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古代诗文寄寓着人的整个生命

从文体学来看，诗与文的区别是什么？

■吴承学：古人说，大体则有，定体则无。文体之间是有差异的，但又难以断然分开，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比如，诗与文似乎很容易区分，而实际上古人区分诗与文，并不仅仅关注形式上的差异。《冷斋夜话》记沈存中批评韩愈的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可见押韵之文仍然不是诗，诗与文的差异不仅在于形式，还在于表现内容、手法以及总体风格的不同。

首先，诗文的表现对象不同。文主要是实用文体，而诗适合抒发感情。元好问说：“诗与文，特言语之别称耳，有所记述之谓文，吟咏情性之谓诗，其为言语则一也。”明人张佳胤说：“诗依情，情发而葩，约之以韵；文依事，事述而核，衍之成篇。”文用于叙事，诗用于抒情，叙事要准确，抒情要文采。所以明代人对称杜甫为“诗史”的说法很不满，因为这容易混淆了诗文抒情叙事的区别。明人王文禄《文脉》更说：“文以载道，诗以陶性情，道在其中矣。”文更适用于表达思想、议论，诗更适用于陶冶性情。人们对宋诗不满的理由之一，便是宋诗喜议论、重义理，不免有点越俎代庖，把文的表现对象作为诗的表现对象。李梦阳说：“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邪？”屠隆说：“夫以诗议论，则奚不为文而为诗哉？”

其实关于诗文之辨，古人的意见也很不一致。固然有人批评宋人“以议论为诗”，但是叶燮则说：

从来论诗者，大约申唐而绌宋。有谓“唐人以诗为诗，主性情，于《三百篇》为近；宋人以文为诗，主议论，于《三百篇》为远”。何言之谬也！唐人诗有议论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议论尤多。长篇如《赴奉先县咏怀》《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无议论！而以议论归宋人，何欤？彼先不知何者是议论，何者为非议论，而妄分时代耶！且《三百篇》中，二《雅》为议论者，正自不少。彼先不知《三百篇》，安能知后人之诗也！如言宋人以文为诗，则李白乐府长短句，何尝非文！杜甫前、后《出塞》及《潼关吏》等篇，其中岂无似文之句！

叶燮引经据典，言之凿凿。他的门生沈德潜也反对“诗主性倩，不主议论”之说，但认为“议论须带情韵以行”。叶燮和沈德潜的说法确有道理。传统文体论所谓文主议论、诗主性情，只是大体言之，并非完全否定诗中偶有议论说理。

其次，诗文的表现风格不同。胡应麟说：“诗与文体迥不类，文尚典实，诗贵清空。诗主风神，文先理道。”许学夷说：“诗与文章不同，文显而直，诗曲而隐。”相对而言，文趋于实用，故直率、质实，而诗咏吟情性，所以要含蓄、清空。但也有人对诗贵含蓄表示否定，袁枚就说过：

至所云诗贵温柔，不可说尽，又必关系人伦日用，此数语有褒衣大袑气象，仆口不敢非先生，而心不敢是先生。何也？孔子之言，“戴经”不足据也，惟《论语》为足据。子曰“可以兴”，“可以群”，此指含蓄者言之，如《柏舟》《中谷》是也。曰“可以观”，“可以怨”，此指说尽者言之，如“艳妻煽方处”“投畀豺虎”之类是也。

其实，所谓文体风格只是大体言之，不可拘泥。诗贵含蓄，但是诗体分类众多，其中古诗歌行体与绝句相比，以铺陈动荡为胜，很难视为含蓄。不过诗作为一个整体，与文比较，仍然不妨说“诗贵含蓄”。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能说文完全不含蓄。所以说，只能宏观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