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具有一定临床经验的医生，甚至是具有相当丰富学识和经验的医生，在一些疑难病患者面前，往往有时一筹莫展。究其原因，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方面由于学识经验不足，胸无定见，客观方面由于病情错综复杂，或者症状不明显，这些都是造成辨证和诊断困难的主要因素。在这种疑似难辨的情况下，历代医家提出了采取“探试”的方法。所谓“探试”，就是说用一种不同于平常的、试探性的诊断方法，去了解疾病，认识疾病的本质，从而采取适宜的治疗措施。这种方法在古代又称“消息”法，也有称作“审病”的，用现代语言来讲可以叫做“假设性诊断法”，或者称为“诊断性治疗法”，其含义基本相同。
这个问题又是每个临床医生容易碰到的，因此有必要提出来加以研讨。本文主要是为了提出问题，旨在抛砖引玉。
历代医家对“探试”法的认识与运用
历代一些著名的医学家对“探试”法都很重视，其论述大都散见于各家的著作中。例如，明代著名医学家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指出：探病之法，不可不知，如当局临证，或虚实有难明，寒热有难辨，病在疑似之间，补泻之意未定者，即当先用此法。
根据现有的中医文献记载，最早提出使用“探试”法的人，可能是东汉名医张仲景。他在«伤寒论》的条文中写道：阳明病，潮热，大便微硬者，可与大承气汤。不硬者，不可与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与小承气汤，汤入腹中，转矢气者，此有燥屎也，乃可攻之。若不转矢气者，此但初头硬，后必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胀满不能食也。文中“欲知之法，少与小承气汤”一句，即示人以“探试”之法，观其矢气与否，确定下与不下，真是稳妥之极。《医学心悟·论温法》中谈到温法与补法的辨证时指出，温法和补法不可同时使用，也可同时施用。寒而不虚的人专用温药，寒而且虚的人则温补兼施。但在疑似难辨的情况下怎么辨证呢？当然只有“探试”一法。因此他指出先用姜、桂温之，审其果虚，然后以参、术辅之，这样诊治就能切中病情了。
至于怎样去进行“探试”的问题，前人在这方面也积累了很多足供后世取法的宝贵经验。
《伤寒纲目》指出：凡遇阴证似阳者，先以冷水与之，得水反剧者，阴证也。后以热汤与之，得汤稍解，次以姜汤与之，势又稍缓，然后以理中、四逆、桂技、麻黄、附子、干姜等投之，何至有九窍流血之祸乎？遇阳证似阴者，先以热汤与之，得汤反矂者，阳证也。后以冷水与之，得水稍解，次以芩、连与之，势又稍缓，然后以大黄、芒硝、承气等投之，何至有滑脱不禁之惨乎？在探试寒热虚实方面，张景岳论述得更为具体，他指出：若疑其为虚，意欲用补而未决，则以轻浅消导之剂，纯用数味，先以探之。消而不投，即知为真虚矣。疑其为实，意欲用攻而未决，则用甘温纯补之剂，轻用数味，先以探之。补而觉滞，即知其有实邪也。假寒者略温之，必见烦矂，假热者略寒之，必加呕恶，探得其情，意自定矣。这段精辟的论述，实在值得学者细细品味。
在“探试”过程中，使用方药必须力求精简，切不可庞杂。张景岳说，用探之不可杂乱。精简则真伪立辨，杂乱则是非难凭。杂药乱投，反而达不到目的，一误再误，医者更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对于病证复杂或一再误治已成坏病者，有的医家提出用平胃散来作“探试”剂，如日本的大塚敬节等人指出：“老医口诀有‘治而无功之病，亦难确诊，可用平胃散试其部位。凡经种种药治之后者，与以平胃散，总得舒爽也’，是提示此中消息之谈。凡不能判断虚实时，先按虚证治疗，以观其变，较为安全。”“探试”的方法也并非固定不变，关键在于抓住易于鉴别之处，俾便探出疾病的性质，圆机活法，善于变通。有关这方面论述的文献还多，限于篇幅，不再赘引。
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探试”法的使用，仅仅是对于某些疑难病证采取的一种相应的权宜之计，绝不是可以胡乱地加以套用的。在辨证过程中，非万不得已，必须尽量减少“探试”法这种诊断性治疗，否则失掉了它的真正意义。正如《景岳全书》所指出的：此疑似中之活法，必不得已而用之可也。因此，它跟那种不学无术、粗枝大叶、草菅人命的恶劣医疗作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也是水火不相容的。相反地，掌握“探试”法，更是为了要在技术上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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