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才与自杀之间：王国维“死”之心质断想

王国维

知识分子之死，尤其是大师级知识分子之死，总会在世俗流漫的庸常此岸性生活大海里激涌起精神龙卷风一般的轩然大波。真正的知识分子勇毅地担当起人类前途“十字架”去往路向的高贵文化使命，他们本真、实诚、严肃、寂寞地生，他们沉邃、忧重、黯苦、不为人所觉解地死。“询”与“殉”构成了他们孤独生命世界的两极，一面是天问般的精神“叩询”，一面是西西福斯般的心志“死殉”，他们以“征服峰顶”的卓绝人格努力，砌一块精神遗嘱墓碑去浸照尘寰所有孱弱的灵魂，他们是一群无时无刻不深刻痛苦着的人间大爱者。然则一个为人类而死的文化天杰应该具备哪些应然的生命精神特质呢，下面即以王国维之自杀为例，浅尝剖示殉“人类”而亡文化大师高贵灵魂的内在生命精魂基因。

一、知与情的悖反

柯勒律治有句名言：伟大的头脑都是半雄半雌的。“雄”主邃密理性、知性之思考，其枢机在“脑”；“雌”主深郁感性、感情之体察，其枢机在“心”。王国维可谓“知”“情”兼胜，是一位感性与知性兼长并美的天才，其哲学研究中所谓“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之“可爱者”乃情性缱绻心醉之所在，之“可信者”乃智性思致之所恋栈栖园。以此鉴之，几乎所有伟大天才的心质似乎都具有这种“心脑并全”“雌雄同体”的通约化趋态。然而异质的双极“情”“思”设若不能在精神张力搏突中获得谐衡，便会致生悖论情境式的灵魂撕裂碎骨之痛，盖亦静安先生所言：“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睿智与灵光和照，便会祥生异彩；深智与灵想揆离，固引“血光之灾”。无论是做“学问”抑或行“人生”，王国维都在一种“去之既有所不忍，就之又有所不能”的“知”“情”矛盾困垒中进退维谷，这种无法攘解的生命冲突就直接构筑了他“自杀”精神密码至关紧要的一环。

王国维诗句：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二、深刻的忧郁

天才心性大抵纤敏、孤僻，他们欢喜一种“内倾恋独”的人格范式，这种冷藏情热、酷爱冥思沉想的心格灵式直接促成了他们深刻悒郁的精神面相。天才大抵与世俗违离对垒，是因为他们惊察到俗世自我毁灭的宿命苦伤；他们愿意以羸弱之躯在钝痛中担承人类一切最“原罪”的非常厄难，先天下之恸而恸，是因为他们有一颗泛爱众生的大心，他们乃时代自杀之际最悲天悯人的心灵大哭如雨者。他们是超前的，他们是预言的，他们是先知的，而俗夫“末人”庸常之辈仅汲汲于灵魂暗夜里蝇头微利、蜗角虚名算计式功利的渺小“爬行”，他们根本没有爱的能力去领解一颗为他们馨香祷祝祈福的天才伟大的心。最惨绝人寰的莫过于那群铁铸般冥顽不灵的庸众似乎总是凝然冷视、侮辱甚至要钉杀那位意欲拯拔他们自己于水火的精神导师、良心天才，这就不能不使一颗卓绝千古的心无奈含泪泣血地深刻孤独忧郁起来。王国维的精神思感夙契冥符于叔本华哲学者久矣，叔本华在其《天才论》中讲说道：“天才所以伴随忧郁的原故，就一般来观察，那是因为智慧之光愈明亮，便愈能看透生存意志的原形，那时便会了解我们人类竟是一付可怜相，而油然兴起悲哀之念”，而王国维在其《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中也自我坦言：“体素羸弱，性得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静观耽思的忧郁性使他的天才观也深深地浸渍着悲哀绝伦的苦涩色彩，王国维在其《叔本华与尼采》一文中是这样诠解天才的：“呜呼！天才者，天之所靳而人之不幸也……若夫天才，彼之所缺陷者与人同，而独能洞见其缺陷之处，彼此蚩蚩者俱生，而独疑其所以生。一言以蔽之，彼之生活也与人同，而其以生活为一问题也与人异；彼之生于世界也与人同，而其以世界为一问题也与人异。”天才之不同于凡众者乃在于其深邃的洞察知力和一种清醒到劬苦的极致质疑精神，质疑的结果便是虚无，便是绝望，人生全无救赎之光，忧郁便在一种天启般的悲观主义深刻中走向殓灭。为“人类”代言的人格高尚者大抵都有一种苦胆般忧郁的心怀，他们不系恋于尘世的怡愉怿乐，倒是心心念念往悲剧里去殉文化“真知”的崇高，诚如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所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爱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义尽也”，王国维以一颗忧郁的天才之心，全生命瘁然拥抱了殂逝文化的崩然殒绝，其锥心泣血者，非在“殉清”“尸谏”，乃在一湾心灵文化亭亭净植的“干净土”，哲人其萎，惕励永存！

