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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年轻的意识中，还有什么是正在形成的？他们会永远怨恨洗手吗？还是怨恨待在封闭空间里？他们会不会成为“冠状一代”，就像那些在大萧条时期把钱塞在床垫下的成年人一样？”
面对这场全球性灾难，有人在风口浪尖呼喊，也有人在泥潭中冷静记录。
《纽约书评》收录了来自4个大洲、12个国家的19篇“作家疫情日记”，记录了来自世界各地此时的景象。文章各有侧重，但都引人深思。
这些作家记下了来自世界各地此时的景象，可以帮我们打破时空局限，看到稍远一点的黑暗与光亮。今天先分享其中的6篇日记
本文为Lens微信公号“WeLens”（ID：we-lens）授权转载。Lens 是一个致力于发现创造与美、探求生活价值、传递人性温暖的文化传播品牌。
01、
“他们会不会成为‘冠状一代’，
就像那些在大萧条时期把钱塞在床垫下的成年人一样？”
坐标：以色列特拉维夫，露丝 · 马格利特（Ruth Margalit）2020年3月18日
周一，以色列全境封锁的第二天，我带着孩子们去了特拉维夫海滩，心想：“这不，也没那么糟糕嘛。”当我打开笔记本电脑写这篇文章时，我甚至有点沾沾自喜，我注意到了空荡荡的道路，犹太人赎罪日般才有的寂静。这也许会教我们放慢脚步。
不久前，以色列卫生部发布了紧急新令。从现在开始禁止去公园。海滩和自然保护区也要敬而远之，博物馆和咖啡馆就更别提了，它们已经关闭好几天了。每次散步时间也要限制在十分钟之内：仅限一位家长和一个孩子。不能呼朋引伴。不能有超过十人的集会。除紧急情况外，不提供医疗服务。
这是一个和我们的起居室差不多大的世界。
“今天要上幼儿园吗? ” 我儿子在今天早上6点10分睡眼惺忪地问道。
我告诉他不用上。
“哦”，他想了一会儿后说：“我们今天要更换总理吗？”
我们可以称这个问题是，一年内三个选举周期，再加上一场全球性的流行病的结果。对于一个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是被无法控制的巨大失败所支配的男孩，你该如何告诉他这一切？
3月18日，在以色列为抗击 Covid-19的传播，出于“非必要”的原因禁止居民离开家门之后，特拉维夫的一片空旷海滩每当我触摸自己的脸时，他十八个月大的妹妹开始指责我（“不，不，不” ) ，我逐渐意识到，我确实经常摸自己的脸。她从哪儿学来的？在他们年轻的意识中，还有什么是正在形成的？他们会永远怨恨洗手吗？还是怨恨待在封闭空间里？他们会不会成为“冠状一代”（corona generation），就像那些在大萧条时期把钱塞在床垫下的成年人一样？
新闻广播里充斥着病毒检测呈阳性的人们的日程安排。这是一个超现实的景象：世界末日的主角，在宣读一个人一天中的琐事。
早上8点半：去了耶胡达马卡比街上的自动取款机。早上9点50：去了位于耶胡德的 Shufersal（以色列国内最大连锁超市）。中午12点半：锡安沙拉三明治店。
前两天，WhatsApp 上转发着这样一个笑话：“过好你的生活，就像每一天都会在社交媒体上被宣告那样。”
其他悲观的笑话也在流行。
“星期六，如果天气允许的话，我们将追随37号和148号病人的脚步。”
“建议人们不要拥抱或亲吻。德系犹太人可以像往常一样继续生活。”
“如果你感到发烧、头昏眼花、汗流浃背——你会意识到，自己正困在家里，和孩子待在一起。”
你懂的。
这种流行病给人带来的感觉既是未来主义的，又是圣经式的，既是末世论的，又是完全日常琐碎的。
一些朋友利用这段时间，训练他们的孩子上厕所，或者浏览 Netflix 所有纪录片的内容。
还有人建议说，你应该“带着正念，在家里走动”。
至于我的儿子，他发现我们的书架一旦清空，就可以做一个能搬动他妹妹的梯子。
前几天我看到了一张 NASA 卫星拍摄的照片。展示了中国的鸟瞰图，没有污染带来的巨大云团。天空又变蓝了。现在有些事情值得期待了。
