可以包括回盲部、阑尾、盆腔、附件、输尿管、膀胱、肠憩室以及肠系膜淋巴结等表现为定痛的炎症与完全局限性的脓肿。这种脓肿不是上述未局限的“脓已成”，其腹部可以触及明显的固定性包块，有形可征即定块，这也是瘀血病机。大黄牡丹汤用治于此，并非向外的泻下而是有助于脓的向内吸收，属于中医外科的消法，其机制已为诸多临证实践和科学实验所证实，这是对于仲景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06
西医学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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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急性腹痛目前尚无统一的理论。表述比较中肯的是黄志强院士。他认为急性腹痛大致表现为深部痛、牵涉痛和定位痛的综合，其理论依据分别与真性内脏痛、会聚﹣辐散和腹壁腹膜痛机制相关。
腹部器官发炎时，一般首先出现深部痛并可同时伴有牵涉痛，多位于腹中线并按该器官的神经支配节段平面分布，特点为定位不准确。当炎症扩展至浆膜层外并刺激临近的壁层腹膜时则疼痛定位明确，腹痛部位亦由范围不明确的腹中线痛转移到炎症器官所在部位的腹痛，此时病人可准确地指出疼痛的部位，特点为定位准确。因此临床上多是依据壁层腹膜受刺激的部位来判断患病的器官。当来源于原始胚胎中肠的阑尾发生炎症并局限于浆膜以内时，表现出的仅是深部痛，多位于腹中线，定位不准确，其疼痛游移的范围是以脐为中心的中腹部，这就是腹痛的转移。
当炎症进一步发展，渗出物浸润出阑尾浆膜外并刺激了壁层腹膜时，由于后者受体神经支配，故其定位准确而持续，这个位置的体表投影大多位于麦氏点（McBurney's Point)，这就是腹痛的固定；所谓转移性右下腹痛的内涵即在于此。
很显然，此时的炎性渗出物仅是浆液性的，即单纯性的，因此消化道反应相对轻浅。这种以脐为中心不确定的腹痛，发展为右下腹固定性疼痛的临床表现，说明了阑尾炎症由局限于其本身到波及所在位置相应腹壁腹膜的病理发展过程，其对应的中医辨证表述即为气滞到血瘀的变化。
结 语
中医的核心要素是病机，审证求因是构建病机的主要方法。经方作为中医经典著作家的代表性成果也必然蕴含这一核心内涵。
审证求因思辨观浸透着中医的方方面面包括经方。其价值并非表现为文章的整体演绎而是被描述主体的病机构建及其所衍生的'病机语汇'之中。
中医的核心内涵早已铭刻在中医经典著作家们的心灵之中，其作品自然会流露出各种足以表达其意的'病机语汇'，如大黄牡丹汤证中的“脉迟紧”“脓未成”“当有血”“脓已成”等都是这种'病机语汇'。
在这里我为什么提出“病机语汇”这个概念？是因为这种思维方法已经浸入到医家们的方方面面，深入其骨髓，所以他们写文章的时候，并不是按照我们现在的逻辑 -- 因为……所以……，大前提、小前提一路地推理下来。他们经常是以悟性的方法，直接用病机来作为叙述语言，十分简要，尤其表现在张仲景书中，仅仅几个字，立即给出处方。如果说不能理解病机的描述的话，仍是像普通人那样，根本是不能理解的。像“脉迟紧”“脓未成”“当有血”“脓已成”都是病机语汇。如果真把它当成“瘀血”（blood）的话，肯定想不通，会怀疑中医不科学。
面对普通读者它们是被作为字词使用于文章中的，这对于不懂中医核心内涵者宛如天书而胸无点墨者则贬其为“迷信”；但对于习中医者则是入门的基本功，其首要之处是善于洞穿“病机语汇”在表的字面而透视其后鲜活的临床症候群，进而审证求因领会文句之中的病机，则有大彻大悟之感。
说中医“天书”，那代表还算有点文化，如果说中医是“迷信”那就是胸无点墨。
基本功的首要处在于“洞穿”这样的病机语汇，不能只字面而字面。中医的生命力就是在临床诊断。那么多人想消灭中医，却总也消灭不了，就在于中医活泼泼的临床症候群。一定不能用西医的病理概念来套用中医的病机演化。这两个核心完全不是一回事。病机演化所谓“现代化”要放到一千以后，不是现在。对现在的科技来讲，中医太高深了。两者根本不匹配。
现在科技三个特点：数理描述，逻辑推理，实证验证。这些对中医来讲是无效的。数理描述是精密数学，对它来说，中医是模糊数学，非线性结构理论，混沌结构，是用这样的东西，包括现在AI，能不能演化出来，都很难讲。不要一天到晚讲中医现代化，中医早就现代化了，它在两千多年前就现代化了。
因此在阅读、认知、写作中医文章和临证时只能用中医原有的思维方法去认识中医问题，而不能以世俗的流行目光望文生义，想当然地将“病机语汇”表面化、固定化、实体化，甚至用西医的病理概念套用中医的病机演化，如将上述“当有血”中的“血”硬生生地套用为'Blood'，就真可谓南辕北辙，牛头不对马嘴了。这是当代中医界存在的一种极其有害的错误倾向，其中也包括了对于经方的学习和运用，应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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