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土砖老屋要拆了。
40年,老屋是三代人生命的舞台,我在老屋主持了三个葬礼和一个婚礼,眼泪装满了门前藕湖。
我家没有祖屋,没有祖坟,祖父一生要饭,爷爷奶奶死在要饭路上。父亲要饭到1949年。
父亲说他1949年前搬过15次“家”,差不多一年一次。他借住过看藕湖的湖棚,在杜家祠堂栖过身,在凉水井塆蹭过别人的牛棚。所谓搬家,就是扛着一卷草席,被人从一个勉强躲避风雨的地方赶到另外一个“人窝”。
将拆的老屋,是至少150年来我家第一次自己建的房子。
我在老林冲住过四个老屋。我在第一处老屋孤独降生,在第二处老屋忍饥挨饿,在第三处老屋考取大学,在第四处老屋送走亲人。
土改,我家分到了一间叫做“细屋”的牛棚,原址在老林冲学校门口,是一处独草屋,也就是没有邻居的孤独人家。
1963年,正是眼下这多雨季节,杜鹃声里,我出生在“细屋”里。落地那天,大雨,父亲在稻田里抓到两条鱼。
“细屋”长约十米,宽两米,一辆公交车大,不低头进不了门。有个亲戚高大,有一次把我举起来,“咚”地一下,我的头重重撞在屋顶上,瓦掉了两块。
房子东头是土灶和水缸,中间是矮破饭桌,西头几根木棍架起两张“床”,铺上稻草,全家七口睡在那里。
我最早的记忆都来自“细屋”。
一天黄昏,父亲干完活回家,夕阳中看到门口石条上有一个尖尖的东西,他说:“嘢,落了一个小辣椒!”用手去捏,捏不起来,那是我刚留在上面的一坨屎。
我坐在门口目睹这一切,狂笑不止。那年,我大概不到三岁。
这差不多是我记忆的起点。
我最早的照片,大概摄于1974年,右边是我,左边是杜光炳老师。作为教改的佐证,听说这张照片在县城一个橱窗里展示了很长时间。
1971年盖老林冲小学,“细屋”拆了。我家搬到新食堂村两间小屋里,两间小屋加起来不到20平方米。
前任户主柴灶没安烟囱,墙上满是沥青一样的烟油,摸上去会粘手,屋子黑得像砖窑。
这处老屋的主旋律是饥饿。1975年,12岁的我从这里出发,步行250里,翻越大别山,买回50斤救命的粮食。
我在这个屋里差点死过两回。一次是三哥精神病犯了,把我掐到翻白眼。另一次是我嘴唇上血管瘤破裂,一夜间几乎放干了身上的血。
1978年,这处房子拆了,要盖“新农村”。我家搬到了新食堂村西面的山岗上。
十来户人家,一排房子,像一列被遗弃的车厢,在光秃秃的山岗上任凭风吹日晒。
那年我考上杨柳高中。
1978年冬天,“新农村“还没完工,一个晚上,我下完晚自习回家拿米菜。推开屋门,母亲从一堆稻草里爬出来,点亮一盏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
油灯在黑暗中掏出一个洞,母亲在灯光中心。特写画面中,60岁的母亲这么苍老,花白的头发上全是稻草。母亲说没地方做饭,她也没吃,哪有米菜可拿?我捡去母亲头上的草屑,忍住泪,关上门,又返回学校。
1980年,我考取大学,我是文革后老林冲村第一个大学生。喜讯让老屋成了全村焦点,乡亲们纷纷来来看新出炉的大学生,那是老屋的高光时刻。
第三代老屋,山岗上的“新农村“”。
没有房子,就无法找媳妇,三个哥哥都是光棍。“新农村”里,我家也只有一间半屋。该第四处老屋出场了。
1980年,哥哥们发誓要盖几间土砖房,申请了藕湖边一处山洼宅基地,买来硝酸铵化肥,加上硫磺锯末炒成炸药,炸出一片平地,盖了三间土砖房。这就是今天要拆的老屋。
这处前所未有的华屋,开启了我家鼎盛时期,也见证了我摧肝裂胆的悲痛时刻,我在这里办了三个葬礼和一个婚礼。
大学一年级回家时,第一次住进新屋。惊喜地发现,我家有燕子做窝了!小时候问母亲燕子为什么不来我家?母亲叹口气:人都没场儿(地方)放,燕子住哪儿?