三、修“天爵”的求索者

天才都有一种纯澈、深彻的“本真”理想追求，他们往往执迷于一种形而上超验生命净河“至福幻象”的寄栖，那里有他们生命的“根”，那里有他们“内曜”的魂，一如海德格尔所言：“诗意地栖居澄明之境”，他们对于纯粹至真、至善、至美理想的执着拥心可谓肝脑涂地、呕心沥血。设若用吴宓的话来说：他们是一群修“天爵”的理想主义者，所谓修“天爵”即是摒弃“人爵”实利的钻营附膻，舍“多”（“多”即现实世界和社会中的相对价值）而守“一”（“一”即绝对精神价值），他们信仰一种纯净的永恒主义，这种永恒主义的志意求索便是要发掘人生“浮象”中湮埋的“至理”，披沙拣金，成就崇高之不朽。人生之求“多”乃事功、实利、情欲无止无休的魔乱牵缠，人生之求“一”乃“专专焉力索宇宙之真理”的抱负，王国维认为：“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至为此学者自忘其神圣之位置而求以合当世之用，于是二者之价值失。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这也直接体现了他一贯的“知力上之贵族主义”情意结。王国维看不起同时之人学术研究中的功利投机倾向，批评严复之译《天演论》云：“严氏所奉者，英吉利之功利论及进化论之哲学耳。其兴味之所存，不存于纯粹哲学而存于哲学之各分科”，同时又指斥康有为之《孔子改制考》及谭嗣同之《仁学》种种著述政治“卖身契”的贱鄙嘴脸。即便如此，王国维死后仍被有些人妄误为开历史倒车的反动“遗老”，这实在是燕雀不知鸿鹄内在伟大的情志特操，生命沉默的跪泣见证了精神至高无言的痛楚。“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虽说是封建士大夫的一种并不现代意识的期求，却自有一代学人圣洁的精魂遗珠，秉持一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文化节操，作“宗教”式崇奉，静安先生血泪浇灌的“理想主义”学术之花确然可与天地同久，万世其芳，共三光而永光！

四、“真”与“真理”的“精神掐架”

“真”是诗性的灵美，是内体验的亲贴冥思，是心感世界里最渊深的行吟。而“真理”则往往以概念化的知性面相呈显，它是逻辑王国的“格式塔”，是智慧思考力凝冻的哲学性建筑。荷尔德林有诗云：“谁沉冥到那无边的深，谁将热爱着这最生动的生”，“真理”如若在“真”中映现，才是情慧生命最本真的敞亮，王国维一生追求学术“真理”，心理向性上又缱绻于“真”的诗思发际，故时有陷入思想触机上悖论漩涡的灵意挣扎。就“真理”而言，王国维反对唯实唯利的政治化国民性教育操作，其在《教育偶感》中感喟到：“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对于当时耽于“器”而远乎纯“道”的“长技”学趋鹜，王国维极度反感，他认为中国人之所以无欧人深邃伟大之思想者，盖出于功利主义之心太贪滥，国人全无哲学之理趣、兴味，而肯研究冷漠干燥无益于世之思想问题的人更是寥若晨星。由此他冀望“纯然淡漠”之“真理”、真知在中国学界萌孽、发轫。另一方面王国维又受尼采超人学说影响，特重天才教育，“天下大事，多出于英雄天才之手，蚩蚩者直从风而靡耳。教育不足造英雄与天才，而英雄与天才，自不可无陶冶之教育”（《论平凡之教育主义》）；“天才之可贵，因与常人相异”“若夫天才，彼之缺陷者与人同，而立能洞见其缺陷之处，彼与蚩蚩者俱生，而独疑其所以生”（《叔本华与尼采》），如此弥罩澎湃之活力的锐气推崇表达了其诗化想象的天才观，事实上也是王国维“心神气分”底渊处蓬勃的“真”音在其性灵教育维度上的撄触发机。“真”与“真理”，或者说“真”的情感与“真理”的情感两相暌离，一旦无法形构“亲在”“缘在”的统觉意义心脉磁场，便会发生如席勒所言“材料冲动”（自然）与“形式冲动”（精神）的不谐和断裂，最后走向“心”的“可然性”（亚里士多德语）“自杀”。