02、
“当媒体说有人在阳台上唱歌时，我们笑了，因为我们周围没有人唱歌。”
坐标：意大利米兰，蒂姆 · 帕克斯（Tim Parks）2020年3月18日
三月八日。这一切的开端是出于好意。我们已经克服了烦恼，这种米兰所有让我们感到生活充实的东西，都已经被关闭的烦恼。餐馆、音乐厅、剧院和咖啡馆。我的健身房。她的瑜伽馆。
我们在城市边缘，欣赏着街道上一种全新的社区感。这是一种新的认识，尤其是在种族多样的群体中。这是个好兆头。我们知道，这种疾病的麻烦之处是，大约 5% 到 10% 的有症状病人需要长期的重症监护，但能做到这种程度的地方很少。
我们的责任是不生病，不成为负担。
我们打算迎接持久战。
毕竟，这和我们平常的一天有什么不同呢？都是坐在家里写作，翻译。
当媒体说有人在阳台上唱歌时，我们笑了，因为我们周围没有人唱歌。
每次出门买东西，都要下载并打印一张表格，填写信息和签上自己名字，这似乎有点夸张。他们就不能相信我们很有责任感吗？那就这样吧。
当人们在超市外面排队，彼此间被要求相隔数码的时候，倒更容易理解，这样一次只能进去10个人。我们后面有位男子偶尔挪动他的口罩，狠抽一口烟。
我的伴侣一直在查看与吸烟有关的死亡人数来消磨时间：意大利每年8万人。
我们在哪儿都找不到口罩。哪里都没卖的。
我们决定利用在家的额外时间弹钢琴、看书、看电影。十天过去了，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不需要媒体也能意识到了疫情的严重性。
不断加强的传染程度，每天的死亡人数，教堂里堆满棺材的故事，重症监护病房越来越少。这无疑加强了我们留在室内的决心。
3月11日，在意大利米兰的隔离期间，人们在超市排队购物在疫情早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愉快的新社区精神，开始转变为更有活力的爱国主义。公共广播电台播放国歌，邀请我们打开窗户唱歌。我们的总理说，意大利是世界效仿的榜样。
经历战争的感觉，也不过如此。
与此同时，我研究了卫生高级研究院（Istituto Superiore di Sanità）的数据。截至3月13日，共有1266人死亡。（意大利每年有63.3万人死亡，平均每天死亡约1700人。）到2503年的3月17日。平均死亡年龄将是：80岁以上。
“两名死亡患者没有严重的病史。”大多数都有两个或三个基础疾病。
“但是，当他们没有床位时，你想成为那个生病的人吗? ”我的伴侣问道。“毕竟，你已经65岁了。”
她来自意大利南部的塔兰托，那里是欧洲最大的钢铁企业 ILVA 的所在地，那儿的污染水平令人无法接受，因此臭名昭著。她给我看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计算出在八年的时间里，污染导致了将近12000人的死亡。但 ILVA 太重要了，不能关闭。
直到新冠病毒出现。3月16日，他们决定关闭一半工厂，员工从八千人减少到三千八百人。
整个塔兰托省共有十七例确认感染。
我想象着，又是待在家里的一天，填写表格，在超市外面排队。我深爱的这个国家的天气很好，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加里波第和复兴运动的书。但是昨天，共和报（LaRepubblica）说，警方指控近八千人”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走出家门”。
生活在这里的四十年里，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经济受到打击。社会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
我觉得这些事儿都不太合理。
