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魏晋南北朝之部
第十二章 长期分裂之开始【三国时代】
一、魏晋南北朝之长期分裂
二、旧政权之没落
三、离心势力之成长
(一)地方长官之权位
(二)二重的君主观念
四、新政权之黑暗
五、思想界之无出路
六、三国帝系
第十三章 统一政府之回光返照【西晋兴亡】
一、西晋帝系及年历
二、西晋王室之弱点
三、胡人之内陆杂居
四、怀愍被虏与人心之反映
五、文化中心之毁灭
六、新宗教之侵入
第十四章 长江流域之新园地【东晋南渡】
一、东晋帝系及年历
二、东晋一代之北伐与内乱
第十五章 北方之长期纷乱【五胡十六国】
一、五胡十六国撮要
二、十六国前后形势之大概
三、五胡十六国大事简表
四、胡人之汉化与胡汉合作
第十六章 南方王朝之消沉【南朝宋齐梁陈】
一、南朝帝系及年历
二、南朝王室之恶化
三、南朝门第之衰落
第十七章 北方政权之新生命【北朝】
一、北朝帝系及年历
二、北方之汉化与北方儒统
三、魏孝文迁都及北魏之覆灭
四、北齐北周文治势力之演进
第十八章 变相的封建势力【魏晋南北朝之门第】
一、九品中正制与门阀
二、学校与考试制度之颓废
三、南渡后之侨姓与吴姓
四、当时之婚姻制度与身分观念
五、北方的门第
六、郡姓与国姓
第十九章 变相的封建势力下之社会形态(上)【在西晋及南朝】
一、汉末之荒残
二、农民身分之转变
三、西晋之户调制与官品占田制
四、南渡之士族
五、兵士的身分及待遇
第二十章 变相的封建势力下之社会形态(下)【在五胡及北朝】
一、五胡时代的情况
二、北魏均田制
三、西魏的府兵制
第二十一章 宗敦思想之弥漫【上古至南北朝之宗教思想】
一、古代宗教之演变
二、东汉以下之道教与方术
三、魏晋南北朝时代之佛教
四、北方之道佛冲突
五、隋唐时期佛学之中国化
秦、汉的大一统,到东汉末而解体。从此中国分崩离析,走上衰运,历史称此时期为魏晋南北朝。
自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即魏文帝黄初元年。】下至魏元帝咸熙二年,凡四十六年而魏亡。
此下十五年,至西晋武帝太康元年吴亡,中国又归统一。
然吴亡后十年,武帝卒,不二年晋室即乱。吴亡后三十一年,为晋怀帝永嘉五年,刘曜陷洛阳,帝被虏。又五年,愍帝建兴四年,刘曜陷长安,帝出降。自此西晋覆灭,中国分南、北部。
东晋南渡,自元帝至恭帝凡一百零三年。宋六十年,齐二十四年,梁五十六年,陈三十三年,共一百七十年为南朝。
北方五胡竟扰,起晋惠帝永兴元年,【刘渊僭号。】迄宋文帝元嘉十六年,【沮渠牧犍为魏所灭,即魏拓跋焘太延五年。】共一百三十六年,此后北方复归统一。
元魏凡一百四十九年,而北方归其统一者先后仅九十六年,又分东、西魏。东魏十七年,西魏二十三年。继东魏者曰北齐,二十八年;继西魏者曰北周,二十五年,为北朝。
此长时期之分裂,前后凡三百九十四年。【起自建安。】三百九十四年中,统一政府之存在,严格言之,不到十五年。放宽言之,亦只有三十余年,不到全时期十分之一。
将本期历史与前期【秦、汉。】相较,前期以中央统一为常态,以分崩割据为变态;本期则以中央统一为变态,而以分崩割据为常态。
这时期的中国,何以要走上分崩割据的衰运?这可以两面分说:
一是旧的统一政权必然将趋于毁灭,二是新的统一政权不能创建稳固。
一个政权的生命,必须依赖于某一种理论之支撑。此种理论同时即应是正义。正义授与政权以光明,而后此政权可以绵延不倒。否则此政权将为一种黑暗的势力,黑喑根本无可存在,必趋消失。
东汉王室逐步脱离民众,走上黑暗的路,此有两因:一则王室传续既久,一姓万世的观念使其与民众隔离。一则内朝、外朝的分别,使其与士大夫【民众之上层。】隔离。因此外戚、宦官得以寄生在王室之内边而促其腐化。旧的统治权必然灭亡。已在前几讲说过。
旧统治权因其脱离民众而覆灭,新统治权却又不能依民众势力而产生。
秦、汉间的社会,距古代封建社会不远,各方面尚保留有团结的力量。【所谓“山东豪杰”群起亡秦,此辈豪杰,一面代表的是贵族封建之遗骸,另一方面代表的却是社会之组织力。】
王莽末年之乱,除却光武一宗及隗嚣、公孙述等带有古贵族【即豪杰。】之气味外,其余如绿林、铜马、赤眉之类,全是饥民的集团。
沿积到三、四百年以上的统一政府,统治着许大的广土众民的国家,散漫的农民【农民因生活关西,不能不散漫。】在饥锇线上临时结合起来,其力量不够得推翻他。
