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年早逝的安德鲁·
谢拉特(Andrew Sherratt,1946—2006)是当代杰出的考古
人类学家。20岁时,他进入剑桥大学攻读
考古学和人类学,十年后以著作《东南欧
青铜时代的开始》获得博士学位。1973年,谢拉特开始在牛津大学阿什莫尔
艺术和考古
博物馆工作。1981年,他发表了影响深远的论文《犁与畜牧:次级产品革命诸方面》,正式提出“次级产品革命”概念。
谢拉特曾在欧亚大陆进行过广泛的
田野调查,发表的一系列
学术成果使他逐步赢得了国际声誉。去世前,他创立了考古地图工程,利用遥感技术和谷歌地球,结合考古数据,图文并茂地展示人类
文化的时空变化与互动。谢拉特被认为是继英国戈登·柴尔德之后最伟大的考古人类学家。
谢拉特从新、旧大陆之比较着眼,认为对不同动物的不同利用方式是造成新、旧大陆
社会发展和文化差异的根本原因。在新石器革命中,植物和动物被驯化,分别产生了种植业和畜牧业,犁耕或牛耕是种植业与畜牧业互动与结合的关键。犁是最早的畜力机械,首先出现在西亚,不久后被传到了欧洲。有众多图像和文字表明,西亚在五千年前就普遍使用两牛抬扛式的牛耕了,欧洲局部地区也发现了牛耕的物证,如北欧的丹麦就发现有近五千年
历史的犁耕痕迹。与犁耕密切相关的是由动物牵引的车辆或轮式运输。约四千年前,中亚出现了马拉有辐双轮车和骑马术,提高了大宗物品长距离运输的能力,随之而来的是挤奶风俗和毛制技术逐步得到普及。牵犁、拉车、挤奶、剪毛、骑乘等都是对家养动物的次级开发,不同于吃肉寝皮、敲骨吸髓的初级利用,被谢拉特称之为次级产品革命。
次级产品革命极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和交通运输力,形成了以犁耕农业为核心的定居
生活方式和以奶为食、以毛为衣的畜牧生活方式,最终促成了城市的兴起和游牧
民族的诞生。犁耕取代锄耕,游牧代替畜牧,男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相对提高,逐渐形成了男权社会。1983年,谢拉特在《世界考古学》上发表文章,补充论述了犁耕的起源与发展、绵羊的传播与利用、挤奶风俗的源起、骆驼与马属动物的次级开发利用、运输和贸易的发展,进一步明确了动物次级开发在旧大陆的起源与传播过程。由谢拉特创立和定义的次级产品革命概念,现已被考古人类学界广泛接受。有关家养动物次级开发的时间、地点、传播路径和细节可能会被不断更新,但次级产品革命概念的创意是不会过时的。
在《犁与畜牧:次级产品革命诸方面》一文中,谢拉特多次提到“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十年后,他在《欧洲考古学报》首卷上又发表了论文《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史前晚期地中海与温带欧洲的关系》,系统阐述了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概念。次级产品革命大体发生在青铜时代,牛、羊、马在欧洲的传播大体与青铜时代的展开同步。可以说,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家养动物次级产品开发的过程。在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西亚无疑成为中心,中亚和地中海地区是外围,欧洲大部分包括北欧是边缘。谢拉特认为,次级产品革命是新、旧大陆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它不仅造成了青铜时代世界体系,而且孕育了
现代世界体系。
谢拉特没来过
中国,也不懂汉语,但他关心古代中国在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他承认,史前中国是一个相对独立自主的文化体系,但并不是完全孤立的,它是旧大陆世界体系中半分离的成员。中国还未发现在新石器时代对动物次级利用的证据;次级产品革命到了青铜时代才影响到中国,改变了东亚的文化面貌。“互动说”比“外来传播说”或“土著自主说”能更好地解释中国青铜时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1996年,谢拉特精心挑选的论文集《史前欧洲经济与社会》出版,论文集以《柴尔德:考古学与智识史》开篇,又以《柴尔德:对与错》压轴,可谓意味深长。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谢拉特的理想就是追随并超越柴尔德。在《柴尔德:考古学与智识史》一文中,谢拉特高度赞扬了柴尔德的开拓之功和远见卓识。不识欧洲真面目,只缘身是欧洲人。柴尔德是在澳洲长大的欧洲后裔,具有观察欧洲的独特视角。在欧洲人看来,欧洲四分五裂,缺乏相对完整的形象。当时的考古学研究重在田野发掘和文字解读,缺乏理论概括。柴尔德率先从考古人类学角度将欧洲当做一个整体来考察,他一生写了约20本书,处女作是《欧洲文明的黎明》(1925)。他非常重视欧洲与东方的关系和技术进步的意义,善于从整个人类发展角度思考问题,提出了理解人类进步的关键概念——“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受柴尔德的启发,谢拉特提出了次级产品革命概念,阐明了由新石器革命到城市革命过渡的动因。谢拉特认为,在新石器时代,人类驯化了动物和植物,但只是对动物进行了初级开发利用,又称“食物生产革命”。次级开发利用动物则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和交通运输的能力,剩余产品和远距离贸易与互动是城市产生的条件。
在《柴尔德:对与错》中,谢拉特客观地指出了柴尔德的三个盲点。首先,由于家庭的原因,柴尔德对
宗教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反感,严重忽视了史前宗教的历史作用。其次,他是反战和平主义者,坚信人类应该和谐共处,无视人类史上的战争和冲突。最后,他节俭成性,反对铺张浪费或快乐消费,无视史前奢侈品的交换或贸易,不重视消费的意义。在这三方面,谢拉特都有所突破。他专门研究了消费的重要作用和药物、酒的宗教意义,并关注远距离贸易与互动,弥补了柴尔德的不足,更新了欧洲史前史的视野,也为人类自我探索作出了新贡献。
谢拉特在60岁生日前夕突发心脏病,还没来得及整理自己的著作便撒手人寰,留下了相濡以沫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他去世后,谢菲尔德大学考古系设立了谢拉特基金,鼓励年轻学子研究旧大陆史前史,并于2008年成功举办了纪念谢拉特古代世界体系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者参会。至今,谢拉特仍深深影响着东西方的学术界,激发不同国家的学者共同探索人类的过去与未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4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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