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文政老师《远去的哥哥》，基调低徊 ，情感沉郁，幽怨的叙事似一脉静水深流，千回百转，曲径通幽。
文章在现在进行时与过去进行时的交叉式叙事处理上，彰显了举重若轻的写作技巧，使结构简洁流畅不臃肿；我喜欢这种对悠远而感伤的回忆进行溯源式叙写的文字风格，我们的一生充满多少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逝水年华？
这样醇厚馨香的情感，用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多么具有“纪念”和“记念”意义呵!
每个人的身影里都有讲不完的故事，每个人的内心里都盛满不为人知的委屈和辛酸。乌鲁木齐的哥哥弃我而去了，那是2016年初春的事。当时我也病危，刚抢救过来，家里所有的人都对我隐瞒了这个不幸的消息。我好久没有听到哥哥的电话，打过去，他们总说哥哥住院，不方便接听。从周围人的表现和说词中，我得出直觉判断，哥哥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实事，悄悄地回忆和哥哥一起度过的时光，泪水不由自主地溢出眼眶，流满脸颊。从此，我们兄弟四人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在乌鲁木齐哥哥的家里，在青海老家的土炕上，团聚在一起回忆往事，叙拉家长，品尝盖碗茶、抓饭肉、拉条子……这一切，只能在痛苦的回忆，甜蜜的睡梦中出现。父母生育了我们兄弟五个，伯父和大妈生育了五朵金花。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兰新铁路还没建成。为了弥补自己沒能给伯父生育男丁的缺憾，美貌善良的大妈从乌鲁木齐长途跋涉到青海老家，专程接走哥哥，精心养育，想给伯父顶门立户。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看着身边的很多老干部和知识分子遭批斗、迫害、抄家的惨象，不久伯父也遭监禁，伯母马霞青很快郁结成疾，不幸辞世。从此，哥哥开始了孤苦的少年生活，在周围冷漠的眼光里艰难地读完初中，成为千千万万兵团战士中的一员，在戈壁荒漠里挥洒汗水，囤垦戍边。1973年隆冬，母亲没告诉任何人，悄悄地放下农活和家务，孤身远出嘉峪关，到口外看了一趟哥哥。我在烟火熏黑的房门后面，用白色的粉笔记下母亲出门的日子——3月11日。每天晚上在昏暗跳动的灯光里，我掐着指头计算母亲离家的时间，想象着母亲的身影和笑容突然出现在院子里。那时，哥哥的连队在离乌鲁木齐很远的五家渠。到那里后，母亲投靠在亲戚家里，见了哥哥不敢相认，亲戚介绍说是口里的远亲。但不知怎么回事，哥哥回到自已家里悄悄地流起眼泪，告诉别人说那是我妈妈。这也许是生命特质里血亲的感觉，也许是他童年的记里已经深深地缕刻了母亲的形象，永远也没有忘却。过了两年，哥哥只身回青海老家。一个冬日的黄昏，上初一的我像往常一样放学回家，看见有一位穿着讲究的青年男人坐在炕沿上喝茶，母亲坐在炕上仔细端祥着那个陌生人，讲述家里的事情。从母亲袅袅倾诉的神情和话题里，从陌生人安详宁静的表情上，我清晰地捕捉到那是亲人之间释放的生命密码。炕中间放着一张小桌子，桌子的一角有一个巴掌大的黑色疤痕，母亲说那是火盆里燃着的木头掉在上面烧坏的。 我坚信，这肯定是母亲常常念叨的新疆大哥。吃过晚饭，哥哥送给我一个软软的，用拉链开合的文具盒。那是一个浅灰色的塑料面文具盒，上面印着几只白肚皮黑衣裳的怪物，肥硕的身体上长着翅膀但又飞不起来的怪鸟。这种奇怪的鸟，全班同学没有一个人认识，我也不认识，更叫不上名。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没问问哥哥，这是什么鸟。不光同学们不知道，上课的老师也没有一个人认识这种怪鸟，拿起我的文具盒看了又看，叽咕着这是什么动物。就连那位戴着眼镜，把阿基米德定律、欧姆定律、电阻、电流和磁场讲得绘声绘色，渗入人心的物理老师也不认识这种鸟。当时学校里没有一台电视，全村全公社都没有一台电视。露天电影院里放映的除了样板戏，总是那么几部早都看腻了的片子，里面的有些台词和唱腔，我们都能声情并茂地说唱出来。我暗想，连老师都不认识，肯定是一种怪鸟。