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3:邓舒群
中华中医药学会河南省方剂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河南省《内经》专业委员会委员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经方专业委员会理事
从事经典方药的临床应用研究
师从
- 全国名中医、经方家、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经方学院院长黄煌教授
- 经方家、河南中医药大学王付教授
- 中华中医药学会、原《内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发祥教授
访谈时间:2023年8月11-12日,会议间隙
访谈地点:中国河北高阳
访 谈 人 :邓舒群、敏求轩
前 言
在我的“基层中医访谈”计划中,邓舒群必定是列在首批名单里的。我原本打算专程去信阳采访他,机缘巧合,8月初河北的经方同道举办了“黄煌经方高阳学习交流会”,邓舒群也同来参会。虽然距上次见面倏忽已过五年,但老友相见,仍是满满的亲近感。
利用会议的间隙我完成了对邓舒群的访谈。本采访稿由“邓舒群的中医之路”和“敏求轩采访手记”两部分组成。为了保持行文流畅,第一部分以邓舒群的第一人称自述来呈现。
邓舒群的中医之路
01
自小我就特别喜欢读书。每天只要醒着就书不离手,走着看,坐着看,吃饭的时候也看。最爱去的地方就是新华书店。因为用脑过度,落下了神经衰弱的毛病。
当时因学制调整,高中由两年变为三年,加上学校合并,教材有变,课程进度不一,致使我高考落榜。我陷入了迷茫,但对未来仍抱着很大的期望。我依然捧读不缀,尤其喜欢传统文化类的书。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正是改革开放后文化复兴的高峰期,大量的经典古籍得以翻印出版。我曾花了大量的时间细读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那是竖版繁体本。我识认繁体字的基础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另外我还看一些道教、易经方面的书。因为神经衰弱,又对养生、静坐、武术(包括擒拿术)等方面的书很感兴趣。因此,对经络等也有了一定的概念。
那时去的最多的地方仍是新华书店。有一天,我在书店遇到一位七十多岁的长者,穿着一条蓝布的长袍,颇有仙风道骨的范儿。他手里拎着一个用打包带编织成的手提篮,里面装着两本书,远远望去,书页泛黄。后来才知道,老先生习惯在书页一周涂抹桐油防蛀,书外面包着油纸。我眼睛看向那两本书的一瞬,对我的触动持续影响了我一辈子对书的态度:爱惜,珍视。
我当时忍不住伸手想拿过来看,长者本能地躲开了。长者见我反复几次靠近他,便与我聊了起来,并将袋中的书递给我看。那是华东师范大学李镜池教授的《周易探源》。
这位长者早年是国民党军队里的一个文职教员。解放后因为这个原因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只身逃到青海、新疆一带埋名行医数年,改革开放以后才回来。他很有学问,在得知我的情况后,就建议我学习中医。他说,医道通仙道,医学与仙学有关,如著《抱朴子》的葛洪、南朝的陶隐居(陶弘景)、唐代的孙思邈都是修道者。做学问和做医生两不耽误,医文相长。他还补充说,过去我们读书人在穷途末路的时候大部分都走医道。以医为业,既有利于社会,又有立身之本。
长者还给了我一些具体建议,比如让我多看徐灵胎、喻嘉言和陈修园的书,不建议我读当时正热衷的叶天士的书。他说叶天士是医界鬼才,灵性高,他的医案不太好懂,等到有一定经验后再看比较好。
02
于是,我开始自学中医。记得李时珍的《濒湖脉学》就是在骑自行车时背下来的。那是一个薄薄的单行本,我给它包了书皮插在裤子后兜里,边骑车边拿出来看一眼,就这样背了下来。
迫于生活的压力,我不得不回到乡下,在那里开了一间诊所。30多年前申请中医执业和开设私人诊所要比现在简单些。当时我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药也购不齐,想买一些辅助工具都力不从心。