据法新社报道，3月31日，意大利降半旗并举国默哀一分钟，哀悼新冠肺炎疫情中的逝者。坐标：佛罗里达州盖恩斯维尔，劳伦·格罗夫（Lauren Groff）2020年3月21日
这是我们在佛罗里达自我封闭的第七天。我们这个古老的社区，通常挤满了骑着自行车或步行的孩子，现在却怪异地保持安静。我们站在花粉浓密的门廊上，和我们遛狗的邻居打招呼。从一条人行道到另一条人行道的安全距离外，我们呼喊着关于灾难、流行病、卫生纸和股票市场这些关键词。这个地区的居民大多与佛罗里达大学有联系，并且也采取了极致的预防措施，但是我们从那些仍然外出工作的人那里听说，这个地区的其他地方，几乎与往日并无不同。我发现我不得不在清晨跑步，以避开那些聚集在公园草地上，将自己的肉体暴露在阳光下的欢快的年轻人。他们不是我的孩子，所以我不会对他们大喊大叫，让他们注意保护自己。与此同时，我发现自己很有同情心；我们都害怕，这种我们能感觉到的不断聚集的热量，在一个星期左右就会消退。因为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被迫缩短行程，拉上窗帘挡住灼热的阳光，过上阴暗的日子；我们只有在天气凉爽的时候才会出门，无论是在清晨还是日落之后。作为一名全职作家，我的日常生活都是关在家里的，对我来说，这次爆发带来了令人焦虑的社交生活。作为让我住在佛罗里达的交换条件，我丈夫做出了一个让步，那就是我可以在早上直接工作，而不用处理、不必听或者甚至不用理关于我小孩的事情。现在他们不去学校，我发现自己整天都有人陪伴，努力忙着让孩子们都忙碌起来。我最近一直为邻居家的孩子们，在谷歌视频群聊里主持一个每日写作研讨会。我惊讶地发现，12岁以下的孩子很容易就能搞懂硕士生难以理解的想法。我每天早上醒来，都会收到一群深受喜爱的作家发来的电子邮件，每个人都轮流发送自己录制的诗歌，以鼓舞士气。来自不同圈子的朋友每天在网上享受鸡尾酒时间。我和两位杰出的小说家在一个读书俱乐部里读《堂吉诃德》。在孩子们放学回家之前，我的生活一般都是空空如也。而现在，我和其他人在一起的时间实在是太多了。也许我是因为害怕失去，而过度厌倦了自己。 3月16日，佛罗里达州，当地社区中心设立在西棕榈滩上的一个 drive-thru 冠状病毒检测点有些人的想象力，仅仅会被他们所能看到的东西激发；我责怪这种狭隘的经验主义，因为直到几天前的晚上，公园里人满为患，酒吧里人员爆满。在我家的围墙里，我害怕眼前不存在的痛苦，害怕人们没有钱和食物，害怕他们在肺里的液体中淹没窒息，害怕医护人员在执行任务时生病死亡。我很为联邦政府担心，右翼已经如此有意地削弱它，以至于它不仅不足以帮助人民，而且还在积极地阻碍我们前进的道路。我害怕，这次的恐惧会对我的孩子们，对他们的想象力和他们的灵魂，造成不可知的影响。要想逃离这些恐惧的牢笼，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己沉浸在其他人的世界里，把孩子们拉近到我面前，沉浸在我正在阅读的作家们的思想里，并爱着电脑屏幕上家人和朋友的脸。坐在这个相对凉爽的清晨，聆听那些刚从南美洲来的带着木兰花的鸟儿，知道这是我们将长时间享受的最后一个温和的天气，并尽量不去想即将到来的痛苦。“我意识到，即便整个巴黎在疫病中沦陷，所有的药店不幸倒闭，坐标：法国巴黎，爱德华多 · 哈尔丰（Eduardo Halfon）2020年3月17日
今天是巴黎闭关的第一天，或者用法国人的话来说，这叫做被监禁。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透过窗户，我可以看到一条完全空旷的弗勒鲁斯街（大约一个世纪前，格特鲁德·斯泰因和爱丽丝·托克拉斯在这里接待了许多艺术家和作家）。没有行人。所有商店的橱窗都是黑暗的，所有的餐馆和咖啡馆现在都关闭了，桌子和椅子整齐地堆放在里面。直到另接到通知，从今天开始，任何外出的人都必须随身携带一份正式的文件，名为《出行许可证》，经适当填写和签字，要声明任何出行的明确理由。