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81年，总揽北周军政大权的杨坚从年仅八岁的宇文阐手里接过北周的政权，建立了隋朝。蜀地虽长期遭受战乱与虐政的严重影响，但它究竟是天府之土，“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的一都之会。时局一经安定，社会经济文化一度衰退的成都就又重新走上繁荣兴盛的道路，出现“百姓繁庶，衣食丰衍”的景象（司马光《稽古录》卷13、14）。
《隋书·地理志》载，当时蜀郡有105,586户，按口户比5.166推算（口户比，据赵文林、谢淑君著《中国人口史》第五章三节“各省区隋代人口数”），则蜀郡人口当有54万多。除长安、洛阳两京外，成都与丹阳（今南京）、江都（今扬州）、南海（今广州）等城市都是隋代著名的商业都会。在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浪潮中，成都也未受到直接的影响，仍是社会安定的繁华富庶之区。唐李渊就皇帝位次年（公元619），关中荐饥，便从剑南运粮济关中；关中之人也来蜀就食。由此可见隋末虽乱，深处内陆的成都平原却安宁而富足。
由隋及唐以至五代和宋，成都一直在相对安定的局势中发展。当然，其间也发生过像公元765年崔旰（即崔宁）率兵至成都攻杀郭英义之战，邛、泸、剑州牙将率兵攻崔旰之战，768年杨子琳乘崔旰入朝之机率兵袭成都，783年张朏作乱攻占成都，以及公元806年高崇文、李元奕等攻取成都，平刘闢之乱等，但都不是大的战争，时间也都不长。在这一时期中，成都蒙受损害较大的主要是公元829年（唐文宗太和三年）和公元870年（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南诏两次侵蜀。特别是太和三年十二月那一次，南诏军“留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抚慰蜀人，市肆安堵；将行，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蜀人恐惧，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资治通鉴〉卷244）。成都诗人雍陶当时曾写《哀蜀人为南蛮俘虏〉诗五章（载《全唐诗》第八函六册）纪其事。其《初出成都闻哭声》云：“但见城池还汉将，岂知佳丽（指成都妇女）属蛮兵；锦江南渡遥闻哭，尽是离家别国声！”可见当时成都人民在这次战乱中遭受的苦痛。不过南诏两次兵临成都的时间都不长，所以总的说来成都还是相对安定的。
唐代是我国古代国力最强盛的时期，是当时世界最大的统一的国家，又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从武德初到天宝末的一百三十年中，封建经济的发展为唐王朝累积了很丰厚的物质基础；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人文建设的发展，其规模和水平也都超过前代。治所在成都的剑南道（肃宗至德后为剑南西川）为唐王朝的“要冲大郡”，朝廷委派此地长官极为审慎，正如唐人卢求《成都记序》所言：“赤府畿县，与秦（指长安）洛（洛阳）并，故非上将贤相殊勋，德重望实，为人所归伏者，则不得居此。”按《旧唐书·地理志》，唐王朝选派各地节度使，唯剑南西川（治成都）与荆南（治江陵）、淮南（治扬州）三地须“使亲王领之”，足见其地位的特别重要。剑南西川之所以重要，一则因其北接秦陇，东距吴楚，“控带蛮落，扼戎限羌”（《成都记序》），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一则因其为富庶之区，是唐王朝主要的财源地之一。陈子昂在劝武则天勿向西羌、吐蕃用兵以免扰乱西川的谏疏中说：“蜀为西南一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货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旧唐书》卷190陈子昂传）。
唐代成都地区经济大发展。首先是兴修水利，进一步发展了农业生产。例如唐太宗时，益州大都督府长史高俭，附都江堰旧渠疏决支渠，既解决了当时濒渠豪家相互侵夺的问题，又扩大了灌溉面（见新、旧唐书高士廉传）。高宗龙朔间，在都江堰东开百丈堰，引水以溉彭、益之田。武后时，彭州长史刘易从引沱江水灌溉九陇（今彭州市）、唐昌（今郫县崇宁）之田。玄宗开元二十八年，章仇兼琼在新津县从邛江口开通济堰，引水南下百二十里，溉眉山、彭山等地之田。天宝二年，成都县令独孤戒盈于成都城南开官源渠，筑堤长百余里（以上见嘉庆《四川通志》卷23《隄堰》、卷112《职官·政绩》、《新唐书〉卷32《地理志》等书）。僖宗乾符间，高骈筑縻枣堰，分郫江水绕成都城北流，再折而南，与检江会合，兼收防洪与溉田之利（见宋杨甲《縻枣堰记》）。这些水利设施的兴建，加以唐初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强制和争取劳动力开辟了大量荒地，以及蜀中推广间作、复种等耕种方法，扩大了麻、茶、桑、桔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遂使成都平原成为当时全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
唐代十分重视手工业。官营、私营并存，“两条腿走路”，手工业空前发达。主要为满足朝廷和地方官府需要的官办手工业——以强制手段和垄断形式出现的封建生产，自然有妨碍民间私营手工业发展的一面，但因它有政府专设的官署管理，有雄厚的资财作后盾，并从各地征调能工巧匠到宫廷和地方官办作坊做工，利于生产技术的交流和改进，从总体上看，它对于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唐代成都手工业很发达。其最著者如织锦、造纸、雕板印刷等，都是驰名全国的。
成都生产的锦、绫、罗等丝织品，工艺精巧，质地优良，自汉以来便行销国内外。在唐朝，也是皇室及臣僚们珍爱之物，需求甚多。史载玄宗开元、天宝间，益州（成都）年贡春彩十万匹，都是精美的丝织品。自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正式废除租庸调法，实行以实物折纳钱币为主的“两税法”后，西川夏、秋两税，半是以绫罗锦之类折纳的。每年向朝廷进贡的丝罗锦数量甚大。唐代著名诗人王建的《织锦曲》（载《全唐诗》第五函五册王建卷之二）说：“锦江水涸贡转多，宫中尽着单丝罗。莫言山积无尽日，百尺高楼一曲歌。”
成都地区丝织技艺，到了唐代似乎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高妙精美，堪称独步。晚唐诗人陆龟蒙写了一篇《记锦裙》（见《全蜀艺文志》卷56），自言他看到一幅长仅四尺，“下阔六寸，上减三寸半”的“蜀锦裙”，上面织就了势如飞起的鹤20只，耸肩舒尾的鹦鹉20只；二禽之间，隔以花卉；“界道四向，五色间杂”，道上还“细细点缀”，“微云锁结”，“流烟堕雾”，春草古苔，远山流水等，皆“条段斩绝，分画一一有去处”。陆氏认为，这幅残缺的蜀锦裙，“纵非齐梁物，亦不下三百年矣”。他惊叹：“昔时之工，如此妙耶！”《旧唐书·五行志》载，唐中宗李显的女儿安乐公主出嫁，“蜀川献单丝碧罗笼裙，缕金为花鸟，细如丝发，鸟子大如黍米，眼鼻咀甲俱成”，只有视力很好的人方能看得清楚。如此巧夺天工的绝妙精品，使《旧唐书》的撰者感到神奇莫测，不敢相信人工能做出这样的罗裙，竞谓之为“服妖”。这些稀世之珍，是成都地区丝织业发达，能工巧匠辈出所必然结出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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