中医要在临床上立足是非常困难的,也就是说纯中医诊所面临的生存问题远比想象得大。做西医可能相对容易一些,因为西医比较明确和规范,容易操作,看得见摸得着。西医虽然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但是缓解症状的办法总是有的。比方说针对发烧,有退热药;身体疼痛,有镇痛药;有激素,有抗过敏药……能够立竿见影,这样就容易形成患者的队伍。
但是做中医就没有那么便利了,中医基本上是“黑箱”操作。病人来的时候具体怎么回事,阴阳虚实寒热如果判断不清楚的话,药就会用反,别说疗效,不给治反就已经不错了。所以中医诊所开起来比较困难。发热的病人过来看中医,希望是很快退热,如果不具备有这个能力的话,可能过不了两个月诊所就要关门了。
在焦虑和观望中,我从一位同道那里获得一个消息,便去北京参加中医研究院的针灸培训班。我先学了针灸,希望靠针灸来打开局面。针灸相对来说疗效快捷,也容易操作。尤其是针对身体疼痛、腹痛、腹泻,还有烦躁等,也可以如西医那样做到立竿见影。
在农村,不仅经济、医疗条件差,同时还存在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医同行之间没有良好的竞争意识,不重视中医人的团结。在我慢慢取得疗效、积攒起人气后,便受到各方面的压力。我在农村做了十年,这十年的经历非常艰难,遇到过很多麻烦,令人不堪回首。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最感激的正是我在乡下行医的十年。那种恶劣的环境,促使我勤奋精进。我读了很多书,补齐了没有受过正规中医教育的这一环,完成了医学院校本科学业。与此同时,我参加了邓铁涛、朱良春、焦树德等老前辈组织的名老中医经验传承班,追随多年。正是通过这些培训班,我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老师和朋友。那是我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十年,它磨练了我,壮大了我。
由于接触到很多中医流派,开阔了眼界,听到了不同的声音,遇到了不同的观点,丰富了认知的角度,对中国近三四十年来中医学术流派的动态变化,我基本上都有所了解。我在早期的学习过程中,喜欢与人争论。现在想来,正是因为思想不太成熟且执着于弄清全貌,要辩出一个所谓的对错。随着见识的增加,我才慢慢沉静下来。有同道说我比较低调,我知道这样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那是因为我见过太多的高山。人各有所长,每个人都值得我们去效仿、去学习。
在农村的十年既磨练了我的意志,也磨练了我的医术。当时病人少,绝大多数是疑难杂症。他们找我并非出于信任,只是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想法,实际上还是看不上我。容易治的病他们都找自己认可的医生去治。有人说,医生能十全其六就不错了。但对在农村的个体医生来说,由于前期患者少、基数小,若没有疗效,没有十全其七以上的疗效是很难生存的。
据临床所见,我常常在中、西医书中找相类的病案研判比较,寻求不同见证之间相互关系,平常无人请教,就去请教书本,向古人学习。另外,我也得益于国内出版了较多的中西医结合的书。现在我常常经过初步的诊断后就能脱口说出西医的病名和诊断,不仅让病人信服,也让同行意外。
03
2003年,抗击“非典”,让世人看到了中医的力量,了解到中医世界的博大精深。非典过后,国家开始实施首批国家优才培训计划。遴选培优人才的门槛很高,需要15年临床经验,这个我能满足。但另外需要正高职称或者博士学位,我就不够资格了。我斗胆给主办老师打电话,希望旁听,居然成功了。
我记不清楚是在哪一次课程上,我第一次听到了黄煌老师的课。黄老师那时候年轻精干,讲的东西非常直白,观点鲜明,别具风格。2007年我注册加入了黄煌经方沙龙网,开始了我的黄煌经方学习历程。在此之后,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南京跟诊黄师。
实际上,早在接触黄煌经方之前,我就在一位同道的建议下开始关注日本汉方。但当时认识不够,总觉得日本汉方过于浅显、机械,有比葫芦画瓢之嫌。这样的误解现在我们仍能听到,其实这都是由于个人的局限和缺乏深入了解的缘故。跟随黄师学习之后,我才逐渐意识到不是那么回事。中医理论需要在临床中去认识去体会。中医的目标和价值在临床,临床是检验一切学术的唯一标准,提高临床疗效是每一位中医的唯一目标。
