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是中国哲学史上的第一部经典著作，它反映了华夏民族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及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探索和把握，成为传统的世界观。当人们用易学宇宙观作指导，去观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周易》便成为方法论，它对于所有具体科学都具有普遍的指导作用，成为“全部科学研究之母”（爱因斯坦语）。本文拟对古代易学思维模式中的一般特征作一粗陋的概括，以期获得同仁赐教。
一、全息性
古人在太极气一元论思想方法的指导下，将整个自然界看作一个整体，将人和自然环境也看作一个整体，由此导致天、地、人三才之道的产生。《周易·系辞下》：“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合称“三才之道”。这种“天地人合一”的思想，孕育着现代系统论和宇宙全息统一论的萌芽。在整体思维原则指导下，古人将天地、日月、时空的变化和气象、物候及社会活动与人的生命活动综合起来进行研究，由此而认识到人体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有机体，或者说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巨系统。钱学森教授曾对此作过阐述：“人体系统就是一个巨系统，包含有很多层次，最高层次是人的整体。这样的一个巨系统又是同周围的宇宙发生影响作用的，即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人体巨系统是在宇宙这个超巨系统中一个开放的、极其复杂的巨系统。”正是从这种整体自然观出发，古人认为只要把握了自然界的变化规律，便可以了解人体生命活动的变化规律，于是，“以天验人”便成为包括中医、气功在内的人体生命科学最基本的思维方法。山东大学张颖清教授发现了生物全息律，认为生物的每一个细胞都是一个全息胚，生物的每一个局部都可反映出其整体的信息。其后，王存臻等提出“宇宙全息统一论”，认为全息律不仅存在于生物界中，而且存在于宇宙万事万物（包括物质、精神）之中。我们平常所谓“一滴水可反映出太阳”、“牵一发而动全身”等等，就是对这种全息性的概括，它们都体现了易学思维的基本特征。追根求源，全息思维可以上溯到《周易》经传，《系辞上》有“原始反终”之说，即由事物的开始推及事物的终结，这种时间上的全息观，便是一个明证。
二、模糊性
由于易学思维侧重于对世界整体性的把握，所以相对于外国重视个体分析的实证科学来说，具有模糊性的特征。
《周易·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种模糊语言，却描绘了宇宙生化模式，万事万物皆被涵盖在八卦之中。对此，《老子》作了更模糊的概括：“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张景岳解释说：“夫一者，太极也；二者，阴阳也；三者，阴阳之交也。阴阳交而万物生矣。”（《类经图翼·气数统论》）非常模糊的事物，却表示为精确的数字，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独特思维，它体现了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抽象与具体的统一，在人类思维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优势。
对于宏观世界的观察，人类眼睛看不到的，便借助于射电望远镜，但视野还是受到很大的限制。古代人运用模糊思维，对宇宙作了“其大无外”的概括，没个边，无穷大。令人惊奇的是，中国人在天文学领域运用易学模糊推理的方法，竟然比外国人用射电望远镜发现太阳系的第十颗行星早了几十年！
对于微观世界的探索，当今世界研究的最高层次不过是亚粒子，而中国人在几千年前的《周易》中已作了“其小无内”的概括，比亚粒子还要小，小到没个边，无穷小。这就是“研几”入微的思维方法。
事物再大再小都有规律性，这就是《周易》中“不易”的道理，所以中国人来个“简易”思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周易·系辞上》），抓住事物的本质，复杂问题就简单化了。例如在医学研究上，西方国家研究一个完整的人体共有近3万个课题，而中医只有12条经， 却同样达到了预防治病的目的。
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茨呼吁开拓一个新学科——“混乱学”，来揭示大自然混乱现象的秘密。其实中国人早在几千年前就有了这种思维，运用模糊的认识，反映了大自然混乱与有序的统一性。所以，时至今天，模糊思维仍不失其存在的价值。
三、内涵性
《周易》用模糊的形式，揭示了宇宙万事万物的深刻内涵，正如《系辞下》所说：“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系辞下》）“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系辞上》）易象的蕴涵量是相当巨大的。例如八卦之象，就是古人“仰观”天象，“俯察”地象，“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画成的，它们涵盖了宇宙的万事万物。从自然界方面观察，
易数的内涵性也是相当深刻的。它将自然之数与天地人时空体系结合研究，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数理哲学，准确地揭示着宇宙万物变化过程的底蕴。以“大衍法”为例，其行蓍的过程，表面上看是数的推演和代换，实质上却是物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其中一根蓍草不用，以象征太极；“分而为二以象两”，即象征阴阳两仪；“挂一以象三”，即象征天地人三才；“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即象征春夏秋冬；“归奇于扐以象闰”，即象征闰月。从策数看，“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风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即用乾、坤两卦的策数象征一年的天数。“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即六十四卦总策数象征着宇宙万物。假若再把易经的变卦、卦变（包括连互、错卦、综卦等）的性质都利用起来，则变成数亿计事物之间的巨大运算系统，可见易数具有难以胜计的蕴涵量。再以河图、洛书为例，它们简直是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几何数理模型，集中体现了易数的精蕴。《光明日报》1996年8月24日载文， 论证了河图与古埃及金字塔的内在统一性，深刻揭示了古老数学模式的科学内涵。北京大学于希贤教授说过，“凡是能建立数理模型的知识，它一定是科学的”。（《中国现代风水与建筑选址》）《周易》作为一部“宇宙代数学”，其运数思维的科学性是无可置疑的。
至于卦爻辞，同样揭示了各卦及其特定之爻的象征旨趣，用十分简约的象喻文字，阐明了博大精深的“义理”内涵。