只能有五种可能性：在家和工作地点之间流动；在授权机构购买必需品（如食品）的流动；由于医疗原因的流动；由于紧迫的家庭情况而流动，援助弱势人员，或照顾孩童；有限的个人锻炼活动，以及宠物的需要。有人警告我们，如果是任何其他原因，都不能出门，但也不能不带这份文件就正当出门。换句话说，想安全通行，就得像在战区一样。 3月17日，巴黎，为了阻止冠状病毒的传播，警察在严格封锁后检查公众闭关将在中午开始，所以，在还有最后几分钟时间的此刻，我决定最后一次赶到街对面的面包房去。玻璃门一直开着。地板上有很大的蓝色十字架，是用强力胶带制成的，直通向柜台。我走进店里，踩在我的蓝色十字架上，恍惚以为面包店本身就是一个戏剧舞台，而我们这些远离彼此的顾客，正是踩在节拍上的演员。我慢慢地走到柜台前，柜台前摆着一长串的桌子，以便让戴着手套、戴着口罩的员工与我们保持安全距离。我给儿子点了一份法棍面包和一份巧克力面包，并对那位女士说，在封锁期间，我会怀念每天早上去那里的日子。她大声嘲笑道，他们当然会在正常营业时间内一直开着。她对我说的话感到非常困惑，似乎受到了侮辱。于是我向她道歉，还递给她一些硬币。当我走出去的时候，我小心翼翼地避免碰到任何仍然在他们的蓝色十字架上站着的陌生人。我意识到，即便整个巴黎在疫病中沦陷，所有的药店不幸倒闭，所有的洗手液、口罩甚至药都卖完——但依然会有一个面包师在凌晨四点做面包，仍然会有巴黎人在胳膊下夹着新鲜的法棍走来走去，在那刚被收入囊中的法棍一头，咬上一口。“我们想让他们振作起来，想让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为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坐标：西班牙马德里，米开朗基罗·莫拉多（Miguel-Anxo Murado）2020年3月18日
我们现在已经是禁闭的第五天了。五天是个分水岭：它是新冠病毒感染后出现症状的平均时间。当然这不能保证什么，但它是一种近乎迷信的慰藉，让你可以坚持下去。自从西班牙政府命令全国人民把自己关在家里两个星期（原则上如此）以来，许多人，当然也包括我在内，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已经被感染了怎么办？无线电广播里那个严厉的机器人声音不断重复着播报，如果情势如此，我们确实不应该去医院。医院正处于崩溃的边缘。许多医生和护士都被感染了。重症监护室不够，床位不够，甚至口罩也不够。每天晚上八点，全国上下的每个人都会把手伸出窗外，向医护人员欢呼。我们想让他们振作起来，想让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为我们冒着生命危险。但是在医院里，医生必须决定哪些病人需要重症监护，哪些病人需要等死。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掩饰也无益。如果你在家里生病了，你必须打一个电话号码，希望他们会来检查你，然后在医院监控你。但是试剂盒件已经快用完了，而且他们说，电话线路一直忙得不可开交。所以我们知道，其实指望不上太多的帮助。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至少有20个老人，在孤苦无助的情况下，死在了一家疗养院里。昨天，整个西班牙将近200人死亡。今天，至少还有100人会面对这样的命运。我们以后的日子，预计会更糟。我们家有三口人：我的妻子，我四岁的儿子马丁和我。我们有足够维持两个星期的食物。我们还好。我们很幸运，因为我和妻子都可以在家工作。一天内照顾一个孩子这么多个小时，比我想象的要困难，但是跟我想象到的身边人的一些困难相比，简直不值一提。那些人也许和我住在同一个公寓楼里。 