新房新气象,三十多岁的二哥结婚了,二嫂带来了一个儿子,1988年,又生下侄女。
老屋墙上斑驳的照片。
父母老了,三哥有病,四哥二百五,这个老屋的悲喜剧,主角都是二哥。
为了还清盖房子和结婚欠债,二哥到村里翻报纸找信息,尝试挣钱。他种了一片杜仲,几年下来,始终拇指粗,无法剥皮卖钱,扯出来当柴火烧了。听说板栗能卖钱,屋前屋后种了十几棵,现在板栗树几丈高,除了我回家时拿走过几斤,一颗也没卖出去。
哥哥们把靠湖水田挖成池塘养草鱼。一天晚上,有人偷鱼,哥哥们发声喊,赶跑了偷鱼贼。第二天早上发现,偷鱼贼返了回来,打开水塘和湖中的格栅,鱼都跑光了。家里要盖牛栏,印了几百口土砖,偷鱼贼一脚一个,没干的土砖全踩坏了。
没有信息,没有技术,没有资金,没有销路,二哥折腾了十来个花样,没有赚到一份钱,还赔了不少钱。无路可走,只有打工。欠下的债都是我还的。有一回,同事九折转卖国库券,我收了两千,拿回家抵债。村里有人以为国库券不必花钱,找我约(英山话,订购,定制)这东西。
我在老屋,2017年。
二哥严重肝病,没钱,从来没去过医院,他还不愿意禁烟酒,有酒必醉。
有一年回家过春节,他听说二十里路外英山尖下有人有打工路子,买了几包烟去找人家。早上出门,傍晚没回。我怕他出事,在黄昏微光下一路狂奔寻找,在十几里路外水口桥合作社门口,终于找到了,他已经大醉,躺在水泥地上。
这个家全靠二哥维持,他这么自暴自弃,我又痛又恨!
山区的冬夜,黑暗和寒冷能把山压碎。我到远处小卖部买了两包烟和一盒火柴。几个小时里,抱着二哥,从不抽烟的我把两包烟都抽完了!嘴麻了,头木了,歪倒在地,抱着二哥睡了一会。
半夜里,二哥醒了。我抱怨他不顾自己,他长叹一声:弟弟,我有么事指望呀,这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呀!
这声长叹,像雷电击中了我,在写下这句话的此刻,还能让我全身震颤。
生我的是父母,爱读书爱写作完全来自二哥。他极其聪明,小学三年级就跟着老师写大字报。小学三年级就是他的全部学历。他的书法我至今无法企及,他给人代笔写信,帮村里起草文稿,给报纸写过小稿,参与过修撰杜氏家谱。我看过的书都是他找来的,甚至包括一本《1971年公社史》,这本书让10岁的我记住了巴黎地图,我记得公社最勇敢的将军是杜瓦尔。我上学的书本费都是二哥设法凑来的,有一年实在找不到这两块钱,他去找了一套别人上年级用过的课本给我。
二哥墨迹。杨柳镇第一代身份证都由二哥填写,这是我父母的身份证。看得出他的学历只有小学三年级吗?
二哥是指引我前行的星光,现在他告诉我,他的世界一片黑暗。
二哥不在15年了,除了那黑沉沉的大山和我,再也没有人知道在那个家家欢度新年的时刻,兄弟两在黑冷的夜里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
二哥!你那么要强,原谅兄弟说出了你的秘密!