秦、汉以来的统一政府,日趋庞大,其事可举当时地方行政单位【郡、县。】及户口数论之。秦时全国分四十余郡。西汉平帝时,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地东西九千三百零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东汉顺帝时,凡郡国百有五,县邑、道、侯国千一百八十;民户九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万二百二十。
且以中国疆域之展布,纵使大饥荒,亦必夹有丰收的地带,要一般农民一致奋起,事亦不易。于是无可团结的社会,乃借助于“宗教”与“迷信”。农民结合于宗教与迷信的传播之下,而一致奋起,成为东汉末年之黄巾。
黄巾蔓延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置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
然而迷信成分太多,宗教质地太差,容易发动,【数年内即传播成熟。】不容易成功。
东汉王室并没有为黄巾所倾覆。
东方的黄巾,乃至西方的边兵,【董卓一系的凉州兵。】均已逐次削平。若使当时的士族【河北有袁绍、公孙瓒、刘虞;四川有刘焉;荆州有刘表;淮南有袁术等。】有意翊戴王室,【其时外戚、宦官均以扑灭,献帝亦未有失德。】未尝不可将已倒的统一政府复兴。然而他们的意兴,并不在此。
汉末割据的枭雄,实际上即是东汉末年之名士。尤著者如袁绍、公孙瓒、刘表诸人。
袁绍丧母,归葬汝南,会者三万人,其盛况不下陈寔。又母丧礼毕,追感幼孤,又行父丧。其去官而归,车徒甚盛。许劭为郡功曹,绍入郡界,曰:“吾岂可使许子将见。”谢车徒,以单车归家。公孙瓒与刘备同受学于卢植,为郡吏,太守刘君坐事徙日南,瓒身送之,自祭父墓,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送守日南,恐不得归,便当长辞。”刘表,“八及”之一,在荆州,允为一时名士所归趋。
国家本是精神的产物,把握到时代力量的名士大族,他们不忠心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试问统一国家何从成立?
当时士族不肯同心协力建设一个统一国家,此亦可分两面说:一则他们已有一个离心的力量,容许他们各自分裂。二则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更健全、更伟大的观念或理想,可以把他们的离心力团结起来。
离心力的成长,大体为两汉地方政权所演变。
两汉地方行政长官,即郡太守。【太守之下,为县令或县长。】其地位本甚高,秩二千石。【与中央政府之九卿略相等。】平时得召见,【天子有事,用赐玺书。】高第【成绩好者。】得入为公卿。【如张苍、申屠嘉等。东汉益重,或自尚书、仆射出典一郡,或自典郡入为三公。】在郡得自辟属官,【掾属限用本郡人,惟三辅得用他郡人。】得自由主持地方之政事,得自由支配地方财政,【惟每岁尽,须派员至中央(丞相府)上计,“计簿”即治理成绩之统计与报告书也。】得兼地方军政。【西汉有郡尉,为地方武官,而辖于太守。东汉省之。】
两汉的郡太守,权位既重,并得久任,俨如古代一诸侯,所异者只是不能世袭。
中央政府对地方行政有分派督察之人,曰刺史。
西汉剌史秩六百石,居部九岁乃得迁守、相,【郡曰“守”,国曰“相”,权位略同。】位微而权重。每岁八月巡行所部,岁尽诣京师奏事。东汉刺史秩增至二千石,但因计吏还奏,不复诣京师,【西汉刺史吏奏二千石长吏不任职,事先下三公,遣掾吏按验。东汉不覆关三府,权归刺举之吏。】位任益尊。
灵帝时,地方变乱纷起,宗室刘焉建议改刺史为州牧,【模仿封建时代之霸者。】乃有地方行政实权。关东义兵起,讨董卓,太守亦各专兵柄。中央大权堕落,地方政权乘之而起,遂成三国初年之割据。
地方政权渐渐成长,亦有一种道义观念为之扶翼。
因郡吏由太守自辟,故郡吏对太守,其名分亦自为君臣。
汝南太守欧阳歙,欲举督邮繇延,主簿将引延上,功曹郅恽曰,“明府以恶为善,主簿以曲为直。此既无君,亦复无臣。”【会稽太守成公以臧罪下狱,仓曹掾戴就幽囚拷掠,曰:“奈何令臣谤其君,子证其父!”】
或称太守曰“府君”,乃至为之死节。【州、郡又得称“本朝”。司隶从事郭容碑:“本朝察孝,贡器帝廷。”豫州从事尹宙碑:“网纪本朝。”】
汉末广陵太守张超为曹操所杀,其故吏臧洪,袁绍任为东郡太守,怨绍不救超,遂与绍绝。与绍书,谓:“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扫清寇逆,共尊王室。岂悟本州岛被侵,请师见拒。使洪故君沦灭,岂得复全交友之道,重亏忠孝之名乎?”
