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个崇尚农业的民族，以农立国，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农业生产，最早的谷物记录是仰韶文化区的西安半坡村地窖成堆小米，仰韶文化地域以黄土高原为主，就地质而言，黄土高原的形成多半是数十万年来由戈壁吹来的黄沙覆盖而成，土质松软多孔，具有较强的渗水性，且蒸发缓慢，有利于赖旱作物生长。譬如前而提到的小米。
与之相对应华东沿海的河姆渡文化、江汉流域新石器文化区域，这里地理气候多雨湿热、地理环境低洼起伏不大，与这种地理环境相适应，产生了“稻作文化”，目前所知世界人类最早水稻栽培记录，就产生于此。
历经漫长的农业积淀，中华先民逐步悟出农业与四季更替、气候变化以及日、月、星、辰位移等自然现象密切相关，进而有了农业文化，孕育在这块土壤中的思想主流儒家学人，在吸收前辈农事规律、经验基础之上，形成了独特的农业思维。
一、朴素的“农本”整体性农业思维 儒家思想里外就是“人本”二字，个体生命为现实关切起点，其前提以人为最贵。“贵人”是儒家哲学的根本理念，其出发点和归宿在于人，主张“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最为天下贵也。安人、安百姓是其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基本命题。作为入世人本情怀，儒家整体性农业思维特色不外乎“养民”“富民”。
(一)养民
儒家养民是在君与民对立矛盾中逐渐发展成熟起来的，是一种以民为根基王道思维观。其源头大概在“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认为只有先满足民众的基本生存需求，然后才能讲礼仪道德。古人云:“仓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耻。”
基于此，儒家提出一些相容性养民命题，孔子《论语·学而》“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里节用是对统治者而言，人是相对广大百姓而言，爱则体现儒家一以贯之的忠恕思维，意思是省开支，不奢侈浪费，且爱戴百姓，正确的使用官役，在恰当的时间内安排百姓农事。
儒家另一代表人物孟子也提出与之相通命题，《孟子·梁惠王上c勿违农时”、“勿夺其时”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制民之产”等养民思想，认为农业生产活动要依照大自然的季节和节气，才能粮谷满仓。其实质体现儒家农本思维，解决百姓温饱，才能安邦。其中“制民之产”是孟子对儒家养民思维阐述最为到位。制即规定、限制;产即属于自己的、为自己所有的固定财产，即包括生活资源，也包括生产资料，但首要指土地，因为在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经济和生活资源就是土地，人们视土地为首要财富，是财富的象征。英明的君主给予老百姓的产业(主要土地)，就能使他们上赡养父母，下养活妻儿;年成好时能丰衣足食，年成不好也不致于饿死。《孟子·梁惠王上c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指出了在传统的农耕社会，邦固国宁的基础是养民，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二)富民
春秋时期儒家思想家孔子最早提出富民主张，据《论语》记载，孔子率其弟子到卫国，看到卫国人口很多，弟子冉有问道:“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说:“富之”。《论语·颜渊》“百姓足，君孰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意思是发展生产，增加百姓财富，减轻百姓负担和节省政府开支，通过民富达到国家安固。富民思维是儒家农业思想中极有价值组成部分。不外乎两方而内容:
1.节用
节用是中华传统优秀品质，《周易·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周易·节》“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论语·八信》“礼，与其奢也，宁俭”。诸如种种。主张在国家财政开支上尽可能节省费用、节录采用、按时节利用。《荀子·天论》所谓“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由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民族心理等因素影响，中国文化传统德本财末，为富不仁价值观标准，可以肯定此处本是以农为本，大致是如果能够加强农业生产的根本，厉行节约，那么就是上天也不能使人贫困。《荀子·富国》也提到:“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穿仓凛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就是说田地原野出产粮食是财富的根本，仓库地窖储藏粮食是财富的枝节。百姓适合时令耕种，农业、手工业生产正常有秩序，是财物的源泉;按等级收赋税、收粮食入库，这是财物的水流。所以，英明的国君，一定要小心保护生产的正常秩序，开源节流，时时刻刻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斟酌，使百姓按时耕种，广开财源，同时努力节省政府支出，留有后备以防意外。从正而论证节用是治国安邦关键，否则，《荀子·王制》“聚敛者，招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则从奢靡浪费危害论证节用重要性，这种开源节流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理财思想有深远的影响，为后世所推崇。
