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是傍晚，医生们都下班了。挂号处让我们挂“急诊”——其实也没什么好“急”的，多收两块钱罢了。没多大工夫，医生就开了一些点滴药剂和两包药片出来。
“床位18块，座位4块，要哪种？”收费员问。
我建议开个床位，躺着打点滴应该比较舒服。妻笑着说：“还没那么严重。”
“输液观察室”到了。里面只有一位女病人在打点滴，妻和她点了个头算是打招呼。我扶妻在她对面座位上坐下来，护士小姐就进来了。
“大约需要多长时间？”我问护士。
“说不定，可能要两、三个小时吧。”护士说。
我和妻对视苦笑一下，没再出声。妻大概也很疲惫了，点滴了没一会就睡着了。看看对面的女病人也好象睡了。我觉得无聊，就跑到医院门外小卖部买了份报纸，翻弄着慢慢耗时间。外面天已经彻底黑下来了，大约快七点了吧，我忘了带表。
“报纸给我看一下。好无聊——”对面女病人突然说，不知何时她醒了。我应诺一声，把报纸拆成两份拿了一半递过去。这时我才注意到，她和我们年龄相仿，却面黄削瘦的样子，连嘴唇都是苍白的。接过我递来的报纸，她也没说个谢谢。她的点滴瓶还有半瓶多，滴的好慢。
我又坐回妻身旁看报纸。对面那女病人只把报纸胡乱翻了几下，大概也没看清楚几个字，就又对我说：“医生也不知怎么搞的，一下子给我开了三瓶点滴，看来要吊到下半夜才行呢，但愿不要到天亮。”
我从报纸上抬起头“哦”了一声，屋里只有我们三人，妻迷糊睡着了，她肯定是跟我说话了。
“你帮我叫护士来，让她去给我买饭。”她又说。
妻可能听到说话就醒过来，对我说：“你去帮她买饭吧。”
我问：“你要吃什么？”
“一笼小笼包。”她拿了一张10块的钱给我。
几分钟后我把热腾腾的小笼包和找钱交给她，她马上就吃上了，大概是急着要吃又太烫嘴，只好没怎么细嚼就吞下去了。我看着有些好笑。
“哇，好吃！你也吃点吧？”她对妻说。
“不要，我是拉肚子，不能吃油腻了。”妻笑着回答。
“你那瓶点滴怎么那么慢？”我忍不住问她。
“什么病呀？”妻问。
“不知道。医生坚持叫我住院，我哪住得起院呀。好家伙，一下子给我开了三瓶点滴，拿我赚钱呢。”她抱怨起来了。
我不由笑了。还挺逗的一个人，我想。
“你亲人怎么没来？”妻又问。
“我老公还在加班呢。他要晚上十点半下班，赶到这儿也要十一点多吧。他只知道我要来医院，还不知道我在吊瓶呢。”
“你们是在‘北区’上班吗？”我凭感觉猜测着问道。这应该就是最近成为媒体热点的所谓“农民工”吧，我想。
“是呀，在一家包装袋厂缝袋子。噢哟，那活可苦了，时间又长，受不了。一星期前我就觉得难受，怕花钱也没敢来看，以为熬一下就挺过去了，哪想越来越不行了。就是这样，还请不到假，老板说病假要看病历单。”
我想起听人传说的北部工业区很多工人加班费每小时只有几毛钱，忍不住又问：“你们加班很多是吧？加班费还可以吧？”
“多哟，加班多哟。每天做到晚上十点半，两顿饭扣掉1小时，礼拜六礼拜天也没有休息。加班费还一般了，十点前每小时合四毛五，超过十点每小时七毛多。”
我和妻都呆住了。每小时四毛五的加班费，还是“一般”的，那么少的会是多少呢？
“加班钱太少了，怎么每小时才几毛钱。你们可以去告他们。”妻说。
“告谁呀，钱都是他们发的，他们说了算。你去告他们，说不定就被他们马上开除了。前次有个工人找他们理论，结果，被人家找了一大堆不是，七七八八的把‘奖金’、‘补贴’给扣掉了几百块，最后也只好自己辞职了。”
“奖金很高吗？连加班一月能拿多少？”我又问。
“最多那次是去年，我一个月拿了九百多块，快要到一千块了。”她颇得意地说。
我粗略心算了一下，每天到十点半，有时还更晚些，扣掉两顿饭共1小时，差不多每天十三、四小时，又没有休息天，就是说她每个月要工作400多小时，还拿不到1000块钱。