除非任职中央,否则地方官吏的心目中,乃至道义上,只有一个地方政权,而并没有中央的观念。
刘表遣从事韩嵩诣许,嵩曰:“若天子假一职,则成天子之臣,将军之故吏耳;不能复为将军死也。”
甚至即已进身为中央宫,仍多为其举主【即其旧日太守,所由察举而得进身者。】去官奔丧。【吴匡、傅燮等;已详前。】
又赵咨拜东海相,道经荥阳。令敦煌曹暠,咨之故孝廉,迎路谒候,咨不为留。暠送至亭次,望尘不及,谓主簿曰:“赵君名重,今过界不见,必为天下笑。”即弃印绶追至东海,谒咨毕,辞归家。仅为一谒轻去其官,较之奔丧,抑又甚矣。
当时的士大夫,似乎有两重的君主观念,依然摆不脱封建时代的遗影。
国家观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家庭。君臣观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朋友。此自东汉下半节已有此端,至三国而大盛。
然而此种趋势,苟有一个更合理、更伟大的思想起来,未尝不可挽回。惜乎魏、晋以下的思想,又万万谈不到此,中国于是只有没落。【南史宋武陵王诞反,或劝其长史范义出走。义曰:“吾人吏也,吏不可以叛君。”柳庆远传,梁武初为雍州剌史,辟庆远为别驾,庆远谓人曰:“天下方乱,定霸者其在吾君乎!”因尽诚协赞,遂成帝业。则所谓“二重君主观念”者,在南朝犹烈。北朝周、齐稍革,至陏、唐而绝,而中国亦复趋统一矣。】
历史的演变,并不依照一定必然的逻辑。【因不断有人类的新努力参加,可以摇动逻辑之确定性。】倘使当时的新政权,能有较高的理想,未尝不足以把将次成长的离心力重新团结起来,而不幸魏、晋政权亦只代表了一时的黑暗与自私。
曹操为自己的家世,【父嵩为宦官曹腾养子,官至太尉。陈琳为袁绍作檄云:“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对当时门第,似乎有意摧抑。【杨、袁皆东汉最著之名族。曹操欲杀太尉杨彪,孔融目:“孔融鲁国男子,明日当拂衣而去,不复朝矣。”然孔融与彪子修,卒皆被戮。操与孔融手书曰:“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达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杀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则操之意态可想。】有名的魏武三诏令【建安十五年下令:“天下未定,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齐桓其何以霸?今天下得无盗嫂受金,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惟才是举,吾得用之。”十九年令:“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二十二年令:“韩信、陈平,成就王业。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瑰,秦不敢东乡,在楚,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高才异质,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今按:西京重“贤良”,东京重“孝廉”。魏武三令,亦若有欲返“孝廉”而归“贤良”之意。此等思想,孔融诸人已早发之。惟此三令之措辞明白破毁道德,益趋偏激,前固无例,后亦少偶。】明说“唯才是举”,虽“不仁不孝”亦所勿遗。他想要用循名责实的法治精神,来建立他的新政权。【故云:“丧乱以来,风教凋薄,谤议之言,难用褒贬。”(魏志刘矫传。)直至魏明帝犹云:“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盖尚“名”则其权在下,尚“法”则其权在上也。】但是曹家政权的前半期,挟天子以令诸侯,借着汉相名位铲除异己,依然仗的是东汉中央政府之威灵。【袁绍借讨董卓之名为关东州牧盟主,亦是仗借中央。】下半期的篡窃,却没有一个坦白响亮的理由。
魏武述志令自称:“无下无有孤,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此不足为篡窃之正大理由。曹氏不能直捷效法汤、武革命,自己做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其子依然不能做周武王,【既已大权在握,汉献亦无罪过。】必做尧、舜禅让,种种不光明、不磊落。总之,政权的后面,没有一个可凭的理论。
乘隙而起的司马氏,暗下勾结着当时几个贵族门第再来篡窃曹氏的天下,更没有一个光明的理由可说。