2.轻摇薄赋
摇与赋是两个不同意思的词，摇是摇役，百姓每隔段时间义务为国家做事，赋是赋税，丰收季节，百姓按田数上交的税，种类繁多。《孟子·尽心下》记载“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俘，用其三而父子离。表明赋税有布帛的赋税，征收粮食的赋税，征发人力的赋税等。儒家思想者同样从统治者政治利益出发关注摇与赋，孔子曾对鲁国按田亩征收赋提出异议，认为应该“敛从其薄”，孟子在孔子“敛从其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纳轻摇薄赋为仁政体系的一部分，君子征收了其中一种，就缓征其他两种。同时征收两种，百姓就会有饿死的了;同时征收三种，就会使百姓们父子离异各顾自己了。并且以夏、商、周先朝为例，认为统治者斟酌税率，须慎而审之，《孟子·滕文公上》“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十一也。夏朝行贡法，商朝行助法，西周行彻法，三者的税率都是十分之一，认为田税最好的是助法，最不好的是贡法，贡法是比较若干年收成，得出一个固定的数，丰收年粮食丰收，多征税不为过，即是“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庆，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在孟子看来社会的根本问题是庶民的温饱问题，富民必须减轻民众赋税摇役、发展生产、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在此难能可贵的是孟子以为富民的责任统治者不可旁贷，他在与齐宣王谈话中一针见血指出“厄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草，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这种观点无疑是有价值的。正如:“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民富才能国富。
如果说战国时期的孟柯把薄赋敛作为王政的重要内容。荀子则较明确地从生产角度出发关注轻摇薄赋《荀子·富国》“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减轻农业税收，减少关卡集市的税率，削减行商人数，少征调劳役，不耽误农时，这样国家就会富裕了。
此外，荀子也十分重视储藏，也属富民范畴，《荀子·王制》“序五种，省农功，谨蓄藏，以时顺修。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粮食秋收冬藏。只有这样，才能使物产丰富，人民衣食无忧。
总而言之，正如前而看出庶、富层层递进，蕴含中国传统“敛从其薄”人性之道。养民富民实质被儒家思想者认为是调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准则，这也充分体现儒家朴素农本整体性农业思维。
二、“顺天应时”一体性认知观
早在史前，先民就对天有哲学思考，先民很早就注意到农业生产与季节、天象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我国古代的天文历法，就是在农业生产的实践中不断积累丰富起来、又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在尧舜时期，就有羲和、羲仲在河洛地区观察日月星辰以定四时的传说，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汉族农事历书《夏小正》，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科学文献之一。《夏小正》按一年十二个月，记载的生产事项，包括农耕、渔猎、采集、蚕桑、畜牧等，诸如:夏小正:正月。启蛰。农率均田。采芸。
古云有“谓民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之说，三时即春、夏、秋三季，正是农业生产的播种、生长与收获的时期，不能违背。《周易·乾卦·文言》所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个体生命与宇宙生命永远得与四时交替合拍，与吉凶契合。故“使民以时”，让百姓按时从事农业生产，遵循农业生产的规律，是农业经济能否得到发展的重要保障。
天命观也是儒家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孔子阐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百物都依序四季交替运行、生长，强调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应自觉顺应天时，循律而为，遵循农事活动规律的必要性。同理，荀子大胆提出:“天有行常，不为尧存，不为果亡。深刻地认识到时令、节律客观必然性，人们必须遵从，所谓“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圣王之制也。儒家要求人尊重天命，尊重道德，认为人事与天命是相通，天是自然的一部分，故而重视人事“尽人事，知天命”“制天命而用之”，这一思想在农事方而则表现为“顺天应时”一体性认知观。