我以前特别强调病因、病机,临床喜欢理论上的推理。我完全不能理解看病怎么能不做分析,我执着于“病机”观念。那时我把“方证相应”等同于“废医验药”。经过多年的学习、实践,我才逐渐认识到,现代中医强调的所谓心、肝、脾、肺、肾的脏腑病机,已近乎西医一样变得具体,看起来明晰,实则有意无意忽略了中医强调的整体和内外相应关系。
方证,则是抓住了整体病理反应的某个点,然后着手纠正、调整人体的病理状态。我有一个案例,是一个股骨头坏死的患者。当时我根据他胸胁腹痛,开出大黄附子细辛汤,药仅三味。病人盯着处方看了很久。我很清楚他的意思,他肯定在想,怎么没有补肾壮骨、活血化瘀的药呢?我指着处方说,你要是相信我就认真用药,不要查百度,更不能把处方拿给别的中医看,不服药就把处方留下。一周以后患者送来一箱鸡蛋,连声夸“大夫你简直太神了,我能吃饭了,身上也不疼了,不难受了,这药真好。”
04
现在很多人喜欢神秘,追捧人为制造的那种神秘感。一个培训班可以从夸克讲到银河系,把人讲得引颈竖耳、心情激荡,回来以后还是什么病都不会治。然而,许多人对越是听不懂的课就越觉得有吸引力,以为这样的课才是高深的,听不懂是自己悟性差,不能参透。自己早年也有类似的经历,像黄老师的讲座,说得明白,丝毫没有神秘感,听的时候挺带劲,听完了以后会怀疑:这么简单,能看病吗?我就像拉锯一样,对黄煌经方反复迟疑过。这就是人性啊。
然而,“黄煌经方”有着不一般的魅力。黄老师对我的影响最大,这种影响是慢慢的、浸入式的。黄老师的讲座简明直白,他一直强调:临床要看事实,要据临床事实而论。黄老师在临床看病清清楚楚,干净利落,没有废话。黄老师写的东西条理清楚,分层清晰,不复杂也不拗口,一看就能明白。反观现在惯常的做法,一听到耳鸣,一听到腰膝酸软,就认为是肾虚;一听到失眠,就要安神,就得上酸枣仁,等等等等。种种理论推理基本是空对空,无法落到实处,到头来依然还是不会处方,处不好方。
黄师经常鼓励我,把成功的医案记录下来。但我一直没有行动,主要我当时有个观念,即是立言,一定要把中医研究通透后再动笔。黄师对此纠正说:学无止境,到什么程度才叫通透?如果心灵有火花,刹那间的灵感不去记录,就是一种浪费,对你和对别人都是一种浪费。我们只写自己知道的,知道多少就说多少,不知道的不说。这是不求其全,但求其真。我们要一步一步地扎扎实实地走。
迟迟未动笔记录医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早年没有什么名气,不被信任,很少看到普通病,所诊治的大多是四方寻医难以奏效,抱着试诊心态前来看病的患者。历经多年,在我心里,对所谓“疑难重症”已经不再那么敏感,很难有兴奋和激动,继而也想不到记录。反倒是对治不好的病耿耿于怀、念念不忘。
自从业以来,经方一直是我的安身利器、临床致胜法宝。未接触到黄煌经方学说前,没有“方-病-人”的概念,临床仅为传统辨识,方证观念粗放。跟师黄老师后,我的临床风格有了显著的变化。结合多年积累,经方运用更加自如,医疗辐射面越来越广。隨着不同时期各地患者的传播,近年患者群已不限周边县区,远及其他省市,包括上海也有患者乘飞机千里迢迢来信阳就诊。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我应邀进入一家市级医院。国家抗疫三年,我在那里工作了三年,想通过更大的平台为更多的人服务。如今疫情结束,我离开医院,回归到原来的执业模式。
敏求轩采访手记
在撰写这篇访谈录前,我绞尽脑汁地思考,如何用文字来凸显邓舒群的特色。毕竟他经历过中医史上的最低谷,经历过为时不短的黎明前的黑暗,也承受着种种他人未有的压力。作为那个时代基层中医师的典型代表,他是怎样得遇、认同并接受了黄煌经方,是怎样在黄煌经方的理论指导下找寻到提高临床疗效的良方,又是怎样坚定地走上了普及与宣传黄煌经方之路的呢?我想这些问题具有普遍的意义,也能给许多临床医生带来启发与思考。
邓舒群对“黄煌经方”的认识过程非常具有代表性,他的讲述,正是解开这些问题的答案。他的临床实践,他的思想历程,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他所取得的一切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他把这些讲出来,令我愈发佩服他的坦诚,同时也看到了他的坚韧和顽强。