二哥从此开始了断断续续的打工生涯。
老屋墙上有一张二哥和一个外国人的合影。二哥在杨柳工具厂找到一份工作,他们的扳手卖到美国。来了一个美国人验货,他叫汤姆,留下了这张和二哥在一起的照片。
大概一年多,厂子倒闭了,汤姆再也没来过,他今天可能还在美国某个角落,为逃避新冠病毒苦恼。
失去工作的二哥,联络几个乡亲,到深圳建筑工地打工。这段时光我留在了几天前写的《做了一件好事,让我羞愧无地》中。
新屋带来的好运,不到十年,土砖墙面开始脱皮时刻,我家运气急转直下。
母亲生于五四运动那年,这场运动的余波在十年后传到大别山深处,解放了让母亲痛苦不堪的裹脚布。有着解放脚的母亲,脚小得像两枚钉子,走路摇摇晃晃。
1990年的一天,母亲在门口台阶上摔了一跤,胯骨断了。
没法接了,母亲只能躺在床上。她本来就有心脏病,长期卧床,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大腿断裂后的母亲。
母亲去世于1991年。
在北京接到母亲病危电报,到我赶回家已经是第三天下午。母亲看起来好像完全没有生命迹象,但身体还是热的,也似乎还有一丝意识,我叫了几声“丫”(娘),她眼窝里流出了眼泪。大概十分钟后,母亲再也没有了任何反应!她用最后一丝生命,支撑了三天,等待她的心肝宝贝归来。
我大叫一声,哭死过去。
醒来后,天已黑净。我撵走了所有人,我还要和母亲睡在一起,像小时候一样,像我大学回家探亲那样,用胸口暖她那冰凉的小脚。我希望母亲能半夜回来,能跟我说话。
一夜陪伴母亲,没有任何异象。早晨,挪开母亲的枕头,在稻草中发现一个小袋子,倒出来一看,是我几岁时的两件玩具:一个打火机,一粒鹅卵石,这两样东西,我已经有二十多年不见。现在,它们躺在我北京家中的抽屉里。
新屋主办了第一场葬礼。
葬礼由二哥牵头,我除了哭和出钱,什么也没做。那时外出打工的人不多,村里人大部分按照习俗前来送葬。
母亲新的住处在新屋北侧山坡上。每次回家探亲,母亲都要站在这里看我是不是出现在远处的河尾。母亲永远躺下了,再也不会站在这里等她的小儿子了。我在坟前种了两棵杉树,此后回家,远远看到那树,知道母亲还站在那里等我。
躺在山岗上的母亲。
很快,第二场葬礼来了。
大概1995年,父亲去世。
我从北京赶回家。二哥三哥在深圳打工,几年都没拿到工钱,没有回家路费。村里年轻人很多外出打工,凑不齐抬丧的人。
我独自操办这场葬礼。
父亲见惯了生死,我猜想,他也很看淡死亡。
1931年,郑世爵父子用大砍刀在这里砍下了1400多个乡亲的头颅,那在历史上叫肃反扩大化。父亲那年11岁,他常跟我们讲大屠杀。
解放前,父亲一天晚上跑交通,路上被一个东西绊倒了,蹲下一摸,是一个冻饿而死的要饭的。父亲抱起他,找到一处山坡,用双手把他埋了。
1969年,英山大水,东河冲下来几具尸体。我亲眼见父亲带人用草席把这些浮尸包起来,埋在了山上。
从我记事起,村里所有人过世,父亲都是丧事的牵头人。我跟随父亲,亲眼见证他把众多离别人世的乡亲送上了山。
在父亲眼里,只有歇息的生命,没有死人,更没有鬼魂。
父亲至少让数十人安静入土,他离世了,却找不齐送他上山的人。年轻人在打工中学会了只认钱,不愿意无偿参与乡亲的丧事。有个人,他父亲去世,是我父亲主持的葬礼,我托人请他来帮忙,他不肯来。
一辈子为别人送葬的父亲,最后只有一个凄凉的葬礼。
我把父亲埋在了老屋的南侧,跟母亲相对。
父亲在接村里安装的“自来水”,竹管接来的山泉很快断流,父亲的喜悦留到今天。
他是老党员,有人送来一个花圈,我把它插在了坟头上,那是父亲最后的荣光。
母亲给我的只有母爱,她的葬礼上我只有悲痛,父亲还展示了不可思议的做人境界,葬礼除了痛,还给了我对人生的沉重思考。
父亲的世界似乎只有光明。当我病得奄奄一息时,他告诉不愿诊治的医生:“你大胆治,死了算我的!“这话让我心惊,死了算你的,就不算我的了?他一生不信邪、不信鬼、不悲观,乐于助人,母亲叫他“脱了裤子为别人的老鬼”。母亲离去,也许动摇了父亲的世界。
