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是人们在生活中的相同性情感反应与利他行为表现，道德依赖于人思想情感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其意义是增进生活的效率与幸福。
生活中一个值得人们关注的现象是他人在危难时为什么我们要伸出援手而置个人利益不顾？我们对此的解释是人的“相同性”情感与理性思想所产生的道德要求。
道德首先产生于人们生活中的“同情”，“同情”是人类在长期的群体生活中所形成的相同性情感，如当他人痛苦与不幸时我们也会产生相同的负面情绪，于是人们才有为改变这种负面情绪而付出代价的“利它”行为。
因而当我们同情弱者、帮助不幸的人与对他人的责任感同样是产生于自我感受需要的“自利行为”，只是这种行为符合大家都的需要而称之为道德而已。
人的行为是由大脑支配的，且不同的行为导致相应神经元的活跃，而群体生活又强化了人们的这种行为与神经反应关系的普遍性。
在原始的群体生活中，人们面对的是相同环境与得失，并产生特定形式的、能相互理解的肢体语言。 因此，人们特定的肢体语言很容易给他人一种暗示而产生相同性神经反应，如人们在看到他人痛苦与高兴时，能很快意识到对自己来说有同样的事情发生而不自觉地陷入同样的痛苦与高兴中。
这种群体生活中的相同性慢慢地给人一种经验与习惯，即他人幸福自己也会感到幸福，他人痛苦自己也会感到痛苦，即使他人的幸福、痛苦实质上与自己无关。
相同性情感也被西方学者称之为“移情”，表现为当他人痛苦与不幸时，自己的情绪也会受到负面影响，而当别人感到幸福自己也会感到幸福。
相同性情感的意义在于有效促进生活的效率与幸福，如人们之所以会通过帮助与安慰来使他人走出困境、摆脱情感阴影，就在于自己也因此产生了负面情绪而产生改变欲望;而当他人成功、幸福就与其互享，这样大家都能得到与更多得到享受与幸福。显然，这种相同性情感增进了人的诚信、团结与责任而促进了群体生活的效率与社会发展。
动物也具有这种“移情”的本能，并能与人之间产生。俄罗斯灵长类动物学家纳納迪婭科茨是最早研究人类以外物种能力的人之一，她在家里养了一只年幼的黑猩猩，当黑猩猩爬到房顶上时，为了让它下来通常采取的办法是叫喊、斥责与拿出食物，但很少起作用。但如果科茨坐下来假装在哭，黑猩猩就会马上来到她身边。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黑猩猩与人产生了相同的情感反应，即人的沉默、流泪等表情也让黑猩猩感受到一种负面情绪，于是黑猩猩为了减少与消除这种“连带”的负面情绪，就会来到人的身边，试图改变。
当然，这支黑猩猩与人之间产生的“移情”是因为固有的生理原因还是长时间与人互动的结果，也就是说这种移情是一种普遍性还是特殊性及程度还有待更多的研究，但可以肯定，没有这种相同性情感反应，黑猩猩是不会有这种“行善”的“道德”行为。
然而，生活的个性化发展与自我利益追求又不断地挑战着人类的相同性情感。以黑猩猩来说，当黑猩猩来到人的身边后人能表现出高兴与友好，黑猩猩就能获得一种满足与激励，且这种经历就会被黑猩猩肯定与不断重复而形成习惯与个性。但当黑猩猩来到人的身边而人仍沉浸于个人情感中，如表现出无动于衷、甚至驱赶等，黑猩猩就会感到无能为力，并形成与已无关的经验而冷漠，甚至因给自己带来负面情绪而反感等，其相同性情感与道德行为就会受到抑制。
对于人类来说，自然是更复杂的个性生活与经历导致了更复杂的情感和记忆。显然，当遭遇不幸的人在生活中太注重个人利益而无视他人的存在，或者对他人有过不友好的经历，如伤害过自己等，人们就会形成一种事不关己与“乐见其成”的自私情感。
或者当我们发现他人的幸福与自己无关、即不能带给自己任何好处，甚至他人的幸福对自己不利，如自私、欺诈与腐败的结果等，这样他人的幸福就会刺激自己产生相反的情感反应，即嫉妒与愤怒。
为什么我们总希望自己的亲人、朋友生活得幸福而不是痛苦与不幸呢？其原因就是因为亲人与朋友不会有让人产生这种坏的联想而能从中获得幸福分享，相反他们生活得好对自己也有利的经验与预期，如有条件与机会帮助自己等。
同样，当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另一个社会体验生活时，也会希望当地人幸福，因为他们不会对自己有伤害，更没有伤害自己的经历而放弃了习惯性的紧张与压力，并能从他们的幸福中获得分受。
嫉妒是与相同性相反的一种情感，是人们注重个人利益的表现，它产生于有限的生活资源因被他人占有而形成的失望与对占有者的敌视，但若在生活中经常出现一些人不合理地获得利益，就会演变成凡是别人比自己好就难受、见到他人幸福与比自己强仇视的习惯性心理，此时人的道德情感与道德行为就会受到严重压制。
嫉妒虽然不利于道德生活，但却是自我意识与思想发展的表现，因为当我们发现他人的幸福不能给自己带来实质性好处、甚至还有害，我们又为什么会情绪化与盲目地因此高兴呢？于是为自己的利益工作、竟争与斗争才是必要的。
