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微微笑着，不同我说什么，而我为了这个已等待得久了。”
这般意境优美，思想缱绻句子出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
自他荣获这一桂冠之后，文学影响力走出国门，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与追捧，更是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掀起了一场“泰戈尔”文学风潮。
可是，正是这样一位著名作家，于1924年来华交流之时却引起了国内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响，为我们留下了千丝万缕的思考与探究。
一、宴会上的不欢而散
1924年，泰戈尔来华交流，期间恰逢他的生日，国内一众知识分子便为他筹备了一场盛大的生日晚宴。
晚会上，觥筹交错，其乐融融，可是就在此时，受邀参加的鲁迅先生却突然拂袖而去，并留下四个大字：“一塌糊涂！”
最终，这场晚宴悻悻落幕。那么鲁迅先生究竟为何有此惊人举动呢？
其实这背后既有鲁迅先生对以徐志摩为首的过分崇拜派的厌恶，更有对他们这种做派背后所体现的文化交流态度的否定！
二、泰戈尔的个人魅力
作为诗人，泰戈尔的魅力是无以复加，他身着长袍，头戴布帽，长须银发，目光和蔼；讲话时抑扬顿挫，激动之时更会右手紧握，放于胸前，哪怕是不懂英语的人，也往往会被他的热情与真挚所打动。
在大学大礼堂中，欢迎泰戈尔的学生摩肩擦踵，人满为患。
当泰戈尔开始演讲时，现场几乎鸦雀无声，落针可闻，据说泰戈尔每到一处，该地方的礼堂木板总要破裂一次——因为负荷人数太多！
可是，在这份独一无二的个人魅力影响下造就的崇拜者，却引发了诸多矛盾。
三、徐志摩的过分崇拜
对于泰戈尔的崇拜，徐志摩是典型代表，而过分地崇拜会降低一个人的智慧与独立精神。
徐志摩是一个典型的浪漫主义文人，做事常常随心所欲，这一特点让他爱情之路坎坷，更给泰戈尔的中国行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
泰戈尔不会中文，讲的是英语，他与公众说话、演讲就需要翻译，徐志摩当仁不让担任了这一角色。
可是，他实在太痴迷于泰戈尔，有时候竟然拒绝翻译，害怕自己会亵渎泰戈尔！他自己对泰戈尔的话，听得老神在在、津津有味，台下绝大部分不懂英语的听众，却宛如鸭子听雷，他让泰戈尔实在过分脱离群众！
四、鲁迅的振聋发聩
当时泰戈尔的祝寿晚宴，鲁迅说了四个字“一塌糊涂”，拂袖而去。
这四个字的根源，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众知识分子对于泰戈尔的过分赞美，还包括那些知识分子的文化交流态度。
在鲁迅看来，中国大可以与外来的优秀文化进行友好交流，但是这一切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的。
泰戈尔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确实至名归，鲁迅也是尊敬这位老人家。
可是，作家与作家的交流，代表了各自的文明，应是平等独立自由的，而非谄媚讨好追捧的！而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泰戈尔的溢美之词，使得泰戈尔被迫站在神坛之上，已经脱离了正常交流的基础。
鲁迅先生明白，继续留在晚宴之上，也只不过是追捧者的附庸，难以实现真正有意义的思想文化交流，于是便抽身而去。
多年以后，鲁迅在《骂杀和捧杀》一文中针对泰戈尔和他的追捧者提出了批评：“他来到中国之后，在徐志摩等人的渲染之下，几乎变成了活神仙。我们这些神仙与凡人，怎么可能凑在一起呢？”
五、反对者对泰戈尔的态度
此外，除了鲁迅之外，还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抵触泰戈尔。
因为当时的中国最需要的是救国救民的良药，而不是诗人。
当泰戈尔在华夏大地上开始第一场关于“爱”与“东方传统精神”的演讲之后，反对他的传单就已经四处散发了。
对于当时的局势来讲，泰戈尔的思想主张无异于有些超前了。
于是，一大批知识分子站出来发表反对泰戈尔的文章，陈独秀、瞿秋白等更是称泰戈尔是“顽固者”“历史倒退者”“中国青年的阻碍”……
最后陈独秀的评论越发不客气：“他在北京没有发表什么建设性意见，只是和一批守旧派、和尚、戏子，虚度了几日。他是一个什么东西！”
六、总结
总而言之，泰戈尔当初愿意来到中国，是值得我们感激的。
要知道，北大校长蔡元培曾考察欧美，力邀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来华演讲，但却被一一婉拒。
可是，泰戈尔这位同样源自东方文明的敦厚长者，在听说了蔡元培的困境之后，对蔡元培施以援手，表示自己愿意来华交流。
反观，泰戈尔在踏上华夏土地之后，对饱受欺凌的中国人民，抱有极大的同情与热忱，也在尽自己所能帮助中国。
虽然由于他的主张过于超前，不符合当时的国情，但是他的这份拳拳之心殷殷之情，直到今日依旧闪耀在中华儿女心中！
同时，对于鲁迅先生的“一塌糊涂”，我们要明白，他的重点在于文化交流的态度应平等尊重，而非盲目崇拜。
就像圣雄甘地说过：“我欢迎外来文化的春风吹遍每个角落，但我不想让它将我连根带走。”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我们既需要的是救国救民的良药，同时在接触外来文化时，也不能过分抬高他人，贬低自己，以致成为空中楼阁，水中泡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