儒家思想人在吸收前人智慧基础上，在农业思维中特别注重“天与时”“天时合一”，儒家经典《礼记·月令》认为世界是多层次的结构。太阳最高，太阳的益形成了四时，即春、夏、秋、冬，每时又分为三个月，即孟春之月、仲春之月、季春之月、孟夏之月、仲夏之月、季夏之月、孟秋之月、仲秋之月、季秋之月、孟冬之月、仲冬之月、季冬之月，农事受到太阳、四时、月、神、五行各种力量的制约。所谓“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总至，寇戎来征;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则国乃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合理春播夏耘秋收冬藏，遵循自然才能益于生产的发展，否则就会破坏它。假若仲春而行秋令，则国内将有大水灾，寒气突然来了，而且有敌人侵犯边境。仲春而行冬令，则阳气抵不住阴气，麦子不会结穗，引起饥荒，乃至人民互相掠夺。行夏令，则火气太大，国内快要干旱，热浪早来，植物发生病虫害。
强调懂得自然时令的客观规律，才能“不违农时，故不可胜食也。才能“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徐食也。其实质农业生产活动应顺应自然、节气，在平衡、和谐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中进行。
农业思维顺天应时一体性认知观，体现儒家追求和谐统一的思想，天人合一理想，古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生、和实是万物化生基础，是万物遵循的根本道路或规律，天地万物的根本都由“和”而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农业生产活动也本该如此。
三、“精耕细作”实用性行为准则
原始先民大约距今一万年前就培育出农作物水稻和粟，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培育这两种农作物的国家，那时农业生产活动原始粗放，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石刀、石斧等粗陋的生产工具，经常迁徙的生产方式，随着木制生产工具的未耙和石锄、石犁出现，(青铜农具也出现了，但很少使用)，开始了石器锄耕生产方式，栽培粟、稻、黍、程、麦、桑、麻等，大大丰富了农作物，至春秋战国时候，铁制工具和牛耕使用，农业生产水平大幅度提高，人们开始有意识提高单位亩产，即在一定而积的土地上，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采用先进的技术措施，进行细致的土地耕作，以提高单位而积产量，逐步进入从精耕细作小农时代，《荀子·国富》“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益数盆，一岁而再获之”。[3](P179)n就充分说明儒家重视精耕细作提高单位产量，儒家实用性农业观也丰富起来了，体现如下五方而。
(一)农业政策
1.井田制
所谓“井田”，就是一定规划、亩积和疆界的方块田。在井田的田与田、里与里、成与成、同与同之间，分别有大小不同的灌溉渠道，与渠道平行，还有纵横的通行道，各种渠道的大小、深浅和通道的宽窄，都有一定的规格。井田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出现于商朝，成熟于西周，《诗经》、《论语》、《孟子》、《周礼》等都有记载，《诗经.大雅.公刘》公刘避夏果之乱迁都幽“乃场乃疆。《诗经·大雅·绵》太王古公父迁都岐“乃疆乃理。《诗经·小雅·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论语·泰伯》:“禹，吾无间然矣!……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恤。沟恤即井田，《周礼·地官·小司徒》载:“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孟子》记载最为完备，《孟子·滕文公上》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周朝施行井田制，既作为诸侯百官的傣禄等级单位，又作为控制庶民的计算单位。其最明显特征不准买卖，只能由同姓依照嫡庶的宗法关系去继承。
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井田制土地的国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土地国有，以国王代为代表的奴隶主阶层占有全国所有土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和庶民则完全被排除在外。实质上是土地私有制。但无论怎样井田制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其历史作用难以复制。
2.初税亩 伴随牛耕普及和铁农具改进使用，井田以外的荒地得到开垦，私田增加，且隐匿不报，此外，诸侯贵族之间土地兼并严重，私田急剧扩张。
公元前594年，以法律形式承认土地私有，实行“初税亩”。《左传》记载:宣公十五年“公田之法，十足其一;今又履其余亩，复十取一。”规定不论公、私田一律“履亩而税”。初税亩是井田制日益破坏的产物，它的出现并未废除井田制，但它标志着我国税收制度的形成，进一步促使土地私有化。
(二)抗旱排涝
抗旱排涝是劳动人民在实践过程中劳动经验总结，是集体智慧的凝聚，体现于如下方而，
1.垄作法(吠亩法)
春秋战国早期一种抗旱耕作法，由吠和亩两部分组成。吠是沟，亩是垄，对土地的利用有“上田弃亩，下田弃吠”两种方式。“上田弃亩”是在高田里，将作物种在沟里，而不种在垄上，有利于起抗旱保墒，“下田弃吠”在低田里，将作物种在垄上，而不种在沟内，低田种垄不种沟，有利于排水防涝，且有利于通风透光。《吕氏春秋·任地》曾记载“下田弃圳”，荀子《富国》也曾描述道:“高者不旱，下者不水。