她的小笼包早吃完了，我又帮她把食品袋和筷子丢掉。“要喝点水吗？”我问。
“不用。”她还是没说个“谢”字。
沉默了大约两三分钟，妻又问：“你有孩子了吗？”
“我儿子都四岁半了。放在老家给妈妈带着。唉，整天想儿子想得难受。每次打电话他都说：‘妈妈，我想你呀，什么时候让我去厦门看你们呀！’我听了难受呀，没钱，怎么让他来厦门。九个月大就把他丢在家里出来打工了，每次想着都觉得对不起他。我老公那个老粗人，说着说着眼眶就红了呢……孩子跟了我们也是苦呀。”
“是呀。”妻看了一下药瓶说。
她也把目光转向两个药瓶看了看，又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她突然又说：“一下子开了三瓶，怕是要点滴到天亮呢。我是可以用病历单请假，可我老公明天要怎么上班。没上班一天要扣上百块呢。”
“有请假就不扣钱吗？”
“请假也就是扣当天工资，旷工要扣上百块，旷两天扣半月的钱，旷三天算自动辞职，一分钱拿不到。”
“给他们说了有事也算旷工吗？”
“没理由不上班就是旷工，说了也没用，要有病历才行。”
“太过份了！”妻义愤地说。
“他们扣了我们每人三百块作押金，辞职就没有了。如果不是那三百块，我这次就要辞职了，实在吃不消了。没办法，春节刚过去呀，回来厦门到现在也没寄钱回家，再扣三百块，还要治病，那不是全完了？”
我突然感觉到一股莫名的悲哀，就小声对妻说：“你别再说话了，小睡一会吧，我在门口走走。”妻也很难受的样子，点点头闭上了眼。
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我也没地方可逛，再说妻正点滴着我也不敢乱跑，只要听不到那女病人唠叨就行。大约有十几分钟后我再回来，没进门就听到她又在和妻说话：“……在农村光靠种地，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更别说上有老下有小的……”
我赶紧走进来，因为我实在不想再听她说下去了。不是我有没有爱心的问题，我认为她对我们说了没用，我们两个听了也没用，只能是徒增大家的伤感。不是吗？这年月大家都自己顾不了自己呢。
“呵呵，就要滴完了。你感觉好些了吗？”我对妻说。但我能感觉得到，妻的心情比刚才要坏了许多。
“唉，你们那一瓶就完了，我这瓶怎么那么慢？是我血管比较细呀。真要到天亮啦。”她又皱着眉头抱怨起来。
“会不会是太凉了，才滴得比较慢。叫护士拿个被子来给你盖一下吧。”我说着，顺手按了一下门口的呼叫铃。
“小姐你看她的药滴得这么慢，可能会影响体温。还是给她盖一下吧，你们也会少一份担心呀。”我对护士小姐说，还特意加重了“担心”的语气。
护士小姐板着脸转身走了，过了好一会才拿了一床被单进来递给她。当然，她还是没有说一声谢谢。
看看妻的药瓶马上就要滴完了，我要求护士顺便给妻子起针，护士爽快地答应了。要走出输液观察室的时候，我回头看了看那个女病人，她已经盖好被单眯上了眼睛。
我们缓缓走出医院的大门，妻的心情好象还很沉重。我也不知道要如何安慰她。
“你上次说起过，在欧洲一头奶牛每天都有两欧元的补贴是吧？”妻突然看着我问。我不禁哭笑不得：那是我在吹牛扯淡时引用的“经济学家”的狗屁数据，谁知道竟在这时侯被妻拽了出来。
“呵呵，你不会想要到欧洲去当一头母牛吧。”我想开个玩笑冲淡一下气氛，显然这玩笑开得不是很高明。
妻挣开我的手，径直走到小卖部买了一些饮料和面包，又折返回医院去了。
我静静等着妻再次从医院走出来，没有说话。但愿她做完这些心情会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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