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欣赏
张大千是近现代著名的画家，其创建的大千画派，是中国非常有影响力综合性画派之一。
图：1943年的榆林窟（罗寄梅摄），图中人物为张大千先生
张大千绘画上起到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敦煌绘画的临摹与创作上，取得了世界性成就。
清朝末年，紫禁城秘藏的一批画作流传到民间，比如《韩熙载夜宴图》《潇湘图》等，使人们对中国画有了重新的认识。
张大千不满足于此，他要进一步上溯，所以当敦煌被发现的时候，引起了他极大兴趣。
敦煌石窟上的文物有写经，雕塑，还有壁画，早期主要研究者是文物工作者，很少有艺术家前来临摹。
民国时期，也没有任何文物保护条例，这也为文物的破坏埋下伏笔。
张大千
1941年3月份，张大千和他的夫人杨婉君，还有他的儿子张心智等人离开成都，远赴敦煌，埋首艺术。在此之前，他对老友熊佛西说：“去敦煌，要安营扎寨住下来。搞不出名堂，不看回头路。”
1941年5月份，张大千到达敦煌，首先对洞窟进行编号，一共编了309号。
之后张大千带着5名画师来到敦煌，对壁画进行临摹，在1943年离开敦煌之时，一共临摹了270幅壁画，在敦煌停留2年零8个月的时间。
张大千离开敦煌后，曾在兰州举办过一次画展，反响极大。年底回到成都，又于正月初一，借提督街一家银行大楼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被誉为艺术盛事。此间，他还出版了《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第一集》，扩大了敦煌艺术的影响。
许多人是通过张大千的画作才认识敦煌壁画的，并为这沙漠中宁静却跃动的美而感叹。陈寅恪高度评价张大千的敦煌之行：
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以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在吾民族艺术上，另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
张大千临摹图
张大千声誉日隆、人气极高之际，传出了他在敦煌破坏壁画的消息，致使他的敦煌之行毁誉参半。
在此期间，张大千一共临摹了270幅壁画，由于很多洞窟当中有重层壁画，于是张大千就将表层剥离，进行临摹，同时张大千还在洞窟内进行“涂鸦”式胡乱创作。
著名考古学家向达刚抵达敦煌的时候，开始与张大千的关系很融洽，可是随后他在调查当中发现张大千对壁画的破坏，让他难以容忍。
敦煌莫高窟中的4号、5号、20号等洞窟，已经被张大千破坏的面目全非。
张大千书写窟号
向达刚于是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了《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它连带的几个问题》的长文。
民国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担心造成舆论的影响，还对文章中破坏程度的相关内容进行删改。
张大千题记
经删改后的文章分别在1942年12月27日、28日、30日的《大公报》进行连载。
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各界的反响。
随后在傅斯年，李济等学术专家的奔走下，还有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支持，甘肃省政府随后致电敦煌县县长陈儒学，要求遣送张大千。
之后，张大千在1943年4月22日离开敦煌。
张大千自画像，
随后张大千回复了学界和社会各界对他的指责，认为这一切是自己对文物保护的不了解造成的。
向达刚指责张大千主要是其剥去上层，露出下层，这样上层壁画被破坏了，下层也保不住，在文物学者看来，这种破坏是不可修复的。
可是在张大千看来，如果不剥离表层，是无法临摹的。
张大千率弟子们在第20号窟临摹，注意力集中在一幅五代壁画上，目光偶然落到右下角，看见早已剥落的一小块壁画下面，内层隐隐约约有颜色和线条，他认为画的下面还有画。当天晚上，张大千到上寺请教老喇嘛，老喇嘛说：“我幼年进庙时，老法师带我去看壁画，曾经对我说，莫高窟到处是宝，画下有画，宝中有宝。”
张大千和弟子们商量后，决定打掉外层，寻找里面的艺术珍品。他把外层的五代壁画临摹下来，然后剥落外层，下面果然是一幅色彩艳丽、行笔敦厚的盛唐壁画。
重庆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和高一涵在西北视察时，绕道敦煌，与张大千共度中秋。于右任的随员、敦煌当地人窦景椿在《张大千先生与敦煌》一文中忆述道：
我随于右老由兰州前往敦煌，及驻军师长马呈祥等人。记得参观到一个洞内，墙上有两面壁画，与墙壁底层的泥土分离，表面被火焰熏得黑沉沉的，并有挖损破坏的痕迹……从上面坏壁的缝隙中，隐约可见画像的衣履，似为唐代供养人像，大千先生向右老解释，右老点头称赞说：“噢，这很名贵。”但并未表示一定要拉开坏壁一睹。当时县府随行人员，为使大家尽可能看到底层画像的究竟，手拉着上层张开欲裂的坏壁，不慎用力过猛，撕碎脱落，实则因年久腐蚀之故。
而当时没有出台相关的古文物保护办法，而张大千也是一种研究行为，所以很难对其进行追责。
而且张大千在离开的时候，用抹泥、刮铲等方式清除了自己在莫高窟上的题词，比如在西千佛洞中的第8窟当中，“张大千”三字被利器刮去，其余题词仍然清晰可见。
张大千石窟题记
榆林第25号窟，题记当中的落款部分，“张大千”三字也被刮去，而且很多题记，类似于记录流水账。
比如敦煌地处西北，“十月降雪”有何足奇？张大千也要写上几句，
“辛巳十月二十四日午后忽降大雪时正临写净土变也”、“第五窟。壬午十一月廿七日蜀人张大千再度来。”
张大千对壁画的破坏也是不可修复的，而且张大千在临行之时，对敦煌石窟进行了二次毁坏，实在令人费解。
张大千榆林窟题记
1981年《旅游天府》第2期发表了石湍的《张大千并未破坏敦煌壁画》一文，作者自称在敦煌莫高窟工作10多年，据他亲眼所见，张大千不仅没破坏过敦煌壁画，相反对恢复和整理敦煌壁画艺术作了不容否认的贡献。
著名的书画鉴定家谢稚柳在接受记者访问时，也提到这件事。他说：
我到敦煌之前，这两幅壁画的外层已经给张大千打掉了，所以我并没有亲眼看见打掉的过程，……要是你当时在敦煌，你也会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层已经剥落，无貌可辨，又肯定内里还有壁画，为什么不把外层去掉来揭发内里的菁华呢？
谢稚柳从唐代郡县设置情况及“墨离军”((唐代一大军镇)等资料判断“此窟当始于天宝五载(公元746年)后，成于十四载(公元755年)前”。谢稚柳在回答记者时说：“这幅壁画对考据唐代艺术帮助很大。”谢稚柳的话是有权威性的。
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何鸿：
张大千辞世30周年之际，他的敦煌人物造像《观音大士》亮相保利香港秋拍，400万港元起拍，最终以起拍价的近三倍价钱——1100万港元落槌。这幅作品是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之作，引发了一段“破坏敦煌壁画”的争议。
这幅《观音大士》像，从“敬橅莫高窟唐人大士像一区，寄奉君璧道兄永充供养。蜀郡张大千。”款识看是赠给好友黄君璧先生之作，其本出自敦煌莫高窟第五十四窟唐代大士像。从画风和构图看，应为1942年前后之作。
后来传出他在临摹壁画时，剥掉壁画的消息，引来不少争议。他在“敦煌”的有意或无意的行为，无论是褒是贬，都已经写进了美术史，况且他本身就是一段丰富的美术历史。他对敦煌壁画的剥蚀和破坏，是让人无法原谅的事实；但他对艺术充满的崇敬和执著情怀，又从某种意义上让我们消解了对他的责备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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