2.代田法
代田法是垄作法上田弃亩法的继承与发展。就是在一个生产周期内，垄沟和垄台互换位置，《汉书·食货志》:“过能为代田，一晦三刚，岁代处，故名代田，古法也” “播种于日中，苗生叶以上，稍褥垄草，因其土，以附苗根，……每褥稍附根，比盛暑，垄尽而根深，能与风旱。 “晦”同“亩”字的古字，而“垄沟，也就是说，代田是前而所述垄作体系中，种下垄的一种方法，等到幼苗长起来以后，通过中耕除草，逐渐把垄上的土铲下来，全部培在禾苗根部，庄稼的根很深，至盛夏时候，垄上的土有利于能蓄水、抗风、旱。总而言之，代田法有三特点一是圳陇相间，二是圳垄“岁代处”，三是半而耕法。抗旱排涝促进古代田园化的集约农业发展。
(三)深耕易褥
1.深耕
春秋战国时期，牛耕出现，铁农具广泛推广，为农业生产深耕创造了条件。前而代田法所提及等到幼苗长起来以后，通过中耕除草，逐渐把垄上的土铲下来，垄上的土全部培在禾苗根部，庄稼的根很深，至盛夏时候，有利于能蓄水、抗风、旱，就是深耕，所谓深耕就是“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其对土质要求严格，深耕的前提条件是覆土，《论语·微子》:“覆而不辍。”《孟子·告子上》:“播种而覆之。覆”古汉语常用字，”常见两含义一是摩田器也，用以击碎土块、平整土地的农具;二是覆种也，用覆平土、掩盖种子。覆土的好处有利于深耕，可使耕过的土地“大草不生，又无螟域，今兹美禾，来兹美麦。”，同时也证明当时的人们在土壤耕作方而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吕氏春秋·任地》云:“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深耕须依据土壤自身的状况进行具体耕作调整，即刚硬的土壤要使它柔软些，柔软的土壤要使它刚硬些;休闲过的土地要开耕，耕作多年的土地要休闲;瘦瘩的土地要使它肥起来，过肥的土地要使它瘦一些;过于着实的土地要使它疏松一些，过于疏松的土地要使它着实一些;过于潮湿的土地要使它干爽些，过于干燥的土地要使它湿润些。这表明，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充分认识到土地与农业的密切关系，同时也表明“深耕熟覆”、“深耕疾覆”已有相当水平。
2.易褥
易褥，农业生产活动基本环节，“易”和“褥”，并列用法，都是除草的意思，易:蔓治草木，引申为除去;褥:锄草，《说文解字》会意，从未，从辱。未，翻土的工具。“辱”，从辰，从寸。“辰”表示厘的贝壳，古代的耕具，“寸”表示用手操作。“辱”借为“耻辱”字，遂产生“褥”字本义:锄草，又作古代锄草的农具，形似”V"，两刃部有细锯齿，两翼满饰凹槽，有梯形穿孔用于固定，装柄后用Ti!`除草，便于在植株间来回运动切割草的根茎，不致于伤及农作物，很实用;现在边远地区间苗，就是易褥的一种方式。有利于农业丰收。
深耕易褥的耕作技术出现约(公元前5世纪一前3世纪，《孟子·梁惠王上》:“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褥，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梯忠信。意思是统治者能够对民众实施仁政，废除严刑酷法，减免苛捐杂税，督促百姓深耕土地，抓紧时机清除杂草;青壮年人在农闲的日子修习孝梯忠信，虽然孟子在此阐述仁政观，但也证明当时农业重视深耕易褥;集儒家大成者韩非，《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也云:“如是耕者且深，褥者熟耘也。”耕地要耕得深，锄草要锄得净，后来的《吕氏春秋·任地》详细记载:“是以六尺之耙，所以成亩也:其博八寸，所以成刚也……其褥六寸，所以间稼……地可使肥。已考虑到土壤的结构和墒情，标志中国传统的精耕细作技术进一步萌芽。
(四)沤肥治虫
1.沤肥
战国时期先民注重积肥、造肥和施肥，“粪”商后期甲骨文中已有记载，西周时人们已知利用腐草作绿肥，儒家思想者也关注到粪肥与农业生产的密切关系，《论语·公冶长》载孔子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坛也。意思是腐朽的木头无法雕刻，粪土垒的墙壁无法粉刷，侧而证明用粪已成习惯。《孟子·滕文公上》载:“凶年粪其田而不足。，意思是灾荒歉收的年景民众没有施肥的费用，正反映了当时农民种地一般都是要施肥的。《孟子·万章下》说:“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次食五人。这说明施肥对于增产效果十分显著。《荀子·富国篇》说:“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民贫则田瘩以秽，田瘩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从荀子的话中看出施了肥的田地产量可以成倍增加，反之收获就会减少。
先人沤肥方法，一般烧草取灰或沤草使腐以作肥料，据考证，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草木灰做肥料的国家。《荀子·富国》“掩地表亩，刺中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之事也。刺草就是割野草沤粪肥田作为一项重要的农事活动。《诗经.周颂.良耙》有“茶寥朽l卜，黍程茂卜。茶寥朽l卜即是锄草沤肥，使黍程生长茂盛;《礼记·季夏纪第六》中“是月也，土润褥暑，大雨时行，烧难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强”。意思是夏季，土地湿润，天气潮热，大雨常常降落，烧掉割下晒干的野草，灌上雨水，太阳一晒，就象用开水煮一样，这样有利于杀死野草。而且可以用它们肥田，改良土壤。除用草做原料沤肥外，落叶也是很好的原材料，诗云“落红本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荀子·致士》说:“树落则粪本。更值得称道的是，《周礼》“驻刚用牛，赤堤用羊，坟壤用糜，渴泽用鹿，咸渴用拒，勃壤用狐，植坊用采'用青，轻烫用犬”。不同性质的土壤需要施用不同性质有肥料，加以改良，称之为“粪种”。