不过，人类这种个性生活与个人利益的追求对相同性情感的压抑、并导致道德退化是暂时的、甚至是表面的，因个性生活与自我利益的追求、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博弈能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制度建设，并在生活中产生更多的是非标准，从而在此基础上重建更有保障的道德生活。
人的思想与情感在个性生活与追求中获得有效发展，从而对生活产生更多的理解与要求，对道德也就有了更高要求，毕竟人类越是进步，就越希望生活更有效率与更美好，而道德是这种生活的基本条件，此时我们就更难漠视他人的痛苦与不幸，并能更好地分享他人的幸福。
于是在他人面临困难与危难时，不仅有相同性情感作用来促进我们伸出援手，还有思想作用让我们伸出援手，即因意识到他人不应该有这样的困境，不应该得到如此下场，如果我们不去帮助与伸出援手，结果会如何的糟糕等，这自然让我们不应该无所作为，且在这种道德行为中，人的相同性情感与理性思想是相互促进而可获得良性发展。
因此，当一个人、或者一个社会从最初的情绪化与盲目的道德行为中开始变得沉稳与思考个人利益，我们不应感到太多的恐惧与不安，这也许是成熟与成长的表现，且这也是道德行为产生的第二个原因，即理性思考。
相同性情感与理性思考是人类表现出善良、互助、诚信与责任等优秀品质而导致群体生活稳定与具有效率的原因，于是当人们不具有这种相同性情感与理性，就会表现自私、嫉妒与仇恨等恶劣品质，群体生活就会低效、混乱与冲突。因而，如何培养、发展人的相同性情感、提高人的思想水平是生活的基本问题。
人的行为总是各种情感与记忆的综合反应，而人的每种情感与记忆都容易被激发与发展而决定人的选择与生活趋向。
对待他人的生活，我们常常处于一种复杂而矛盾的情感与思想：一方面是相同性情感作用而希望他人幸福并分享幸福；另一方面在个人利益追求中，当发现他人太幸福、生活得太好，自已好象又失去了什么。或者说有时我们在个人利益的作用下总希望他人生活得比自己差、比自己穷，但又不希望他人太穷与太辛酸，以免给自己带来太多的负面情绪等。
不难理解，当他人的幸福与痛苦是社会生活的反应，则人的相同性情感就容易被激活而自私的情感与记忆就会被压制；相反，若他人的幸福与痛苦产生于个人利益追求，则自私的情感与记忆就更容易受到刺激与表现、发展，而相同性情感与道德行为就会受到压制。
显然，当社会缺少公平与公正，且生活的幸福与痛苦更多的建立在个人得失与有限财富地位的恶性竟争上，人们就会更多地表现出个人利益与自私行为，从而这种“愿人穷不愿富”、“愿人弱不愿人强”的嫉妒与排他情感就容易产生与发展；而当社会公平与公正，生活中人与人之间能更友好相处，则道德情感就容易产生与获得发展，其自私情感就会被抑制。
现实似乎是残酷的，发展总是以牺牲公平与弱者为代价，生活总是充满腐败、欺骗与强权，且少数人总想高人一等、与众不同，因而嫉妒与仇恨总是容易产生而导致相同性情感与理性思考的减少，这也可解释人们对强势与富者总有种警觉与仇视的心态，因为经验与现实给了我们这种理由。
然而道德比爱情更美好、比制度更重要。生活需要道德的土壤，没有道德生活就会变得狂疯、社会就会变得危险。这种对道德的需要与非道德的恐惧又决定了道德的产生与发展也比人们想象的更容易。
在动物的进化中，科学家发现，凡是具有利它性与为群体牺牲的动物才具有生存机会与竟争优势，因而群体意识与自我牺牲精神就是动物群体生活的一个基本要求。
在这种群体意识与自我牺牲的精神中，动物更多的是建立在生存与习惯的本能与生物个性上，因而其互助性很有限。而人类就不同，利它行为不仅是一种相同性情感需要，更有广泛与深入发展的思想需要，并在群体生活中容易得到激励而发展。
然而，当一个社会的群体意识与自我牺牲精神越强，其个人主义也容易获得利益与发展，如欺骗、犯罪与腐败等损人利己的行为也变得容易，于是道德生活不仅需要人的相同性情感作基础，还需要人的思想与法制来支持。
因此，社会需要建立平等与和谐的生活环境，同时建全法律制度，并做到有效的监督与对违法者的惩罚、对违反道德行为的谴责，使违法与不道德行为的代价增加而有利于道德发展。
因而当一个人违反道德与法律时，我们就希望他得到惩罚与谴责，这不仅是因为本能的嫉妒，更在于这违反了人们对普遍性道德生活的需要，同时可能因激发人的不道德行为而给人思想上的不安，因而法制建设与有法不依绝不是小事。
这就是说，道德行为不仅是相同性情感需要，还有因深入思考而产生的对无助、混乱与冲突的恐惧，这也是守法与道德行为总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可与激励的原因，如对道德行为与人物的崇敬、赞美与奖励等。
于是象友好与礼貌、助人与感恩、诚信与守法等文明行为我们就不应该理解为传统的礼义文化，而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表现，是生活中的道德要求与激励需要的反应。显然没有现实的公平与公证的生活环境与制度进步，道德生活就很难得到保证与发展，而靠文化习惯与说教来维持和推进明显是脆弱的。
生活不仅仅在于你个人得到了什么与获得了某种满足，而更重要的是人的幸福情感能被更多的原因激活、从广泛的日常生活中获得享受。
