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葬礼和一个婚礼

我家土砖老屋要拆了。

40年，老屋是三代人生命的舞台，我在老屋主持了三个葬礼和一个婚礼，眼泪装满了门前藕湖。

 我家没有祖屋，没有祖坟，祖父一生要饭，爷爷奶奶死在要饭路上。父亲要饭到1949年。

父亲说他1949年前搬过15次“家”，差不多一年一次。他借住过看藕湖的湖棚，在杜家祠堂栖过身，在凉水井塆蹭过别人的牛棚。所谓搬家，就是扛着一卷草席，被人从一个勉强躲避风雨的地方赶到另外一个“人窝”。

将拆的老屋，是至少150年来我家第一次自己建的房子。

我在老林冲住过四个老屋。我在第一处老屋孤独降生，在第二处老屋忍饥挨饿，在第三处老屋考取大学，在第四处老屋送走亲人。

土改，我家分到了一间叫做“细屋”的牛棚，原址在老林冲学校门口，是一处独草屋，也就是没有邻居的孤独人家。

1963年，正是眼下这多雨季节，杜鹃声里，我出生在“细屋”里。落地那天，大雨，父亲在稻田里抓到两条鱼。

“细屋”长约十米，宽两米，一辆公交车大，不低头进不了门。有个亲戚高大，有一次把我举起来，“咚”地一下，我的头重重撞在屋顶上，瓦掉了两块。

房子东头是土灶和水缸，中间是矮破饭桌，西头几根木棍架起两张“床”，铺上稻草，全家七口睡在那里。

我最早的记忆都来自“细屋”。

一天黄昏，父亲干完活回家，夕阳中看到门口石条上有一个尖尖的东西，他说：“嘢，落了一个小辣椒！”用手去捏，捏不起来，那是我刚留在上面的一坨屎。

我坐在门口目睹这一切，狂笑不止。那年，我大概不到三岁。

这差不多是我记忆的起点。

我最早的照片，大概摄于1974年，右边是我，左边是杜光炳老师。作为教改的佐证，听说这张照片在县城一个橱窗里展示了很长时间。

1971年盖老林冲小学，“细屋”拆了。我家搬到新食堂村两间小屋里，两间小屋加起来不到20平方米。

前任户主柴灶没安烟囱，墙上满是沥青一样的烟油，摸上去会粘手，屋子黑得像砖窑。

这处老屋的主旋律是饥饿。1975年，12岁的我从这里出发，步行250里，翻越大别山，买回50斤救命的粮食。

我在这个屋里差点死过两回。一次是三哥精神病犯了，把我掐到翻白眼。另一次是我嘴唇上血管瘤破裂，一夜间几乎放干了身上的血。

1978年，这处房子拆了，要盖“新农村”。我家搬到了新食堂村西面的山岗上。

十来户人家，一排房子，像一列被遗弃的车厢，在光秃秃的山岗上任凭风吹日晒。

那年我考上杨柳高中。

1978年冬天，“新农村“还没完工，一个晚上，我下完晚自习回家拿米菜。推开屋门，母亲从一堆稻草里爬出来，点亮一盏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

油灯在黑暗中掏出一个洞，母亲在灯光中心。特写画面中，60岁的母亲这么苍老，花白的头发上全是稻草。母亲说没地方做饭，她也没吃，哪有米菜可拿？我捡去母亲头上的草屑，忍住泪，关上门，又返回学校。