司马懿杀曹爽,何晏诸名士同时被戮。晏,魏外戚。【何进孙,尚魏太祖女金乡公主,赐爵列侯。】于当时朝政,实欲有所更张。【孙资别传谓:“大将军爽专事,多变易旧章。”蒋济论丁谥、邓飏等“轻易法度”。皆其证。】傅咸云“正始中,任何晏以选举,内外众职,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据此则董昭所论当时浮伪朋党之风,似未足专为何晏诸人罪矣。】是彼辈于政治上,亦确有成绩。【荀勖传谓:“正始中并合郡、县。”亦当时新政设施之一。】及司马政权既定,此等真相遂不白于后世。【王广(王凌子)谓:“曹爽骄奢失民,何平叔虚而不治。(此乃指其政治上实济之才干。)丁、单(轨)、桓(范)、邓,并有宿望。变易朝典,政令数改,所存虽髙,事不下接。民习于旧,众莫之从。同日斩戮,名士减半,失民故也。”(语见魏志卷二十八。)此所谓“民”,实乃当时朝士门第之不乐新政者耳。魏、晋之际,真真民意,何尝能浮现到政治上层来?至史称何晏“依势用事,附会者升进,逮忤者罢退”,傅嘏讥晏“外静内躁”,此皆晏之解散私门,欲为曹氏厚植人才,以求有所建树,不足为晏病也。】继晏受祸者有夏侯玄,亦魏宗室。【惇、渊之族系。曹操父子本夏侯氏,为曹腾养子。】其论政制,上追贾、董,盖非东汉所逮,【其论“中正”利弊亦甚切至。然“中正”足为门第护符,当时自不喜玄论。】而亦为司马氏所忌。【曹爽诛,玄征为太常,内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笔研。及司马懿卒,或曰:“子无忧矣。”玄曰:“子何不见事?此人犹能以年少遇我,子元、子上(师、昭兄弟)不吾容也。”夏侯玄如此韬匿,尚不免祸,则何晏诸人之死固宜。傅嘏谓夏侯玄“能合虚誉,利口覆国”,亦非公允之论。】玄、晏诸人,人格自高,所存自正。【晋人于玄尤推重,谓其“肃肃如入廊庙中,不修敬而人自敬”。和峤(玄外孙)“常慕玄为人,于朝士中峨然不群,众惮其风节。”何晏论学与王弼同称“王、何”,皆晋入所师尊也。】惟不脱明士清玄之习,【魏略:“何晏粉帛不去手,行步顾影。”傅粉之习,自东汉李固至三国曹植,皆谓有之。世说并谓:“何平叔美姿仪,面白,而明帝疑其傅粉。”则不必真有“粉帛不去手”事。惟玄、晏诸人自有当时名士气派,则决然无疑。史称何晏、王弼谓:“天地万物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王衍好其说。后人以怀、愍之祸,归罪王、何,非无由矣。】乃不敌司马父子之权谲狠诈。当时朝士虽慕敬玄、晏风流,【此所以成将来所谓之“正始风流”。晋应詹奏:“魏正始之间,蔚为文林。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则正始与晋代风气,仍有不当相提并论者。要之清玄之习,开自正始,乃每况而愈下也。】而以家门地位私见,于玄、晏政治主张,不能拥护。【亦由司马氏兵权在握。】至晋室佐命功臣如贾充、王沈之流,皆代表门第,而私人道德极坏无比。
司马氏似乎想提倡名教,来收拾曹氏所不能收拾的人心。然而他们只能提出一“孝”字,【所以说司马氏“以孝治天下”,晋室开国元老如王祥等皆以大孝名。】而不能不舍弃“忠”字,依然只为私门张目。
他们全只是阴谋篡窃。阴谋不足以镇压反动,必然继之以惨毒的淫威。如曹操之对汉献帝与伏后。【伏氏与孔氏,皆两汉经学名门也。】
曹操迎献帝都许,帝谓操曰:“君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以事诛董贵人,帝以贵人有孕,累请不得。又勒兵收伏后,华歆发壁牵后出,后披发徒跣行泣过帝,曰:“不能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时?”
司马师、昭兄弟之对曹芳【齐王。】与曹髭。【高贵乡公。】
司马师逼魏太后废齐王芳,【时年二十三。】太后欲见师有所请说,郭芝曰:“何可见?但当速取玺绥。”太后意折。高贵乡公自讨司马昭,贾充率众逆战南阙下。帝自用剑,昭众欲退,充谓太子舍人成济曰:“司马公畜养汝辈,正为今曰。”济即抽戈刺帝。
正惟如此,终不足以得人心之归向。
直到五胡时的石勒,尚谓:“曹孟德、司马仲达以狐媚取人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大丈夫不为。”
法治的激变而为名士清谈。【东汉清议尚是拥护政府,魏晋清谈则并置政府之安危于不问。魏武、魏明之深恶名士,仅能使士大夫不复有忠于朝廷之节操,欲不能根本铲绝社会好名之风,遂酿西晋名士之祸国。】要之中央新政权不能攫得人心,离心势力依然发展,天下只有瓦解。
旧政权必然没落,新政权不能稳定,而作为当时社会中间的智识分子,所谓“名士”之流,反映在他们思想上者,亦只是东汉党锢狱以后的几许观念,反动回惑,消沉无生路。【所以谓之“反动”者,以其自身无积极之目的,只对前期思想有所逆反。】
过分重视名教,其弊为空洞,为虚伪。于是有两派的反动产生:
一、因尚交游、重品藻,反动而为循名责实,归于申、韩。
抱朴子名实篇谓:“品藻乖类,名不准责。”审举篇谓.“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又正郭篇云:“废职待客,比之周公。养徒避役,拟之仲尼。弃亲依豪,同之游、夏。”此皆当时风气。故刘梁有破群论,谓:“仲尼作春秋,乱臣贼子惧;此论之作,俗士岂不媿心也?”