与他人分离幸福最完美与最理想的生活，因为这种分享不仅不会象财富那样因你的参与而导致他人享受的减少，且还会因自己的参与而增加，同时激励道德情感。
假设每个人对待他人的情感与思想都能象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生活显然会变得非常美好。
人类的相同性情感与道德也是很容易被激发的与发展的，因为人的内心需要它，因而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做一点善事、表现一点道德，如捐点钱、说点安慰话、表现占友好、或者参与些社会义务工作等并不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损失与麻烦，但其道德与社会意义却是无穷的，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因此，人们不能因为事小而不为，特别是那些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明星、企业家与官员等，面对公众更应该注意自己的道德表率与社会责任，民众也很想看到他们积极的一面。
因而，当我们感到无聊、富足得麻木时，何不热情地去关心与帮助他人、参与社会公益而从他人的成功与幸福中获得享受与激情，并增进群体生活的效率与道德的发展。
人在遇到痛苦与不幸时，其心理向好的转变往往比我们所想象的容易，因为人的内心渴望幸福、有寻找美好的要求，其“廉价”的道德行为自然就成为人们生活的需要与依靠，此时他人的关心与帮助所带来的意义往往大于人们的想象。
有人对残疾者作过调查，结果发现他们仅仅可能是身边有人陪伴、照料与微不足道的关怀而产生幸福与感恩，并因此忘了不幸与痛苦，这也可解释当社会出现危机与灾难时人的道德情感很容易被激发与表现的原因，毕竟从当时来看道德的力量与意义太大了。
因此，对于弱势与生活在社会低层的人来说，道德行为也就显得很重要了，相反强势与“得志”者似乎对道德的需要就没有那么必要了，且他们还可以、也可能希望从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与社会混乱中获利，因而生活中就出现了少数强者破坏道德、而多数人维护道德，且社会越是不公平、制度越不健全与贫富差距越大，这种矛盾与冲突就越激烈。
在群体生活中，一个基本的生活要求是公平。假设人们从社会发展中所获得的收入都有所增加，但不平等，这就会给多数人带来伤害而恶化人际关系，这样表面上的发展就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的是痛苦与不安，这种发展就是有问题的、有害的。
试想，自己一天才十元的收入，而当发现他人工作一天有上千、上万的收入，或者因腐败而占有大量财富，人们能理解吗？这难道不会对自己的工作与情感产生负面影响吗？
在社会高度平等的国家瑞典，66%的人表示信任周围的人，而在社会不平等的葡萄牙，只有10%表示信任其它的人。很难想象，不相互信任与注重个人利益的社会，人们的幸福感与生活效率会有多高，人的道德感有多强。
社会需要发展与进步，而在这种进步与发展中必定有一部分人先获得成功，但如果人们更多感受到的是其成功的艰辛与过程，且成功者能向社会更多地展示自己的道德与责任，则人们就会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发展的意义而有利于发展的持续。
在公开与公正的社会，成功与富足常常有被人们认可的经历与过程，他们也能理解贫穷与失败而产生同情心与道德行为，也更容易与人分享成功与财富，这样的发展差距就不会太多地给生活带来负面影响。
而在财富与权力至上、腐败与官僚盛行的社会，公平与公正就很难在生活中得到表现，由此所造成的巨大生活差距总是令人不安、给多数人太大的压力与太多的失败让人品尝的是痛苦，且少数人因不劳而获与先天性的优越感容易导致他们为获得更多满足感去炫富与不同，并试图证明自己的成功与能力而胡言乱语，这显然是很危险的。
其实，人与人之间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平等、互利的共生关系，因而任何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不应忘记他人利益。
比如权力是一个巨大的生活资源，这不仅表现在物质分配的权力上，还有其社会地位与影响能力，于是在自己获得权力时就不要太在乎财富得失，即他们应该更多的是以思想与社会影响来获得意义，这也是大家乐意看到的、并以此形成一种互利与互享关系。
显然，不懂得权力意义的人、并试图以权力来获得物质利益是极不正常的，是制度不健康与道德恶化的结果。而在这种社会道德恶化的情况下，物质的发展显然毫无意义，摘自生活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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