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主张，学习方剂有三种不可取。
叶天士云：“近之医者，茫无定识，假兼备以幸中，借和平以藏拙。”
批评一些医家不能精审病情，只知多开药味，靠包打围 攻，侥幸取胜，朱丹溪讥为“广络原野，冀获一兔”，根本就不清楚病机要害在哪里。
“今人遇病立方，动辄二十余品，少亦不下数品，岂知仲景诸名医之心法哉……处味既多，莫识其性，为害不少。”（《上池杂说》）
徐灵胎前已讲过，有药无方乃乌合之众，大杂烩。
吴佩衡“用药不尚繁芜，唯求力专，君臣佐使朗若列眉，反对用药'牛屎拌马粪’，没有目标，不分主次，杂乱相投，反使药力自毁医手。每取胜于四五味之间”（《吴附子——吴佩衡》）。
徐灵胎有“病深非浅药能治论”：“天下有治法不误，而始终无效者，此乃病气深痼，非泛然之方药所能愈也……若徒执数首通治之方，屡试不效，其计遂穷，未有不误者也。”（《医学源流论》）
所谓“泛然之方药”，即所说轻描淡写之方药。医者全然不顾病气深痼，用药但求平稳，稍微峻烈之品则畏之如虎，贻误病情。
清初“中医界出现了所谓的'轻灵派’，所用之药大都是薄荷、牛蒡、桑叶、菊花、木蝴蝶、路路通、丝瓜络、荷叶筋等所谓轻灵之品。这种情况就如明末思想家顾炎武先生所批判的那样：'古之时庸医杀人，今之时庸医不杀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其病日深而卒至于死。’”（黄煌语）
“轻灵派”被祝味菊等讥讽为“两豆派（淡豆豉、扁豆）”“果子药”。
“轻灵派”还发明了“轻药易解”“轻药保名”论：“名医之传人曰：药性勿厚，药数勿重，气薄剂轻，庶易于解手，是明教人以用药不必中病矣。”“曾见名医嗔其子弟，偶用一二味厚之药， 则痛叱之曰：用此味厚之药，设一有误，岂不丧名……但欲自保 其名，而不念病势之危急，人命之死生，良心丧尽，阴骘大伤。” （《吴天士医话医案集》）
究其实是隔靴搔痒，明哲保身，“未有不误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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