二、因尚名节、务虚伪,反动而为自然率真,归于庄、老。
青州人赵宣居墓行服二十余年,生五子;陈蕃致之罪。孔融为北海相,有遭父丧哭泣墓侧,色无憔悴者,融杀之。又有母病思食新麦,盗而进者,融特赏,曰:“无有来讨,勿复盗也。”路粹奏孔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此等狂论,皆下开魏晋风气。惟孔融尚未正式弃孔孟归庄老,正式主张庄老者,为王弼、何晏。然何晏尚务实干,【王弼则早死。】以庄老为玄虚者,乃阮籍、嵇康。然阮、嵇皆别具苦心。此下则又自玄虚转成放诞矣。
这两个趋势,早起于汉末。崔寔政论代表前一个,仲长统乐志论代表后一个。
但要提倡法治,起码的先决条件,在上应有一个较稳定的政权。【政权不稳定,法治精神无所倚依而生根。】政权之稳定,亦应依附于此政权者先有一番较正义,至少较不背乎人情的里想或事实。东汉末年乃至曹魏、司马晋的政权,全是腐化黑暗,不正义、不光明、不稳定,法治精神如何培植成长?于是崔琰、毛玠之反激,变为阮籍、嵇康。【此乃从积极转入消极也。】
崔、毛二人皆仕魏,典选举,任法课能,以清节自励,土大夫至故污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餐以入官市。然试问仕魏者舍为私家幸福外,复有何公共理想乎?【何晏、夏侯玄自与魏廷有私关系,故欲为魏尽力。】籍浮沉仕宦而持身至慎,【史称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与世事,酣饮为常。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以疾辞,屏于田里,岁余而爽诛。晋文王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罪六十日,不得言而止。”盖既不愿为何晏、夏侯玄,亦不肯为贾充、王沈也。又籍父瑀避瑰武辟,逃山中,魏帝使人焚山得之。(见文选注引文士传。)籍诸父武,为正论,深嫉交游朋党,则阮氏家风有自矣。】出言玄远,绝不臧否人物。嵇康隐沦,然自谓:“非汤武薄周孔,会显世教所不容”,果以杀身。【世语:“毋丘俭反晋,康有力焉,且欲起兵应之,以问山涛。涛止之,俭亦已改:吕安亦至烈,有济世志力,故康与同祸。”】
他们不愿为黑暗政权有所尽力,然他们自身亦多半是门第世族中人,依然不能脱身世外。以市朝显达而讲庄老,其势不得不变为虚无,为浮沉,为不负责任。最先只是自谨慎,保全门第,而以后不免于为汰侈骄逸,【如何曾、石崇、王恺之徒皆是。】否则为优游清谈。【如王戎、王衍之徒皆是。】风尚如此,宜乎不能挽时代之颓波,而门第自身终亦同受其祸。
何曾侍晋武帝宴,退告其子遵等曰:“国家应天受禅,创业垂统,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兆也。汝等犹可获免”;指诸孙曰:“此辈当遇乱亡也。”然曾既历魏、晋,且为晋重臣。日食万钱,犹云“无下箸处”。平居奢汰如此,【曾父燮,史称:“于节俭之世最为豪汰”,则曾亦承其家风。】而不闻为国事有献替。永嘉之乱,何氏灭亡无遗。傅玄著论盛推何曾、荀顗(yǐ),谓:“能以之道事其亲”,家门私德,何补于大局?王衍为石勒所执,临死乃曰:“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然而晚矣。【又按:王济以人乳蒸豚。王顗使妓吹笛,小失声韵便杀之:使美人行酒,客饮不尽亦杀之。时武帝在朝,而贵戚敢于汰纵如此,晋室奈何不乱!东坡谓:“晋病由于士大夫自处太高,而不习天下之辱亊。”如此等,又岂仅如东坡所云而已耶!】
西汉初年,由黄、老清净【汉初“黄老”,代表纯粹的平民观念,故能清净无扰,与魏晋“庄老”之代表名士门第者气脉本不同。】变而为申、韩刑法。【汉初刑法,要摧抑封建反动势力,集权中央,其意气亦与崔琰、毛玠之助逆成篡,贾充、荀勖助晋为逆者不同。】再由申、韩刑法变而为经学懦术。【西汉儒术,在通经致用,亦与东汉名士之训诂、清谈不同。】一步踏实一步,亦是一步积极一步。【法家目光只在治权阶级,儒家目光较大,放及全社会,故较法家犹为积极也。】现在是从儒术转而为法家,再由法家转而为道家,正是一番倒卷,思想逐步狭窄,逐步消沉,恰与世运升降成为正比。在此时期,似乎找不出光明来,长期的分崩祸乱,终于不可避免。
魏共五帝,四十六年而亡。
蜀共二帝,四十三年。
蜀(一)昭烈帝——(二)后主
吴共四帝,五十九年。