作为易学象征的太极图，其内涵精蕴更加集中，更加概括，更加典型。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将传统的平面太极图作了立体化的设计，使其与人类命运的关系进一步显露——主体太极球的阴阳部分与地球大陆与海洋的划分基本一致；其阴阳交界面及阴阳鱼眼部位与人类文明诞生地及重大自然之谜所在地有相当的吻合关系！（见1996 年8月1日《光明日报》）这就告诉我们， 古人内涵性的思维层次是相当高的，继续发展这种思维，对于提高民族智慧，保持中华文明的长期世界领先地位，无疑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四、迁易性
易学象数思维模式所蕴含的物质世界是统一的，又是千差万别的。古人对世界万事万物这种矛盾性质的认识之根本观念是阴阳，即《周易·系辞上》“一阴阳之谓道”的哲学概括，成为辩证法的起点。自此关于阴阳对待、阴阳消息、阴阳互根、阴阳转化等一系列变化规律，不断为人们所总结，形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道德经》）的对立统一之辩证思维模式。
易学辩证思维的精髓就是“变”：“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周易·系辞下》）这不仅是自然界也是人事的普遍法则。因此易学强调灵活与变通：“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这种可贵的思想，正是易学活的灵魂，它与当今改革的主旋律节拍相合。
事物变化发展的趋势是向着自己的对立面转化。这种思想在《周易》古经中随处可见，例如《泰》卦有“小往大来”，《否》卦有“大往小来”，《明夷》卦中有“初登于天，后入于地”等等。另据刘大钧教授考证，“《周易》古经的作者，肯定使用了‘反对之象’，因为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正是以‘反对之象’作基础的。”（《周易概论》）所谓“反对之象”，就是将一个六画之象颠倒过来，从而形成另一新的卦体。这种颠倒关系，向人们揭示了六十四卦排列顺序的根本哲理，这就是“物极必反”，这一点可从《序卦》所解中得到证明，例如《泰》与《否》的关系：“泰者，通也。物不可终通，故受之以否”；《剥》与《复》的关系：“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等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古人“反易思维”（或称“逆向思维”）的特征。
转化是一种质变，质变是有条件的，它必须经历一个量的积累过程。在这个绝对物质运动的整个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个一个相对稳定状态，这就使事物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和层次性。一个卦可以代表一定的范围、一定的系统、一定的层次，一个爻又可代表一个过程中的特定阶段。初爻代表事物之始，上爻代表事物之终，“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周易·系辞下》）这种阶段性的划分，以时空条件为转移。从时间的推移看，“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同上），即六爻阴阳错杂，代表了不同时间的事物。从方位的变化看，万物“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说卦》）意思是说，万物萌生于震位，整齐于巽位，显现于离位，役养于坤位，欣悦于兑位，相接于乾位，倦息于坎位，成就于艮位，说明了事物随空间变化的道理。这种思维方法告诉我们，做事应把握好时间和空间的最佳结合，“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彖下》）
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的过程，也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说卦》），“终则有始”，物质运动永远不会完结。从一卦看，自初爻发展到上爻，又回复到初爻。从八卦系统看，“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说卦》）。从六十四卦大系统看，自“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彖》上），至第六十三卦《既济》，虽已完成，但“终止则乱”，所以还要来最后一卦，原因是“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序卦》）从自然现象看，“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系辞下》）这些都反映出“生生之谓易”、“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的辩易思想，带有循环性的思维倾向。
五、谐和性
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是在普遍的、客观的、系统的联系中进行的，正如成中英先生所说：“周易学所看到的世界是一个关系世界，是一个变的世界，是一个重重因果、重重因素交差的、互相作用的一个网络世界。”六十四卦便体现了这种复杂的、有机的结构关系。其中由一卦变为其他卦的形式，描绘了事物的外部关系，例如综卦（倒卦）反映了对应关系，错卦（旁通）反映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渗透关系等等。一卦六爻之间，相邻的四画、五画皆可构成“互体卦”，它描绘了事物的内部关系。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物质世界，古人除确立了用联系的观点去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地观察和认识事物的思维方法外，更重要的则是考虑如何使物质的关系世界得到统一、谐调、和合、平衡地发展，以达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易传·彖上》）的目的，这是周易哲学思维的核心问题。
易学强调阴阳平衡，讲求中和之道，正如《三统历》所讲：“阴阳相交，不得中不生，故《易》尚中和，二五为中，相应为和”，认为这是五行生克制化限度的理想要求，也是事物运动所达到的最佳状态。基于这种思维，古人在易学数理模型的设计上，特别注重突出和谐、对称的特点。例如洛书的图式结构，其九宫之数为“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见下图），无论横、竖、斜，三数之和皆为十五，奇妙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推演出来的“六十四卦和合数表”（包括基本数表和多种衍生数表），均具有多方向、多范围、多层次的对称和谐性，为世界文化史所未见，为中华文化的和合精神提供了数理依据。（见1996年8月24 日的《光明日报》）
易学思维是易学的本质问题，它决定了中国文化的特征与走向，以其自身的独特而巨大的优势培育了中华民族的高度智慧，促成了璀璨的古代文明，并长期领先世界。然而它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其思维上的模糊性造成了应用上的局限和量化严密性的不足，阻滞了近代实证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其循环性的思维倾向，导致了保守观念和封闭意识的产生。我们面临的任务就是整饬易学思维模式，发扬其优越性、合理性，强化其不足，弥补其缺陷，使古老易学的应用焕发出新的青春。作者：宏轩 吉鹏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