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理想与夏、商、周
中国古代国家是何时诞生的？根据《史记》等诸多古代典籍记载，它是由夏、商、周三个王朝相继发展而来的。其中西周王朝因为有详细和确切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记录，其真实存在不容置疑。西周末期的公元前 841 年以后，历法年代已经非常明确，也没有任何异议。而西周之前的商王朝，自从 19 世纪末期甲骨文发现以来，随着对甲骨文的解读，商王朝的真实存在变得越来越清晰，如今已作为可信的历史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那么，早于商王朝，作为中国最早王朝国家的起始——夏王朝是否也真实存在呢？若真实存在的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其范围又包括哪里？建立的王朝国家又是怎样的体制呢？
有关记载夏王朝的文献典籍，成书于夏王朝灭亡1000多年后的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前 221 年）。战国时代是一个因周王朝的衰败，不断强盛的各诸侯国为了实现中国的再统一而互相争斗的时代，各诸侯国的诸侯都主张自己的国家才是最正统的中国，为此将其祖先的谱系不断地往前追溯，一直追溯到古代，甚至与传说中的圣王联系在一起。也有很多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杜撰圣王的传说。在这样的战国时代里，诸子百家的说客们游历各国，巧妙地为各诸侯国争辩正统地位。诸子百家中，在古代寻求理想的是儒家。孔子作为其开山鼻祖，尊崇古代的圣人君子，主张将他们推崇为政治的典范。他认为尧、舜、禹是无可挑剔的圣王，在孔子的《论语》中，经常出现对开创了夏王朝的禹，建立了商王朝的汤王，奠定了西周王朝基础的文王、武王和周公的赞颂之词。夏、商、西周王朝就是孔子追求的政治理想国——这一儒教教义在汉代以后成为历代王朝的官学，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但是，关于夏王朝和商王朝的制度，其实在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前 476 年）就已经不清楚了。孔子自己曾经感叹道，作为夏人和商人后代的杞国和宋国，有关王朝制度的证据都没有充分地保留下来（《论语·八佾》《礼记·礼运》）。因此孔子理想中的圣人君子时代，并不是根据子孙后代传承下来的传统所得到的，而只是孔子自己在头脑里描绘的理想图景而已。因此若连夏王朝和商王朝时代的史实都不清楚的话，那么要追溯尧舜时代的历史事实肯定是更不明白的事情了。而且，这些典籍是在孔子时代之后成书的，因此即使夏王朝是真实存在的，要想从古代文献中正确地了解其历史也是非常困难的。《史记》的“夏本纪”和“殷本纪”主要是以《尚书》等古代儒教经典中的一些零散的记载为基础资料整理记述的。其中从王朝的兴建和灭亡，以及王名和王位的继承来看，有很多理想化的圣人故事或者荒唐无稽的传说记录。尽管如此，直到 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为止，在连续 2000 多年的历史时间里，这些古籍的内容几乎没有被怀疑过。辛亥革命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的革命派，为了选择中华民国的年号，讨论了以黄帝和禹即位年为起点的纪年法，甚至一时采用了黄帝纪年。由此也可联想到，日本在 1940 年曾隆重举行根据神武纪年法而来的皇纪 2600 年纪念活动。
疑古派、释古派与考古学
1919 年的五四运动批判了儒教和孔子的封建思想，正式引入了近代历史学，开始了对古代史的学术研究。日本学者白鸟库吉（1865—1942）和内藤湖南（1866—1934）等人也很早就开始了基于对史料的批判性来复原古代史的研究。之后，1923 年顾颉刚（1893—1980）发表了否定夏禹真实存在的论文，给学术界带来极大的冲击。顾颉刚等疑古派，站在否定夏王朝及其之前古代历史的立场，与传统的历史学家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对夏王朝的怀疑论至今仍在欧美和日本的学术界根深蒂固，这反映了根据近代史学方法的疑古派学说所具有的说服力。
另外，对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出土甲骨文的解读，在传统历史学家的推进下取得进展，王国维（1877—1927）等释古派从考古出土的文字资料和传世的古典书籍两方面开拓了复原古代史的二重实证方法。然而，考古出土文字资料只可以追溯到商王朝时代，而在此之前的夏王朝依然不明朗，而这与疑古派对夏王朝及其之前的历史持怀疑态度所争论的时代范围是不同的。