1991年,料理完母亲丧事,父亲把我叫到跟前,轻声说:“我要跟你说一件事,只跟你说。”
我一辈子不信鬼神,老五。你母亲走之前的头夜,堂屋里突然半夜一声巨响,像有一个巨大的柜子从房梁上掉下来,我起来看了,什么都没有,房梁上是空的,地上是空的。在我上床之后,屋后沟有人脚步沉重地跑过,我家屋后是两头封闭的高堑深沟,不可能走人。
这声深夜巨响,成了老屋不解的迷。我猜想它也给父亲的世界留下了阴影,我不知道他在最后的时光怎么看人世、看生命。
第三场葬礼在2005年,我送走了二哥。
二哥在深圳讨要工钱,被一辆摩托车撞断了腿,严重的肝病已经耗尽了他最后的生命,他无法承受一次手术。
二哥临去世前,最大的愿望是在老屋旁为孩子们造一个小楼房。他把我寄回治病的钱,全都用于造房子。临终前两天,家里人来电话说,有一种蛋白针,要一千块,可以续命,二哥坚决不让打,说留着钱还债。
2005年9月9日,夕阳西下,二哥在躺椅上指挥大家搭好最后一个台阶,房子终于落成了,当晚他就闭上了眼睛,时年50岁。他把最后一点生命,用在了这个房子上。
葬礼上,我趴在二哥的棺材上哭晕过几次。醒来时,伏在棺材上写了一篇悼词,眼泪滴在纸上,又顺着棺木滴到地上,二哥就带着五弟的眼泪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的老师光炳细叔念悼词,哽咽得念不下去。
我把二哥葬在了父亲身边。
9月9日,这是影响当代中国最大的一位人物去世的日子。跟路遥《人生》中的高家林一样,二哥成长在伟人治下的时代,他不安于苦难,不断奋斗,不停失败,他无法跳出命运的囚笼。除了留下三间老屋,二哥几乎没有成功过一次,老屋是他留下的生命的驱壳。
要是生在我成长的年代,二哥一定会考上大学,一定会是一位作家。我是他的学生,我的才情和意志力远不及他。二哥逝世后,我总觉得他在把着我的笔,让我写下的每一个字都要为穷人说话,为他们的生命争取公平成长发展的机会。
我安排婚礼的账本,还留在北京。在这份工作安排中,
糊里糊涂的三哥只负责一项工作:给客人烧开水。
在连续三个葬礼后,终于迎来了一个婚礼。
2014年,二哥留下的女儿出嫁。十年来,侄女都是我在抚养,我送她上中学和大学,帮她找了一份工作。
我要回家代行父职,把女儿嫁出去。
我一个京城的书呆子,哪里懂得乡下的婚俗?幸好有几个亲戚帮忙,找来花生、红枣,各种奇奇怪怪婚礼上的应用之物。
我是总调度。在我北京的家里,还留着安排婚礼的账本。
总调度的考验接踵而来。婚礼前一天,在邻县太湖打工的三哥坚持要送侄女出门,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他半路上找不到回家的路,我只好叫侄女婿半夜骑摩托车去找。三哥找回了,线路检修,新郎家断电,安排好的节目没法上演,我又叫大侄女在县城借来一台发电机。
二哥生前多次想把女儿送给我,他是不是知道自己会不久于人世?在家那几天,总觉得二哥无处不在,在看我怎么把我们共同的女儿嫁出去。悄悄流了两天眼泪,在侄女出门时,眼泪溃堤,我的嚎啕大哭,吓坏了亲戚。这时我已经有了微信,记录下了这些场景。
天地穹庐,房子更是生命的寄居壳。老屋就要拆了,三代人曾经的人生舞台即将消失在风尘中,生命的悲歌和赞歌仍在苍穹中回响。
全家福,大概摄于1982年。前排左一,大侄女。中排左一母亲,左二父亲。后排左起,四哥,我,大嫂和小侄女,大哥,二哥,三哥。三哥好画画,照相时一定要夹着画夹子。身后水塘就是藕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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