2.治虫 据考证《诗经》是中国最早提到螟、贼四种害虫的书，《诗经·大田》:“去其螟腾，及其孟贼。在防治害虫方而再次证明祖先的智慧，《诗经·大田》:“田祖有神，秉界炎火。指火诱杀或焚烧蝗虫等趋光性的害虫。劳动人民在实践中摸索出深耕与“得时”播种的作物不但有最佳的产量和品质，同时防还可以虫害，《吕氏春秋·任地》:“五耕五褥，必审以尽，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域。即通过深耕种期太早和太迟都不好。《吕氏春秋·审时》中即指出:“得时之禾，不砒;得时之黍，不芒;得时之稻，无砒;得时之麻，不蝗;得时之寂，不虫;得时之麦，不峋蛆。表明当时在注意消灭虫害，扑杀害虫方而已经大大向前进了一步。
(五)生产工具与灌溉技术
1.生产工具
生产工具是农业发展革命性动力，先民由原始石器锄耕(耙耕)、刀耕火种演变到铁犁牛耕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是农业史上的一次飞跃，甲骨文“犁”，意思是用牛拉犁启土，可见牛耕起源商代，大约在春秋初期，已有铁农具，西周末年，铁器比较普遍。《国语》:“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循，试诸壤土。”“美金”是指青铜，“恶金”是指铁。《管子·海王篇》记载:“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一针一刀，……耕者必一未一耙一挑。”尽管出现青铜，较贵，很少使用，青铜农具并未流传开来。
2.灌溉技术
先民很早掌握了灌溉技术，古时大禹治水的传说，原始社会晚期出现灌溉工具扁斗，至春秋战国时期，灌溉渠道比较常见，《论语·泰伯》“尽力乎沟恤”即是灌溉用的田间水道，《周礼·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十夫有沟，百夫有恤，千夫有侩。这“遂、沟、恤、侩”，这些都是灌溉渠道，大大小小的渠道构成的灌溉网络浇灌着农田。与遂、沟、恤、侩相对应，渠上则有叫径、吵、涂、道的交通道路，那是甚至设立了专门负责水利工程的官员管理其事，《荀子·王制》说:“修堤梁，通沟侩，行水潦，安水减，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意思是整修堤坝，疏通河渠水道，建造水库并根据时令蓄水或放水，使百姓可以耕种收获，这是司空的本职工作，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大型水利工程有:(l)芍破(2)西门豹渠，(3)都江堰水，(4)郑国渠，尤其都江堰不仅是中国古代，也是世界古代一项著名的水利工程，农田灌溉系统工程的出现，是中国农田水利事业的巨大进步，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四、儒家农业思想历史意义和局限性
从中国古代农业起源和发展来看，中国古代农业经济有如下基本特点一是农耕技术从刀耕火种到铁犁牛耕，不断改进，二是经营方式从集体耕作到个体农耕，组织形式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三是生产模式精耕细作，四是产业结构以种植业为主，五是土地从井田制公有到地主土地私有制这种起源早、独立发展、自成体系，世界领先，精耕细作，自给自足等农业特色必然铸就儒家农业思想关注的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来梦寐以求土地的诉求和民惟邦本的政治基础，对后世阶级统治产生深厚影响。
譬如董仲舒《春秋繁露·立元神》:“兼沫躬耕，采桑亲蚕，垦草殖古，开辟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王莽时期有“奴裨令”和“王田令”，一直到以后历朝的重农抑商，应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潜匿儒家农业思想余辉。
然而事实上，儒家的思想体系，以道德教化为主，对政治给予热切的关怀，对农业生产问题同样期待以道德价值观取代农业生产经济观，《大学》云:“君子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孟子斥责商人为“贱丈夫”唯利是图，自此以后，“为富不仁”成为儒家经济价值标准，重农有阶级性，完全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维护阶级统治。因而，儒家农业思想实质为统治者服务，也是其局限性所在，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所难免。
五、结语
任何一种思想产生离不开某一社会环境土壤的孕育，为某一阶级阶层服务，儒家农业思想也一样，其实质是在于安邦富国，正如荀子曰:“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忘国富筐筐。这种“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文化无疑是儒家农业思想真实体现。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所谓物质的东西终究要灭亡，而精神可永存，儒家农业思想，即使时代发展到今天仍有其可借鉴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