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瘟疫时,在对情况无法做出准确判断或无法短期治愈时,隔离无疑是一个好办法。中国古代医家很早就认识到一些瘟疫病的传染性,并发现隔离疫病患者可以有效防止疫病的传播。中国是最早设立医院的国家之一,自然也少不了为应对疫情而准备的隔离场所。
据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简(《睡虎地秦墓竹简》)上记载:“城旦,鬼薪疠,何论?当迁疠迁所。”“城旦”是秦朝的劳役刑之一,是指强制男性犯人早起去修筑城墙的苦役;“鬼薪”是秦朝时的一种徒刑,指从事官府杂役、手工业生产劳动以及其它各种重体力劳动等;“疠”指麻风病。意思是甲正在接受城旦(筑城)的刑罚,现在得了麻风病,该如何处置?应当把他转移到疠所再处理。
根据这一记载可知秦朝时就设有疠迁所,这是当时专门收容麻风病人的隔离治疗医院,距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麻风病隔离医院。
睡虎地秦简
《睡虎地秦墓竹简》在“封诊式”一节里详细记录了一个病例:某里的里典甲将该里士伍丙送到官府,报告说:“怀疑他是麻风病,将他送到。”官员讯问丙,丙供称:“在三岁时患有疮伤,眉毛脱落,不知道是什么病,没有其他过犯。”官员命医生丁对丙进行检验,丁报告说:“丙没有眉毛,鼻梁断绝,鼻腔已坏,探刺到他的鼻孔,不打喷,臂肘和膝部……两脚不能正常行走,有溃烂一处,手上没有汗毛,让他呼喊,其声嘶哑,确诊是麻风病。”可见当时,如果发现身边有人染上麻风病时,要立即向官府报告甚至将疑似患者送至官府,令医生检验是否属实。若确诊,则要将其送到疠迁所进行强制隔离,以防止麻风病毒传播蔓延。
到了西汉,黄河一带瘟疫流行,汉武帝刘彻就在各地设置医治场所,配备医生、药物、免费给百姓治病。
元始二年,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和蝗灾,疫病随之而来。汉平帝下诏:“民疾疫者,空舍邸第,为置医药。”这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早的关于设立公立临时疫病隔离医院的记载。
东汉延熹五年,名将皇甫规率领军队征讨陇右地区,军中不幸发生疫病,皇甫规“亲入庵庐巡视”,这里的“庵庐”指的就是军队建立的临时性隔离医院。
古人虽然知道朴素的隔离做法或许能防止传染,但在没有官方设立隔离机构时,人与人之间自发的隔离方式在现在看来颇为残酷,失去了诊治和照顾,感染者往往在绝望中自生自灭。
后唐明宗时期,随、邓、复、郢、均、房等州(今湖北及河南一部)有人感染瘟疫,即使是父母或亲生子女也不敢在左右照顾,只是用竹竿“遥致粥食于病者之侧”;女儿出嫁后其父母感染疾病,夫家也不会告知,只有等其去世后才准许奔丧;有些地方甚至会出现“有父母兄弟厉疾者,举室弃之而去”的现象。
民众虽然有自发隔离的做法,但他们的知识水平仍然无法区分传染病、流行病和非传染病,因此朝廷在移风易俗的同时,对于疫情严重的地区也会有官方的迁徙措施。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河北北部发生瘟疫,“多病腮肿死”,于是令“边民南徙避疫”。
北宋元祐四年(1089年)七月,苏轼赴任杭州太守。上任不久,杭州大旱,颗粒无收,饥民哀嚎,流离失所。由于饥民食用死掉的家畜家禽,造成疫疾大流行。一时米价上涨,人心惶惶,社会不稳。苏轼除上奏请求减免赋税,开仓救济,还从主持设立隔离医院。他深知“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于是他利用朝廷拨款,还自掏腰包补贴,在杭州城中心众安桥,很快建起了一处病坊,取名“安乐坊”。
多项全能的苏轼
据记载,安乐坊在三年时间里就医好了上千个患者。苏轼还未雨绸缪,广蓄粮米、药品,以备急用。后来朝廷充分肯定了苏轼的做法,将安乐坊收归朝廷管理,更名为“安济坊”,聘请道士主持经营,并拨付经费,还赐给该院医护人员“紫袍”,彰显身份。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朝廷开始在各地设置安济坊,专为穷苦人治病。
古人将瘟疫的原因归纳为“邪气”“疫气”作祟,隔离病人也是为了隔离这种“气”。但在一些场合,别人没病,不致于将其隔离,但也不想让他人的气触及自己。
《马可波罗游记》曾记载,在大汗身边伺候和预备食品的侍者,都必须用美丽的面纱或绸巾将鼻子和嘴遮住。这也是一种隔离的表现,不过这主要是为了防止他们的呼出的气息接触到大汗的食物。
其实在元朝之前,这种遮蔽口鼻防止污染的做法就已出现,比如袄教就有祭祀戴面罩以防止污染祭物的礼仪。中国本土的原始巫术仪式中,也不乏面具,其功能也含有这点,隔绝常人与神鬼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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