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隔离漫谈

发生瘟疫时，在对情况无法做出准确判断或无法短期治愈时，隔离无疑是一个好办法。中国古代医家很早就认识到一些瘟疫病的传染性，并发现隔离疫病患者可以有效防止疫病的传播。中国是最早设立医院的国家之一，自然也少不了为应对疫情而准备的隔离场所。

据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简（《睡虎地秦墓竹简》）上记载：“城旦，鬼薪疠，何论？当迁疠迁所。”“城旦”是秦朝的劳役刑之一，是指强制男性犯人早起去修筑城墙的苦役；“鬼薪”是秦朝时的一种徒刑，指从事官府杂役、手工业生产劳动以及其它各种重体力劳动等；“疠”指麻风病。意思是甲正在接受城旦（筑城）的刑罚，现在得了麻风病，该如何处置？应当把他转移到疠所再处理。

根据这一记载可知秦朝时就设有疠迁所，这是当时专门收容麻风病人的隔离治疗医院，距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麻风病隔离医院。

睡虎地秦简

《睡虎地秦墓竹简》在“封诊式”一节里详细记录了一个病例：某里的里典甲将该里士伍丙送到官府，报告说：“怀疑他是麻风病，将他送到。”官员讯问丙，丙供称：“在三岁时患有疮伤，眉毛脱落，不知道是什么病，没有其他过犯。”官员命医生丁对丙进行检验，丁报告说：“丙没有眉毛，鼻梁断绝，鼻腔已坏，探刺到他的鼻孔，不打喷，臂肘和膝部……两脚不能正常行走，有溃烂一处，手上没有汗毛，让他呼喊，其声嘶哑，确诊是麻风病。”可见当时，如果发现身边有人染上麻风病时，要立即向官府报告甚至将疑似患者送至官府，令医生检验是否属实。若确诊，则要将其送到疠迁所进行强制隔离，以防止麻风病毒传播蔓延。

到了西汉，黄河一带瘟疫流行，汉武帝刘彻就在各地设置医治场所，配备医生、药物、免费给百姓治病。

元始二年，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和蝗灾，疫病随之而来。汉平帝下诏：“民疾疫者，空舍邸第，为置医药。”这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早的关于设立公立临时疫病隔离医院的记载。

东汉延熹五年，名将皇甫规率领军队征讨陇右地区，军中不幸发生疫病，皇甫规“亲入庵庐巡视”，这里的“庵庐”指的就是军队建立的临时性隔离医院。

古人虽然知道朴素的隔离做法或许能防止传染，但在没有官方设立隔离机构时，人与人之间自发的隔离方式在现在看来颇为残酷，失去了诊治和照顾，感染者往往在绝望中自生自灭。

后唐明宗时期，随、邓、复、郢、均、房等州（今湖北及河南一部）有人感染瘟疫，即使是父母或亲生子女也不敢在左右照顾，只是用竹竿“遥致粥食于病者之侧”；女儿出嫁后其父母感染疾病，夫家也不会告知，只有等其去世后才准许奔丧；有些地方甚至会出现“有父母兄弟厉疾者，举室弃之而去”的现象。

民众虽然有自发隔离的做法，但他们的知识水平仍然无法区分传染病、流行病和非传染病，因此朝廷在移风易俗的同时，对于疫情严重的地区也会有官方的迁徙措施。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河北北部发生瘟疫，“多病腮肿死”，于是令“边民南徙避疫”。

北宋元祐四年（1089年）七月，苏轼赴任杭州太守。上任不久，杭州大旱，颗粒无收，饥民哀嚎，流离失所。由于饥民食用死掉的家畜家禽，造成疫疾大流行。一时米价上涨，人心惶惶，社会不稳。苏轼除上奏请求减免赋税，开仓救济，还从主持设立隔离医院。他深知“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于是他利用朝廷拨款，还自掏腰包补贴，在杭州城中心众安桥，很快建起了一处病坊，取名“安乐坊”。

多项全能的苏轼

据记载，安乐坊在三年时间里就医好了上千个患者。苏轼还未雨绸缪，广蓄粮米、药品，以备急用。后来朝廷充分肯定了苏轼的做法，将安乐坊收归朝廷管理，更名为“安济坊”，聘请道士主持经营，并拨付经费，还赐给该院医护人员“紫袍”，彰显身份。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朝廷开始在各地设置安济坊，专为穷苦人治病。

古人将瘟疫的原因归纳为“邪气”“疫气”作祟，隔离病人也是为了隔离这种“气”。但在一些场合，别人没病，不致于将其隔离，但也不想让他人的气触及自己。

《马可波罗游记》曾记载，在大汗身边伺候和预备食品的侍者，都必须用美丽的面纱或绸巾将鼻子和嘴遮住。这也是一种隔离的表现，不过这主要是为了防止他们的呼出的气息接触到大汗的食物。

其实在元朝之前，这种遮蔽口鼻防止污染的做法就已出现，比如袄教就有祭祀戴面罩以防止污染祭物的礼仪。中国本土的原始巫术仪式中，也不乏面具，其功能也含有这点，隔绝常人与神鬼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