五、先行到死，向死而生

海德格尔将人的生存状态厘定为两个范型：一为非真正的存在，此等人“沉沦”异化于庸琐芸众事体当中，精神内在的优越性被恶浊世俗所泥塞遮蔽，因而无法走向一种孤怀卓荦的“殉真”；一为真正的存在，亦即“此在”，此等人真正作为他自身而存在，他时刻省视个我作为人类一分子的本真“活命”处境，从而获得一种“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内在超越感。天才的“存在”都命定为“此在”，由而多对平庸“日常”之疲弊大加訾议挞伐，由而多与猎新鹜奇俗尚之举念大相径庭、分道扬镳。时值新旧文化激变之交，当文化守成主义势力甚嚣尘上时，王国维用西学的天火烹煮自己的“文化之肉”，喂养勇于革新前驱的“精神界之战士”；当新学欺世盗名，变成为权柄造谣起势的工具性帷幌、坎陷天下苍生于板荡险衅之中时，王国维又毅然从文哲研究趱向文化“考古”，用一种“守旧”的学人担当廓洗新风的流弊，沉潜于传统古雅文化精魂里为堕落了的浇漓人心衰相跪泣啼血，此乃天才“此在”本色最自然的流光溢彩，以凡眼目之，则怪然不可思议耳！

海德格尔将对待“死亡”的态度也分为两种：一为“非真正的为死而在”，用一种惊惧、“我执”的心态“停留在死的可能性末端”，将“死”视为一种黑洞性的绝望之物，从而把去意识“死”的所有积极启示意义完全抹煞，只尸狗一般嗒然垮伏于腐败髑髅之上，忘却了本来不必忧心忡忡、“自我精神”恒在久存的光明人间。与此相反，另一种对待“死亡”的态度则是“真正的为死而在”，海德格尔认为“死是此在的最本己的可能性”，一个人只有“向死而生”“先行到死中去”，他对“生”才可能有一种更深真的体认与理解，瞬时感念到“我己”的死亡以及死后的虚空，才会遽然警识到自身独一无二、不可复制之价值，从而清凌地渴想在自己有生之年去实现自我所特有的那些生命可能性，把一个人真正鲜明的丰富性存在个别化到他身上来，捐弃现世“异化”“歧误”的生活耽恋，积极重新设计自我，最终清明地开展出人生“最本己的能是”前途。王国维自杀赴水前一天上午犹与人谈下学期清华招生一事，神色未异，并无心悸焦惧的绝望反常，足见其死意的从容无“粘滞”，死后遗嘱亦只寥寥数语，清坚如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显而易见，王国维生时便在省思“死”的不可超越可能性。“非真正的为死而生”怯懦地为逃避“死”而苟活，“真正的为死而生”却勇敢地“先行到死中”去精神勘察“生”之真谛奥义，王国维真实体验到一种“生之死”味后，便“打断了每一种坚执于所已达到的存在上的情况”，从而获致了生命的大欢欣和大自由，这种大自由的大欢欣境界便是“死”之“无”所憬然启示出来的原始“本真”情怀：个人返皈自身，瞬间制就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