秦、汉统一政府,尚有一段回光返照,便是西晋。
西晋共四帝,五十二年而覆灭。
西晋统一不到十二年,朝政即乱,贾后、八王,乃至怀、愍被掳,不幸的命运接踵而至。分析晋室自身,亦有种种缺点:
一、没有光明的理想为之指导。
二、贵族家庭之腐化。
一个贵族家庭,苟无良好教育,至多三、四传,其子孙无不趋于愚昧庸弱。西汉王室,不断有来自民间的新精神。
高、惠、文三帝皆可说来自田间,经景帝至武帝,始脱去民间意味。然宣帝又从民间来,遂成中兴。经元帝至成帝而汉始衰。东汉光武、明、章三世后即弱。
司马氏则在贵族氛围中已三、四传,历数十年之久。懿、师、昭父子狐媚隐谋,积心篡夺。晋武帝坐享先业,亦深染遗毒。
晋书胡贵嫔传:“武帝多内宠,平吴后,复纳孙皓宫人数千,掖庭殆将万人,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是晋武之荒怠可知。【后宫妃妾之多,始汉灵帝。次则吴归命侯,又次宋苍梧王、齐东昏侯、陈后主,而晋武尤甚,此下惟唐玄宗。以开国皇帝而论,则未见如晋武之荒怠者。】
其时佐命功臣,一样从几个贵族官僚家庭中出身,并不曾呼吸到民间的新空气。
而且家庭传统风习若不相当坏,便不易适应汉末经曹魏而至晋初,尚得巍然为佐命之功臣。
故晋室自始只是一个腐败老朽的官僚集团,与特起民间的新政权不同。
武帝子惠帝即以不慧称,闻人饿死,曰:“何不食肉糜?”而其后贾氏,乃贾充女,家教可知。元康元年,贾后不肯以妇道事太后,又欲干政,遂启帝作诏,诬太后父杨骏谋反,杀之,夷三族,并及其妻庞。太后抱持号叫,截发稽颡,上表诣贾后称妾,请全母命。不省。董养游太学,升堂叹曰:“朝廷建斯堂,将以何为?天人之理既灭,大乱将作矣。”自此遂召八王之乱。
王室既有此弱点,又兼社会元气之凋丧,【此层后详。】譬如大病之后,真阳不复。而当时又有胡人之内陆杂居。外邪乘之,遂至沉笃。
其时论者皆以晋武封建,遂召八王之乱。不知魏室孤立,亦以早覆,根本病症不在此。
胡人内陆杂居,其事远始于两汉。
(一)匈奴
(二)氐羌
晋初,辽东、西为鲜卑,句注之外、河东之间为匈奴,北地、上郡、陇西诸郡胡,鲜卑、氐、羌诸种,皆以“保塞”名杂居。
刘贶(kuàng)曰:“东汉至曹、马招来羌、氐,内之塞垣,资奉所费,有踰于昔。百人之酋,千口之长,金印紫绶,食王侯之捧者,相半于朝。”
自三国时邓艾,至晋初郭钦、【武帝时上疏。】江统,【惠帝时作徙戎论。】皆建议徙戎,不果。
一因自东汉以来中国西北境居民荒残,经汉末董卓、马腾、韩遂等乱于关、凉,黑山贼刘虞、公孙瓒等战于河北,荒残之势有加无已。二因国内战争,无心他及。
八王乱后,接着便是胡人南下,怀、愍蒙尘。
晋一天下后三十一年,刘曜、石勒入洛阳,怀帝【武帝第二十五子。】被虏,诸王公、百官、士民死者三万余人。
怀帝被虏后五年,刘曜入长安,愍帝【武帝孙。】被虏,晋室遂亡。
怀、愍二帝的被虏,本是本期历史中应有的现象,不过如汉弘农王、陈留王,魏济王、高贵乡公一般,同其遭遇。只证明了帝王之末路,中央统一政府在本时期中之无可存在。然而怀、愍被虏,还夹杂有胡、汉种族的问题。我们试一看当时中国人心对此事件之反映。
(一)帝王【如晋怀帝。】
(二)皇后【如羊皇后。】
(三)大臣【如王衍。】
(四)将军【如索綝(chēn)。】
(五)世族【如王浚。】
“名教”极端鄙视下之君臣男女,无廉耻气节,犹不如胡人略涉汉学,粗识大义。
两汉统一时期,代表中国政治中心而兼文化中心的地点有两个:一是长安,一是洛阳。
长安代表的是中国东、西部之结合,首都居在最前线,领导着全国国力向外发展的一种斗争形势。洛阳代表的是中国的稳静状态,南、北部的融洽;首都居在中央,全国国力自由伸舒的一种和平形态。
长安自王莽末年之乱而残破,继以董卓之乱;至愍帝迁都,其时长安户不满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公私车只有四乘。
洛阳自三国鼎立以来,仍为中国文物中心。正始之际,名士风流盛于洛下。至刘曜陷洛阳,诸王公、百官以下,士民死者三万余。
王弥纵兵大掠,曜禁之不从,斩其牙门王延以徇,弥遂与曜阻兵相攻。
晋室南渡,五胡纷起,燕、赵在东,秦、凉在西,环踞四外,与晋、蜀对峙,譬如一环,而恰恰留下一个中心点洛阳,大家进退往来,弃而勿居。
那时洛阳,号为荒土。
陈庆之语梁武帝:“自晋末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桓温议迁都洛阳,孙绰上疏非之,谓:“自丧乱以来,六十余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虚,函夏萧条。井堙(yīn)木刊,阡陌夷灭。生理茫茫,永无依归。”