邓舒群告诉我,他早在2007年就注册了黄煌经方沙龙网。我好奇地前往探看,发现了他早年发布的若干篇精彩医案和中药文章,很是惊喜。黄煌经方沙龙网是黄煌教授创办的全球首个最大的经方医学网络学术平台,被广大经方爱好者盛赞为“经方的黄浦军校”。可以说,黄煌经方是乘着网络的翅膀飞进经方爱好者的心中,引领着众多坚定然而迷茫的中医医生进入了自由而美好的经方世界。无数当初的经方小白如今或成为当地的名医,或成为声名远播的经方大伽。
我认识邓舒群是在黄煌经方微信群。当时进入黄煌经方微信群非常不容易,我是排了很长时间的队才得以进入。邓舒群在群里的发言有序、有理、有礼,更有内容,很快就吸引了我的关注,并常常在微信上向他请教。
第一次见到邓舒群是在2017年初夏的安吉。真人与微信头像一样,谦和、儒雅,给人一种信赖感和安定感。那一次,他讲了一个用五苓散成功治疗患者眼病的故事。这是我第一次听闻经方治眼疾的医案,相当震撼。
(安吉采药照片,邓舒群与老药农马师傅合影。
这次在高阳时邓舒群告诉我,马师傅过世了。
听闻非常难过,在此向马师傅叩首。)
之后我与他又两次在南京黄煌经方培训班上相遇,每次都相谈甚欢,收获满满。邓舒群在中医方面展现的才学,让我印象深刻,敬佩有加。
大家习惯称邓舒群为邓班长,但并不知这个称呼的来历。听了他的自我介绍,我方明白,原来在南京黄煌经方的培训班中,他热情积极,乐于助人,成为大家的主心骨,被黄煌教授指认为了班长。
2020年初全球疫情爆发伊始,我在美国纽约紧急组建了一个“海外抗疫微信群”,寻求中医治疗新冠之法。邓舒群以及其他师友们积极响应,给远在美国的患者以最迅速、最有效的诊断和治疗建议。当时有一则医案的讨论稿(约3000汉字)被翻译成英文收录进了美国出版界第一本关于抗击新冠疫情的电子书中。
(照片左下的“作者名单”中首位是邓舒群。
黄煌教授当时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 见蓝色划线)
2017年,邓舒群被黄煌教授任命为“黄煌经方一村”的村长,2020年初又被任命为“新冠病毒感染流感研讨群”的群主。邓舒群不辱使命,将两大微信群管理得井井有条,学术气氛浓厚。群中那些精彩的讲座,那些发人深思、催人奋进的吉光片羽,直到现在仍令我非常怀念。
邓舒群为“新冠”群付出了一般人想象不到的辛苦和用心,他邀请有经验的经方前辈和同道来群里开坛授课。从确定人选,到与候选人沟通,在群中做宣传,讲座中的介绍主持以及讲座结束后的总结致谢,邓舒群都做得非常到位。这个微信群成为了当时众多经方人的定海神针,为“新冠”之初经验不足的同道们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支持和思路。必须说,在普及和推广黄煌经方之路上,邓舒群起到了非常好的表率作用。
邓舒群医德高尚、宅心仁厚。疫情三年,尤其是2020年初和2022年底,邓舒群几乎是没日没夜地手捧笔记本电脑,通过网络为病人诊病,几乎到了寝食俱废的地步。他高超的医术在此阶段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伤寒杂病论》、黄煌经方终于让他拥有了孜孜以求、大显身手、酣战淋漓的“主场”。《中国中医药报》在短短的时间里连续两次刊载了他关于抗击新冠疫情的医案和经验的文章,为黄煌经方增添了光彩。
500人的大群,并不总是风平浪静、其乐融融的。有学术争论,偶尔也会出现令人瞪目的谩骂。邓舒群此时展露出难得的果断。他说:“我们要认同'学无止境’这句话,和任何人交流都要放平心态,多一双眼睛、多一个视角,对我们增进知识都是有益的,我们要感恩那些为我们指出问题的人。语言粗俗,攻击别人,不仅伤害了对方,而且也伤害了我们这个集体,有辱自己作为医者的身份。群是大家的,我们抱定学习交流的心愿。建立起一个平和宽松的交流环境,是我们的共同心愿。对拱火挑事者,立即踢出。”这段话既展现了邓舒群的菩萨心肠,也让我看到他的雷霆手段。
邓舒群说:一个中医的思想高度很大程度决定了医术的高度。一个思想偏激的人,坚信某一种理论,而排斥另一种理论,将会严重阻碍他的进步。他还说:学中医先不要谈如何入门,而是设法先触及中医这道“墙”,触到墙,再沿墙循“门”。运气好的摸到墙后正向循,很快就能找到门;运气差的反向循,待到触及门框时,却要办退休手续了!这辈子也只能感叹“夫子之墙数仞,吾不得其门而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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