不知为什么，这个文具盒招来了几位同学嫉恨的目光。他们凭身强力壮，在放学的路上联合起来，夺走了我心爱的东西，用油笔在里面写上了骂人的脏话，然后摔给我。我想尽办法，怎么也擦不掉那几个刺眼的字。每当上课，一打开铅笔盒，那两句骂人的脏话首先跃入眼帘，伤害我的自尊。我从心里开始拒绝这个印着怪物的文具盒，但又舍不得丢弃，因为全班只有我一个人才拥有这样的铅笔盒。上世纪七十年代，国球乒乓在国际比赛中崭露头角，庄则栋等几位优秀运动员不断摘取世界冠军。校园里开始流行乒乓热，同学们用三合板的废料、木板削成球拍，在简陋粗糙的水泥球台上练球、比赛。哥哥返疆途经西宁时用自己微薄的薪水又给我买了一副球拍，让送他的二哥捎给我。我记得那是一幅正胶的竖拍，胶虽然很薄，但做工讲究，触球时发出的声音柔和悦耳，一用上这球拍，球的旋转和落点变化多样，也可以利用正胶的弹性控制球的速度和力量，它会使你的球艺胜人一筹。这幅球拍是我在同学中最能争得脸面的东西，也是我学生时代珍爱的奢侈品。有人向我借球拍时，常常用满含期待的目光，语气也变得温和起来。从未在一起生活过的哥哥，给我的少年时光增添了很多煜煜生辉的日子，留给我许多美好的回忆。后来我参加工作，去乌鲁木齐看望哥嫂。哥哥负责单位的水电暖等后勤服务工作，一个师部办公室和职工住宅楼同在一个大院，住户不少。乌鲁木齐的冬天积雪不化，滴水成冰，供暖是件大事。深夜两三点，每当谁家的暖气出现问题来敲门叫他时，哥哥会马上从被窝里爬起来，穿上衣服赶过去处理。等他再回家时，又冷又累，气喘吁吁。那年冬天我住了一个多月，三两天就有人半夜三更来敲门，哥哥会马上爬起，再冷再累也毫无怨言。我常惊异地想，哥哥为什么这么不怕吃苦受累，一心服务大家。这种不图名利，诚心为别人服务的作风，也让哥哥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和大家的尊重。我也开始从内心深处热爱哥哥，为自己拥有这样一位朴实淳厚，善良能干的哥哥而自豪。哥哥身体不太好，每天早晚还要坚持去寺里礼拜。为了和哥哥在一起，我也常常陪哥哥，一边走路一边说说心里话。从他的家到最近的红山寺，也有两公里多。那段路先是一段下坡，然后又是很陡的上坡。他很吃力地爬坡，边爬边歇，还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息着。他说他心脏不好，其实是肺部的问题。他就这样一直坚韧地走在信仰和生活的道路上。记得最后一次和哥哥在乌鲁木齐相聚是2010年的寒冬。那次我带着两个孩子，一家四口在哥哥家里住了整整一个寒假。每晚睡前，哥哥总是给我铺好被子，嫂嫂给我洗水果、做酸奶，一日三餐照顾得很周详，我的小女儿对大妈的红烧牛肉也赞不绝口。双息日哥哥不顾自己有病，带着孙子和我的两个孩子去红山公园滑冰车，让他们尽情地享受新疆的雪景和冬天的魅力。那段时日，我常陪哥哥去小寺，走在厚厚的积雪上，听着脚下吱吱的脚步声，我们两个人总觉得有说不完的话，商量不完的家事。我们互相倾诉，那些在寒冬里冒着热气的话语，就像我俩深深浅浅的脚印，留在在洁白的雪地里，刻在我们的心头上。和哥哥最后的告别是在苏州。他和嫂嫂旅游，我出差常州，然后特意赶往苏州见他。那次，我执意陪哥嫂去了一趟水乡周庄。江南的暮春，雨水丰沛，气候宜人。呼吸着湿润的空气，觉得哥哥精神多了，也不像以前那么累。临别时哥哥还动手替我收拾行囊，他仔细地为我收拾东西并装箱，如同一位父亲。哥哥虽然远在千里，但他用延伸的目光照看着我们三个弟弟，尽自己的能力，无私地帮助我们。我调省城工作买房时，因无依无靠，又沒积蓄，无力支付集資建房的房款。就我当时的工資收入，不吃不喝十年才能凑够集资款。沒办法，向哥哥求助。哥哥嫂嫂不顾自己收入微薄，及时给我汇来多年的积蓄，解决了我的困难。我和妻儿结束了居无定所的艰难生活，安心于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当我回忆起这一切时，心中的思念和酸楚化为泪水，潸然而下。如今哥哥离我们而去，我再也见不到他，说不上一句心里话。每当忆起哥哥，他的身影和笑容总会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倒映在我的心里，牵动着我的记忆，拽着无尽的思念，和着我的眼泪，流成蜿蜒的小河，伸向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