1980年，我考取大学，我是文革后老林冲村第一个大学生。喜讯让老屋成了全村焦点，乡亲们纷纷来来看新出炉的大学生，那是老屋的高光时刻。

第三代老屋，山岗上的“新农村“”。

没有房子，就无法找媳妇，三个哥哥都是光棍。“新农村”里，我家也只有一间半屋。该第四处老屋出场了。

1980年，哥哥们发誓要盖几间土砖房，申请了藕湖边一处山洼宅基地，买来硝酸铵化肥，加上硫磺锯末炒成炸药，炸出一片平地，盖了三间土砖房。这就是今天要拆的老屋。

这处前所未有的华屋，开启了我家鼎盛时期，也见证了我摧肝裂胆的悲痛时刻，我在这里办了三个葬礼和一个婚礼。

大学一年级回家时，第一次住进新屋。惊喜地发现，我家有燕子做窝了！小时候问母亲燕子为什么不来我家？母亲叹口气：人都没场儿（地方）放，燕子住哪儿？

新房新气象，三十多岁的二哥结婚了，二嫂带来了一个儿子，1988年，又生下侄女。

老屋墙上斑驳的照片。

父母老了，三哥有病，四哥二百五，这个老屋的悲喜剧，主角都是二哥。

为了还清盖房子和结婚欠债，二哥到村里翻报纸找信息，尝试挣钱。他种了一片杜仲，几年下来，始终拇指粗，无法剥皮卖钱，扯出来当柴火烧了。听说板栗能卖钱，屋前屋后种了十几棵，现在板栗树几丈高，除了我回家时拿走过几斤，一颗也没卖出去。

哥哥们把靠湖水田挖成池塘养草鱼。一天晚上，有人偷鱼，哥哥们发声喊，赶跑了偷鱼贼。第二天早上发现，偷鱼贼返了回来，打开水塘和湖中的格栅，鱼都跑光了。家里要盖牛栏，印了几百口土砖，偷鱼贼一脚一个，没干的土砖全踩坏了。

没有信息，没有技术，没有资金，没有销路，二哥折腾了十来个花样，没有赚到一份钱，还赔了不少钱。无路可走，只有打工。欠下的债都是我还的。有一回，同事九折转卖国库券，我收了两千，拿回家抵债。村里有人以为国库券不必花钱，找我约（英山话，订购，定制)这东西。

我在老屋，2017年。

二哥严重肝病，没钱，从来没去过医院，他还不愿意禁烟酒，有酒必醉。

有一年回家过春节，他听说二十里路外英山尖下有人有打工路子，买了几包烟去找人家。早上出门，傍晚没回。我怕他出事，在黄昏微光下一路狂奔寻找，在十几里路外水口桥合作社门口，终于找到了，他已经大醉，躺在水泥地上。

这个家全靠二哥维持，他这么自暴自弃，我又痛又恨！

山区的冬夜，黑暗和寒冷能把山压碎。我到远处小卖部买了两包烟和一盒火柴。几个小时里，抱着二哥，从不抽烟的我把两包烟都抽完了！嘴麻了，头木了，歪倒在地，抱着二哥睡了一会。

半夜里，二哥醒了。我抱怨他不顾自己，他长叹一声：弟弟，我有么事指望呀，这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呀！

这声长叹，像雷电击中了我，在写下这句话的此刻，还能让我全身震颤。

生我的是父母，爱读书爱写作完全来自二哥。他极其聪明，小学三年级就跟着老师写大字报。小学三年级就是他的全部学历。他的书法我至今无法企及，他给人代笔写信，帮村里起草文稿，给报纸写过小稿，参与过修撰杜氏家谱。我看过的书都是他找来的，甚至包括一本《1971年公社史》，这本书让10岁的我记住了巴黎地图，我记得公社最勇敢的将军是杜瓦尔。我上学的书本费都是二哥设法凑来的，有一年实在找不到这两块钱，他去找了一套别人上年级用过的课本给我。

二哥墨迹。杨柳镇第一代身份证都由二哥填写，这是我父母的身份证。看得出他的学历只有小学三年级吗？

二哥是指引我前行的星光，现在他告诉我，他的世界一片黑暗。

 二哥不在15年了，除了那黑沉沉的大山和我，再也没有人知道在那个家家欢度新年的时刻，兄弟两在黑冷的夜里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

二哥！你那么要强，原谅兄弟说出了你的秘密！

 二哥从此开始了断断续续的打工生涯。

老屋墙上有一张二哥和一个外国人的合影。二哥在杨柳工具厂找到一份工作，他们的扳手卖到美国。来了一个美国人验货，他叫汤姆，留下了这张和二哥在一起的照片。

大概一年多，厂子倒闭了，汤姆再也没来过，他今天可能还在美国某个角落，为逃避新冠病毒苦恼。

失去工作的二哥，联络几个乡亲，到深圳建筑工地打工。这段时光我留在了几天前写的《做了一件好事，让我羞愧无地》中。

新屋带来的好运，不到十年，土砖墙面开始脱皮时刻，我家运气急转直下。

母亲生于五四运动那年，这场运动的余波在十年后传到大别山深处，解放了让母亲痛苦不堪的裹脚布。有着解放脚的母亲，脚小得像两枚钉子，走路摇摇晃晃。

1990年的一天，母亲在门口台阶上摔了一跤，胯骨断了。

没法接了，母亲只能躺在床上。她本来就有心脏病，长期卧床，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大腿断裂后的母亲。