譬如大旋风的核心,四围狂飙骇气,而中心虚无所有。
这一个形式,延续几及二百年。直到魏孝文重营洛都,中国始渐渐再有一个文化复兴的中心。以后又经尔朱荣之乱,机运中绝。直到隋、唐,依然是起于西北,统一中国,而并建长安、洛阳为东、西都,兼有了向外斗争进取以及向内平和伸舒的两种形势,十足的象征出中国大一统盛运之复临。
代表此期畠之衰弱情态者,一为冲圆文化中心之毁灭,又一则为异族宗教之侵入。
中国史的主要部分,两汉以前偏在黄河流域。东汉一代,西北进展衰息,东南开发转盛。曹操依次荡平北方群雄,独留下长江流域的吴、蜀,这证明北中国之疲弊与南中国新兴势力之不可侮。
东晋南渡,长江流域遂正式代表着传统的中国。
东晋凡十一帝,一百零四年。
在此一百零四年中,北方五胡云扰,始终未宁定,东晋常有恢复中原之机会。然东晋并无北取中原的统一意志。东晋曾四次北取洛阳。【其先刘曜、石勒对抗时,祖逖一度恢复河南诸郡。石虎盛时,庾亮出兵挫败。】
一、穆帝永和七年,石氏乱,晋得洛阳,殷浩北伐无功。【十年,桓温表废殷浩。自伐秦,由襄阳趋长安,破姚襄于蓝田,进次灞上,食尽而还。冉闵降将周自宛袭踞洛阳。】
二、穆帝永和十二年,【姚襄自许昌攻周成于洛阳。】桓温北伐姚襄,败之,复有洛阳。【桓温请迁都不成。哀帝兴宁三年,慕容恪据之。苻坚灭燕,洛阳入秦。】
三、孝武太元九年,苻氏乱,晋再有洛阳。【安帝隆安三年,复为姚兴所陷。】
四、安帝义熙十二年,刘裕北伐,复取之。
大抵豪族清流,非主苟安,即谋抗命。寒士疏门,或王室近戚,始务功勤,有志远略。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统驭之实,【韦华告姚兴语。】遂使“北伐”与“内变”两种事态,更互迭起。
西晋立国,本靠门阀的势力。
时人语曰:“贾、裴、王,乱纪纲;裴、王、贾,济天下。”指贾充、王沈、裴秀言之;皆世族也。司马氏亦故家,故能与当时旧势力相沆瀣。曹爽、何晏、夏侯玄辈思有所革新者皆失败;而司马氏篡志遂成。
东晋南渡,最依仗的是王敦、王导兄弟,所以说:“王与马,共天下。”
王敦统兵在外,王导执政在内,尊号为“仲父”。元帝登尊号,百官陪位,诏王导升御座,固辞而止。成帝幼冲,见导每拜,又尝与导书手诏,则云“惶恐”。【王敦反,元帝手书乞和,有“不能共安,当归琅邪,以避贤路”之语。宋武帝即位告天策:“晋自东迁,四维不振,宰辅凭依,为日已久。”此东晋立国形势也。
北方的故家大族,一批批的南渡,借着晋室名义,各自占地名田,封山锢泽,做南方的新主翁。
元帝过江,谓顾荣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直至南齐丘灵鞠尚云:“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顾荣忽引诸伧辈度,死有余罪。”【周玘(qǐ)将卒,谓子勰曰:“杀我者诛伧,子能复之乃吾子。”时南人目北人为“伧”。】
当时诸族拥戴晋室,正如曹操迎汉献帝,挟天子以临诸侯,把南方的财富,来支撑北方的门第。
诸名士初到江南,形势未定,不免为新亭之对泣。及家计粗安,则“此间乐,不思蜀”,无复恢复之意。王导领袖群伦,时人称为“江左夷吾”,【桓温父桓彝语。】正谓其能安定新邦,并不许其能恢复故土。
晋室若要团聚国力,经营北伐,首先不免与门第的要求与希望相冲突。
诸门第只为保全家门而拥戴中央,并不肯为服从中央而牺牲门第。
元帝正位后,亲用刘隗、习协,崇上抑下。王敦即举兵内向,王导有默成之嫌,陶侃、庾亮皆曾欲起兵废导而未果。蔡谟、孙绰、王羲之皆当代名流,蔡谟驳庾亮北略,绌亮以伸王导。绰、羲之亦皆以清议反恢复。
门第自有其凭借与地位,并不需建树功业,故世家子弟,相率务为清谈。
清谈精神之主要点,厥为纵情肆志,不受外物屈抑。
王坦之著沙门不得为高士论,谓:“髙士必在于纵心调畅。沙门虽云俗外,反更束于教,非情性自得之谓也。”【祖约好财,阮孚好屐,一时未辨其得失。有诣袓,正料视财物,屏当未尽,余两小簏,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诣阮,方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量屐!”神色闲畅。于是胜负遂判。是时人不论是非,只问自己心下如何。若贪财而心无不安,即亦为高情胜致矣。两晋名士贪者极多,时论不见以为鄙也。能一切不在乎,自然更佳。祖后叛晋投石勒,为勒所杀。】