因此，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与近代历史学同时诞生的还有考古学。正如在第三章中将会有详细叙述的那样，1926 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李济（1896—1979）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首次铲起考古发掘的第一锹土，之后，中国的考古学研究一直围绕着传说中的夏王朝进行发掘与调查。1928 年开始的殷墟发掘揭示了关于商晚期的考古学文化，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河南省郑州城遗址（即郑州商城遗址——译者注）和洛阳市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考古学家的研究焦点转向从商早期到夏王朝的考古学追溯。1983 年，在二里头遗址东约 6 公里处发现了商早期的偃师城遗址（即偃师商城遗址——译者注），由此确认从夏王朝到商王朝交替的舞台可以限定在洛阳平原。因为如果偃师城是以武力打败了夏王朝的商汤王都城的话，那么二里头遗址就只能是夏王朝的王都。如今，在放射性碳素断代的支持下，夏王朝的存在越来越真实可信了。
商王朝通过甲骨文的解读证实了其真实存在，现在夏王朝正在被考古发掘资料渐渐揭开神秘面纱。这是 70 多年来中国考古学家们不懈努力的结果。这一结果明确得到中国舆论和世界形势的强烈支持。20 世纪末以社会学家费孝通（1910—2005）和考古学家苏秉琦（1909—1997）等人提出的新的中华民族论为理论武器，以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为口号，提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992 年开始，在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下，陕西省政府实施了黄帝陵的大规模修筑工程，2003 年国内外的大量募捐使得第二期工程也在顺利进行。山西省临汾市的尧庙于 1998 年因火灾被全部烧毁，但是由于政府的援助和民间的捐款，第二年便对重要的尧殿进行了重建。2002 年两侧的禹庙和舜庙也得以重建，占地也进行了大幅扩展。另外，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舜帝陵，以前只是小学用地内的一个小土丘，现在在当地政府的推进下，进行了大规模的陵园建设。在湖南省永州市的舜帝陵，也在 2000 年举办了祭舜大典，包括海外华人在内共有 6 万多人参加了这一盛会。（《朝日新闻》2000 年 11 月 16 日朝刊）
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并列的古代文明的验证
为了推动举国上下展开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运动，1996 年中国政府批准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并作为第九个五年计划的国家重点科学研究项目，开始了组织多学科研究者进行西周以前确切历法年代学的研究。这是一个由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天文学等方面的专家组成的国家性科研项目，为验证中华文明是和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并列古代文明的学术活动。2000 年结束的结项成果指出，夏王朝开始于公元前 2070 年，夏朝到商朝的王朝更替是公元前 1600 年。夏王朝确实存在自不必说，其历法年代也得以正式确定。以这一成果为基础，接着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地理学、遗传学、动物学、植物学、冶金学等方面的专家也参与其中，开始寻找中华文明的根源。其时间范围自不必说，是从黄帝到尧、舜的五帝时代，在考古学中的时空范围则是指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的公元前 3 千纪。根据《人民日报》2000 年 6 月 6 日的报道，在山西省襄汾县龙山文化陶寺遗址中，新发现了尧、舜时代的城郭遗址，诸多专家论证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应该比现在公认的夏代还要古老。中国古代三皇五帝的历史传说，通过考古学将被证实为确实的历史”。随着考古资料的增加和考古学研究方法的进步，夏王朝的实际存在将是毫无疑问的，现在更期待着五帝时代也能得到考古学的证实。
暂且不提带有政治性的学术讨论，仅在中国考古学中，关于尧、舜、禹以及夏王朝的都城到底在哪里的集中性讨论已经很久了。只是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夏王朝的历法年代被重点提出来而已。以夏王朝的实际存在作为前提，夏王朝在何时何地成立？同时期的商人在何时何地完成了从夏到商王朝的交替？站在考古发掘第一线的中国考古学家们，对以上问题正在逐一进行着个案研究。