3月18日，西班牙马德里，瓦伦蒂娜在国会担任接待员，在一场关于如何减轻冠状病毒带来的后果的辩论中为讲台消毒我曾经是一名战地记者，所以宵禁和危险于我而言并不陌生，但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整个国家同时实行宵禁——也许整个地球很快也会实行宵禁——而且这种危险是非常微小、肉眼看不见的。在战争中，恐惧是嘈杂的。在这里，它呈现出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我很担心，但没有害怕，然而我对自己的预防措施严格到了迂腐的地步，因为我害怕让别人也感染。流行病在这方面也很特殊：它们不仅威胁你的生命，也威胁你的良知。这就是为什么我冒险到外面去，只不过是为了倒垃圾。昨天，在我出去的路上，我偶然遇到了一个邻居，一个我不认识的女孩。我们都在一定距离处停下来，想办法超过对方，同时保持建议的6英尺距离，但是我们做得太笨拙了，以至于我们实际上碰到了对方。这种接触就可以让人染上病吗？后来我困倦地躺在床上，对自己说，那是不可能的。我隔着毯子碰了一下我妻子的身体，感觉很温暖。但好像太热了？然后我就睡着了。到底是什么驱使这么多人戏剧性地改变他们的日常生活？”坐标：韩国釜山，约书亚 · 亨特（Joshua Hunt）2020年3月22日
2月份第一个星期快结束的时候，我醒来时听到手机发出熟悉的嗡嗡声——它爆发出一种独特的噪音与震动的结合，让我立马想起了日本地震的移动警报，之前我在那儿做了几年的驻外记者。在这种情况下，嗡嗡声预示着另一种灾难：Covid-19 病毒感染。第一次听到那个声音是令人沮丧的，但在之后的几天里，不断的警报声缓慢出现，几乎令人感到安心：那都是偶尔发出的噪音，和稳定且巨有破坏性的病毒节奏毫不相干。当时中国已有超过5万人感染了新冠病毒。我想，如果说那个嗡嗡声代表着什么的话，那就是 Covid-19 在韩国还没有找到“前进的动力”。然后，在2月18日，这些断断续续的警报便开始源源不断、近乎愤怒地爆发出来。在釜山以北的一个城市大邱，一名新天地教会（Shincheonji Church）成员的病毒检测呈阳性，她在教堂和自助餐厅就餐时感染的数十人随后又感染了数百人，这些人又感染了数千人。几天之内，警报频频响起，以至于噪音都消失在日常生活的背景里，就像夏天的蝉鸣一样。 3月17日，首尔阳地医院的院长站在新冠检测点的棚外我很快关闭了这些紧急通知，但那时整个城市的面貌都是一个警告。在杂货店，入口处张贴的告示提醒购物者，几天前有一名感染者来过这家店，任何在这个特定日期来过这家店的人都应该接受检测。几乎所有人出家门时都戴口罩，除了药店和杂货店，大多数商户都空无一人。当我冒险去附近的一家餐馆拿外卖的时候，我得把现金通过一个透明的塑料布上的一个小洞递给他，这块塑料布从天花板一直垂到地板上。之后，我用入口附近桌子上的消毒液清洗双手，在回家的路上，我又用了放在电梯里的一瓶消毒液洗了手。这种对正常生活的颠覆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而且几乎没有什么来自政府的推动。都不需要强制实行宵禁或封锁。我也几乎没有感觉到人们在害怕。如果不是恐惧和恐慌，到底是什么驱使这么多人戏剧性地改变他们的日常生活？我认为答案很简单：信息。韩国政府在2003年致命的 SARS 疫情中吸取了许多惨痛教训，并对 Covid-19 在大邱的进展展开了迅速调查。随后的一系列政府病毒测试，使调查人员能够迅速识别和隔离感染者，并筛查他们身边接触的每一个人。政府没有告诉公众应该害怕什么，而是制造了一个稳定的数据流，告诉他们如何保护自己。几周前，当我离开釜山去东京工作时，情况已经大为改观，以至于离开韩国都让我感到不安了。但是这个工作任务很重要，于是我打开了手机上的紧急提醒，登上了飞机。到目前为止，日本的行动速度似乎已经超越了病毒，但由于缺乏广泛的测试，一切都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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