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诗之要义在于抽象。刻画事物，应去其枝蔓旁节，取其特质之所在，然后加以修饰润色。诗人善于写实，也必善于想象，其出于描写景物本身，以传达其间客观联系，如是得以函括其表里事质。
从来为诗者所谓神韵、格致者皆可以“境界”二字概之。
其达境之诗人，既善于呈现景物之表征并寓之以美学内涵，亦能讬己情于其中，化死物为生灵。好诗高妙之处在于其“真”，赋以真事，状以真物，叙以真情，未有刻意雕饰之痕迹，自无强说愁之嫌疑。
之具体处，则在于其意象之选择与炼字之技巧。当妙处一字，足以活全诗也。
《人间词话》云：“境界有大小，然不以是而分高下。”所谓境界，不以格局论优劣，小者有精巧工致、意韵盎然之妙，大者则以气象开阔、瑰伟恢弘著。元稹《行宫》之诗“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看似宫女闲谈之琐事，实则古是今非、人事迁易之高叹，此乃小中见大之妙也。其诗境高隘，得诸诗人造诣，无关乎手法之异也。
古之诗家为诗多有言悲情者，而得其造诣者鲜也。杜工部《登岳阳楼》之诗，前二联写洞庭壮阔之景，然后写登临之感，继而引出其离乱身世，尾联则虚写关山北望之情境，“凭轩涕泗流”一句，感怀顿生，令人读之不能不为怀，其诗写景凝炼有致而气势宏大，写情则细腻达微，入木三分。后人学杜诗之风，多徒工藻饰，景有，情亦在，然终不得其风骨也。
韦、杜之诗，英气磊落，意思开阔；王、孟则清旷淡远，如天风海涛，有变化莫测之妙。盖其人心境不同，固风格迥异，然各臻其妙，境界相似也。
传世之作之所以传世，非以其奥妙玄虚、意义晦远。李杜之诗素为文家趋奉，个中趣味虽妇人儿童而能道其一二，是为王静安所谓“境界”耳。君观之杜工部《兵车行》，安以其语浅意切而失为史诗乎？匹夫读之不以为晦涩，士大夫读之不以为游俗，乃诗之上乘。
堆砌辞藻、拼凑强韵者断不可取，胡乱隶事用典之笔最为下贱。王昌龄《诗格》云：“自古文章，起于无作，兴于自然，感激而成，都无饰练，发言以当，应物便是。”然也。佳幅忌重彩，好诗则忌曲笔，写景须历历，言情应楚楚，不然有隔雾看花、隔岸观柳之恨也。余谓作诗填词之道，与其画栋雕甍、珠帘绣幕，不如作石亭瓦屋之朴慥妙耳。
王静安尝论诗境“有我”、“无我”之别。余以为所谓有我之境，即环境于人之情绪所影响，似写景，实写情，藉景抒情；所谓无我之境，则融自身于周遭环境之中，其景应情，情之于景，浑然一体也。夫无、有之分别，在乎写景之人与眼前景之关系。有我之境，先有人，再有景，以特定之景晓喻人之情理，如假山园林，虽出乎匠工，而有格致，自成洞天；然无我之境，先有景，而后有人，则如卷中山水，明净自然。《人间词话》云：“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余以为，前者赋景，后者赋由景而生之情，单以技巧论，别无二致，然以境界论，则无我之境更难得也。
为诗之精要处在于情景之协睦。《姜斋诗话》有云：“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关情者景，自与情相为珀芥也。”然也。若重写景，则显枯槁，景亦不到也；若重写情，则显单薄，情亦不至也。王静安所言“一切景语皆情语”，余谓之可由二境论，其一境乃以景映情，先得景而入情，意思明了，情景历历，居此境者，杜工部也，其诗气格真挚，沉郁顿挫，历代诗家多推杜诗为叙事之宗，不无道理；其二境则寓情于景，景中有情，气象备也，而眼界尤为开阔，居此境者，李太白也，“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足见矣。
余尝浏览他人初学之作，个中有言情者，无不通篇浮华之气，更有激楚戚切者，若不知其人，必以为冤狱中人所作也。其为诗者，兴到方成，随地随事，自知而见深，否则再多感慨之语，亦显肤浅。其言悲壮之情者，必先有壮大之景；言儿女情者，必先有感实之触。有关情之景，再言景外之情，方不显突兀。通篇皆悲景哀情者，读之一联而有感，再读生悯怀，然觉乏腻，终如同鸡肋，食之无味矣。
宋《李希声诗话》云：“古人作诗，正以风调高古为主。虽意远语疏，皆为佳作。后人有切近的当、气格凡下者，终使人可憎。”余以为然。袭古人之语法，而无古人之格调，徒贻笑方家也。
南朝至今，诗家词人无数，其传世者不盈一册也，诗道之所以为道，可见乎此。
今人多不知格律、平水韵为何物，亦能成诗。余见之，东拼西凑，胡诌杜撰，卒章而不知其所云。当今之世，流氓恣睢，白丁箕踞，文风既不古也，更有诬惑之徒，不律谓之“新律”，不韵谓之“新韵”，盖非诗家，乃发明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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