对此，欧美和日本的研究者都回避正面讨论夏王朝，对其实际存在继续持慎重态度。因为受疑古派的影响且这是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不同文化，即使夏王朝的实际存在作为中国史的讨论或者真实性探究是有意义的，也几乎与本国的历史学和考古学没有关系。另外，由于没有实地考察的便利，很少有机会看到实物，除介绍中国学者正在进行的研究外，超过中国研究者的详细考证越来越难也是原因之一。
但是，取而代之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如何进行历史评价等。我们应将思考的关键点聚焦在潜藏这些问题背景下的社会问题上，并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出发进行研究应该是可以的。尤其是夏王朝的时代，从历史学来看，是从原始社会到英雄时代世袭王权成立的时期；从考古学来看，是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的过渡期，按照 V.G. 柴尔德（1892—1957）的古典学说，正好处于都市革命的时期。虽然历史事件只是一时性的东西，但历史事件的根源在于其历史性、社会性的背景和人类史上共同的普遍性。这些不正是我们可以作为课题研究的目标吗？
文献史学和考古学的方法
本书以夏王朝为主题，主要以文献史学和考古学的方法来论述中国的国家形成。首先第一章和第二章是以古典文献为基础来重新构建禹所建立的夏王朝的传承历史。最完整的文献记录是《尚书》，以《尚书》为基础的《史记·夏本纪》则是对王朝的历史进行了重新构建。除此之外，在战国时代编纂的《春秋左氏传》和战国时代墓葬中出土的《竹书纪年》等著作中也有片断的记录，我们将尽可能地忠实于远古时期所写的记录和注释，尝试进行合理而具有稳妥性的整理。有两个需要注意的地方：一是到现在为止，虽然我们以夏王朝的王系和所在地等历法年代和地域可考证的文献记录为主进行讨论，但是，含有这种内容的记载篇幅极少，而且更多记载的是一些难以被视为史实的荒唐无稽的传说，正所谓是网罗所有的传承和传说。但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夏王朝的实际存在，我认为都有必要首先把古典文献的记录整理好。二是至今为止，古典文献的记录历来被视为是有史实或历史背景的记载，但在此我要强调的是，必须把这些记载放在战国时代或者汉代当时的背景下来看待。也就是说，比起夏王朝的时代，我更想把这些文献记录的时代作为主轴来考量。结果可能是这两章会没有什么新颖的内容。但是，这种整理并不是像以前那样以恢复夏王朝的历史为目的，仅选择适合自己研究的片断记载，而是虚心坦诚地收罗所有关于夏王朝的传说，试图梳理从战国到汉代的学者们是如何看待夏王朝的，我相信这也是为了今后的研究讨论所必须进行的基础工作。
第三章到第六章论述如何从考古学角度来看夏王朝。首先，在第三章中，梳理探索夏王朝的学术研究史，以明确中国的考古学家为何确信夏王朝是实际存在的。在中国，对夏王朝的探索从考古学诞生之日开始，一直都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主题，也是中国考古学史的缩影。在第四章中，以被认为是夏王朝都城的二里头遗址为例，探讨其王权结构的具体内涵是什么，是否可以说是中国最初成立的王朝或国家。第五章论述二里头文化中人们的生活。利用环境学、农学和动物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将研究的触角深入人们的生存环境、生活等各个方面。第四章和第五章是本书的核心，与以往那些大量介绍遗址、遗迹和以遗物编年研究为主的专著不同，本书引入了更多新的研究方法和崭新的研究视点。想了解中国国家形成过程的读者推荐先读这两章。第六章论述公元前 2 千纪前半期二里头文化的扩大和中国世界的形成。这是肩负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考古研究者最为关心的课题，他们认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在中国大地各个地区自主发展起来的诸多考古学文化，随着相互交流而紧密融合，最终形成一体化的中国这一所谓的多元一体的雏形。本书大体上遵循了这一观点，但是并没有得出夏文化的扩展直接显示夏王朝的势力扩大，或者随着夏王朝的灭亡，夏人及其文化向四方扩散这样直接的结论，而是认为对很快建立了王朝国家的二里头文化的文化影响力应该给予较高的评价。
本书肯定了夏王朝的实际存在。但是，我想尝试讨论的并不是夏王朝是否实际存在这样直接的结论，而是希望探讨延续到 20 世纪的中国 4000 年文明是什么，其起源有着怎样的特质，又是经过怎样的过程促使王权和王朝诞生的。这一尝试是否成功，就要看读者的判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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