对于事物世务,漠不关心,便成高致。
王徽之作桓冲骑兵参军,桓问:“卿何署?”答:“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匹死多少?”答:“未知生,焉知死?”桓谓:“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世说新语·简傲》南朝宋刘义庆)
有志远略者,非晋室近戚,【如庾亮、庾冰、庾翼兄弟。】即寒族疏士,【如陶侃、桓温、皆南人寒士。桓父彝死难,家贫。温母病,须羊为解,无由得,温乃以弟冲为质。】常招清谈派【即苟安派。】之反对。
诸庾为政,颇欲任法裁物,而才具微不足,皆不能自安其位。庾翼报兄冰书谓:“江东政以伛舞豪强,以为民蠹,时有行法,辄施之寒劣,事去实此之由。”其意态可想。
不仅利害冲突,即意趣亦相背驰。
桓温乘雪欲猎,刘惔问“老贼装束单急,欲何作?”桓曰:“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
故桓温欲立功业,而朝廷【实济是名流苟安派之盘踞地。】引殷浩相抗。
庾翼已谓殷浩辈只可束高阁,而许桓温以宁济之业。朝士以气味柑投,故引殷浩。浩父殷洪乔,人托寄书,尽投江水;为政贪残。其叔父融与浩同好老、易,一门玄虚。温平生喜自拟刘琨,而憎言貌似王敦,其素所蓄积可知。
桓温主徙都洛阳,正为清流故发快论。
桓疏:“请自永嘉之乱,播流江表者,一切北徙,以实河南。”如此则江南门第尽矣。孙绰上表反对。绰与王羲之辈皆卜居会稽,尽情山水。桓温令人致意,谓:“何不寻君遂初赋,而疆知人家国事?”时议以温弟云为豫州刺史,王彪之谓:“云非不才,然温居上流,弟复处西藩,兵权萃一门,非宜。”乃改用谢万。万傲诞未尝抚众,卒失许、颍、谯、沛,洛阳遂孤。
而出师败衂,谈士快心。
孙盛与殷浩谈,奋麈尾,尽落饭中;亦名士有声者。作晋阳秋,桓温谓其子曰:“枋头诚为失利,何至如尊公所说?”其子惧祸,私改之。盛乃以一本寄慕容俊。先是温伐燕,燕臣申允料之曰:“晋之廷臣,必将乖阻,以败其事。”史不著乖阻之实。惟观孙盛阳秋,则温败为晋臣所深喜而乐道也。【枋头,今安阳南。温败盖有两因:一者粮运不继,二|则水陆异便。此后魏孝文欲图江南,先迁洛阳。就当时情势言,非缓进无以见功。惟桓温以廷臣反对,则不得不主激进。盖未有国内自相水火而可以收功于外者。】盛为长沙太守,赃私狼籍。太抵名士多自顾家室,能以谈辩擅名,即不须再经纶世业。
对外之功业,既不得逞,乃转而向内。
温既败于枋头,其谋主郗超劝之废立。曰:“外无武、宣之勋,内无伊、霍之举,何以易视听、镇异同?”
且晋室有天下,其历史本不光明,故使世族与功名之士皆不能忠心翊戴。
王导尝具叙晋宣王创业及文王末高贵乡公事于明帝前,帝闻之,覆面着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惟世族但求自保家门。
孙盛高庾亮:“王导有世外之怀,岂肯为凡人事?”此可代表门第中人意态也。
英雄功名之士,意气郁激,则竟为篡弒。
桓温常卧语:“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此魏、晋以来人见解。可取而不取,真成大呆子。 环卫自身亦带书生名士气,故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耶?”然其心尚存有君臣名教,故篡逆终不成。一传为桓玄,再进为刘裕,则晋祚不保矣。
直到桓玄、刘裕,一面篡位,一面还是痛抑权门。
南史宋武本纪谓:“自晋中兴,朝纲弛紊,权门兼并,百姓不得保其产业。桓玄颇欲釐改,竟不能行。帝既作辅,大示轨则,豪强肃然。”又按:晋羲熙【安帝。】九年,刘裕上表请依桓温庚戌土断。可见桓温、桓玄、刘裕实是走的同一路线也。胡藩言:一谈一咏,搢绅之士,辐凑归之,不如刘毅。”盖裕粗人,不为名士所归。裕之北伐,在廷之臣,无有为裕腹心者。裕所以不能从容据长安以经营北方者亦在是。【裕能篡位,而桓温不能,亦在是。】
要之江南半壁,依然在离心的倾向上进行。诸名族虽饱尝中原流离之苦,还未到反悔觉悟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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