母亲去世于1991年。

在北京接到母亲病危电报，到我赶回家已经是第三天下午。母亲看起来好像完全没有生命迹象，但身体还是热的，也似乎还有一丝意识，我叫了几声“丫”（娘），她眼窝里流出了眼泪。大概十分钟后，母亲再也没有了任何反应！她用最后一丝生命，支撑了三天，等待她的心肝宝贝归来。

我大叫一声，哭死过去。

醒来后，天已黑净。我撵走了所有人，我还要和母亲睡在一起，像小时候一样，像我大学回家探亲那样，用胸口暖她那冰凉的小脚。我希望母亲能半夜回来，能跟我说话。

一夜陪伴母亲，没有任何异象。早晨，挪开母亲的枕头，在稻草中发现一个小袋子，倒出来一看，是我几岁时的两件玩具：一个打火机，一粒鹅卵石，这两样东西，我已经有二十多年不见。现在，它们躺在我北京家中的抽屉里。

新屋主办了第一场葬礼。

葬礼由二哥牵头，我除了哭和出钱，什么也没做。那时外出打工的人不多，村里人大部分按照习俗前来送葬。

母亲新的住处在新屋北侧山坡上。每次回家探亲，母亲都要站在这里看我是不是出现在远处的河尾。母亲永远躺下了，再也不会站在这里等她的小儿子了。我在坟前种了两棵杉树，此后回家，远远看到那树，知道母亲还站在那里等我。

躺在山岗上的母亲。

很快，第二场葬礼来了。

大概1995年，父亲去世。

我从北京赶回家。二哥三哥在深圳打工，几年都没拿到工钱，没有回家路费。村里年轻人很多外出打工，凑不齐抬丧的人。

我独自操办这场葬礼。

父亲见惯了生死，我猜想，他也很看淡死亡。

1931年，郑世爵父子用大砍刀在这里砍下了1400多个乡亲的头颅，那在历史上叫肃反扩大化。父亲那年11岁，他常跟我们讲大屠杀。

解放前，父亲一天晚上跑交通，路上被一个东西绊倒了，蹲下一摸，是一个冻饿而死的要饭的。父亲抱起他，找到一处山坡，用双手把他埋了。

1969年，英山大水，东河冲下来几具尸体。我亲眼见父亲带人用草席把这些浮尸包起来，埋在了山上。

从我记事起，村里所有人过世，父亲都是丧事的牵头人。我跟随父亲，亲眼见证他把众多离别人世的乡亲送上了山。

在父亲眼里，只有歇息的生命，没有死人，更没有鬼魂。

父亲至少让数十人安静入土，他离世了，却找不齐送他上山的人。年轻人在打工中学会了只认钱，不愿意无偿参与乡亲的丧事。有个人，他父亲去世，是我父亲主持的葬礼，我托人请他来帮忙，他不肯来。

一辈子为别人送葬的父亲，最后只有一个凄凉的葬礼。

我把父亲埋在了老屋的南侧，跟母亲相对。

父亲在接村里安装的“自来水”，竹管接来的山泉很快断流，父亲的喜悦留到今天。

他是老党员，有人送来一个花圈，我把它插在了坟头上，那是父亲最后的荣光。

母亲给我的只有母爱，她的葬礼上我只有悲痛，父亲还展示了不可思议的做人境界，葬礼除了痛，还给了我对人生的沉重思考。

父亲的世界似乎只有光明。当我病得奄奄一息时，他告诉不愿诊治的医生：“你大胆治，死了算我的！“这话让我心惊，死了算你的，就不算我的了？他一生不信邪、不信鬼、不悲观，乐于助人，母亲叫他“脱了裤子为别人的老鬼”。母亲离去，也许动摇了父亲的世界。

1991年，料理完母亲丧事，父亲把我叫到跟前，轻声说：“我要跟你说一件事，只跟你说。”

我一辈子不信鬼神，老五。你母亲走之前的头夜，堂屋里突然半夜一声巨响，像有一个巨大的柜子从房梁上掉下来，我起来看了，什么都没有，房梁上是空的，地上是空的。在我上床之后，屋后沟有人脚步沉重地跑过，我家屋后是两头封闭的高堑深沟，不可能走人。

这声深夜巨响，成了老屋不解的迷。我猜想它也给父亲的世界留下了阴影，我不知道他在最后的时光怎么看人世、看生命。

第三场葬礼在2005年，我送走了二哥。

二哥在深圳讨要工钱，被一辆摩托车撞断了腿，严重的肝病已经耗尽了他最后的生命，他无法承受一次手术。

二哥临去世前，最大的愿望是在老屋旁为孩子们造一个小楼房。他把我寄回治病的钱，全都用于造房子。临终前两天，家里人来电话说，有一种蛋白针，要一千块，可以续命，二哥坚决不让打，说留着钱还债。

2005年9月9日，夕阳西下，二哥在躺椅上指挥大家搭好最后一个台阶，房子终于落成了，当晚他就闭上了眼睛，时年50岁。他把最后一点生命，用在了这个房子上。

葬礼上，我趴在二哥的棺材上哭晕过几次。醒来时，伏在棺材上写了一篇悼词，眼泪滴在纸上，又顺着棺木滴到地上，二哥就带着五弟的眼泪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的老师光炳细叔念悼词，哽咽得念不下去。

我把二哥葬在了父亲身边。

9月9日，这是影响当代中国最大的一位人物去世的日子。跟路遥《人生》中的高家林一样，二哥成长在伟人治下的时代，他不安于苦难，不断奋斗，不停失败，他无法跳出命运的囚笼。除了留下三间老屋，二哥几乎没有成功过一次，老屋是他留下的生命的驱壳。

要是生在我成长的年代，二哥一定会考上大学，一定会是一位作家。我是他的学生，我的才情和意志力远不及他。二哥逝世后，我总觉得他在把着我的笔，让我写下的每一个字都要为穷人说话，为他们的生命争取公平成长发展的机会。 

我安排婚礼的账本，还留在北京。在这份工作安排中，

糊里糊涂的三哥只负责一项工作：给客人烧开水。

在连续三个葬礼后，终于迎来了一个婚礼。

2014年，二哥留下的女儿出嫁。十年来，侄女都是我在抚养，我送她上中学和大学，帮她找了一份工作。

我要回家代行父职，把女儿嫁出去。

我一个京城的书呆子，哪里懂得乡下的婚俗？幸好有几个亲戚帮忙，找来花生、红枣，各种奇奇怪怪婚礼上的应用之物。

我是总调度。在我北京的家里，还留着安排婚礼的账本。

总调度的考验接踵而来。婚礼前一天，在邻县太湖打工的三哥坚持要送侄女出门，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他半路上找不到回家的路，我只好叫侄女婿半夜骑摩托车去找。三哥找回了，线路检修，新郎家断电，安排好的节目没法上演，我又叫大侄女在县城借来一台发电机。

二哥生前多次想把女儿送给我，他是不是知道自己会不久于人世？在家那几天，总觉得二哥无处不在，在看我怎么把我们共同的女儿嫁出去。悄悄流了两天眼泪，在侄女出门时，眼泪溃堤，我的嚎啕大哭，吓坏了亲戚。这时我已经有了微信，记录下了这些场景。

 

天地穹庐，房子更是生命的寄居壳。老屋就要拆了，三代人曾经的人生舞台即将消失在风尘中，生命的悲歌和赞歌仍在苍穹中回响。

全家福，大概摄于1982年。前排左一，大侄女。中排左一母亲，左二父亲。后排左起，四哥，我，大嫂和小侄女，大哥，二哥，三哥。三哥好画画，照相时一定要夹着画夹子。身后水塘就是藕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