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达木地区的地名如柴达木人一样看似粗犷随意，却又有着别样的幽默。今天，昆仑就带大家在柴达木的地名里浪一圈吧!
柴达木的地名有很多是“夺”来的。这种独特现象在其他地方比较罕见。
比如大家熟知的“柴达木”，其实就是“夺”来的地名。自固始汗率众东来，蒙古人在库库诺尔（青海湖）以西的广袤原野上落脚以后，这片土地上的一个个小小的绿洲盆地就正式有了属于它们的蒙古语名字:比如:“怀头他拉”、“乌兰干沟”、“希里沟”、“伊克柴达木”、“巴嘎柴达木”等等。那时候由于交通不发达，游牧民族活动范围小，所以命名都是小范围的。至于大范围的，就是部落了。比如明清至民国时期，青海有蒙古可鲁沟贝子旗、可鲁可扎萨旗、布哈公旗、青海王家旗、柯柯贝勒旗、盐池扎萨旗、台吉乃尔扎萨旗、巴隆扎萨旗、宗家扎萨旗等德都蒙古九部。柴达木这个地名则是清代统治者平定西域后为扫清语言障碍、巩固西北边疆的统治而编撰，由乾隆皇帝亲自审定。研究西北少数民族历史地理的重要工具书《西域同文志》卷十六中，对此有清晰的说明:“蒙古语，柴达木，宽广之谓。滨河境，地宽敞，故名”。柴达木意为“辽阔”之意，不过，由于历史等一些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也有采取意为“盐泽”这个解释的，其实，更严格的译法应该是“泛白的盐碛地”。今大柴旦镇境内的两个柴达木湖——伊克柴达木湖（今译作大柴旦湖）、巴嘎柴达木湖（今译作小柴旦湖）周边那些白茫茫的盐碛地，很好地说明了早期的柴达木只是特指两个柴达木湖地区。由此可推断，乾隆时期给如今的柴达木地区命名时正是“夺”了两个柴达木湖的名字，致使两湖乃至大柴旦镇不得不改为现名。
今德令哈市所辖地区民国时属都兰县，1955年从都兰县析置德令哈工委。1958年撤销工委设立德令哈县（驻巴音河）。1962年撤县后并入乌兰县。1988年从乌兰县析置德令哈市。
由此可见，德令哈市的名字亦是“夺”自辖区一小村庄之名。
公元四世纪初，鲜卑族吐谷浑部迁至青海南部地区，随后向北发展，今乌兰地区为吐谷浑属地。元宪宗三年（1253年）起，属吐蕃等处宣尉使司都元帅府管辖。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东蒙古俺答汗第三次移牧青海后，不断有成批蒙古人移居青海，都兰湖（在今乌兰县城南边）、茶卡盐湖周边蒙古人逐年增加。清雍正元年（1723年），蒙古巴隆部首领从东部牧业区招募汉族农民到今乌兰地区进行农耕，并教当地牧民农耕技术。
民国十八年（1929年）1月1日，青海正式建省，都兰（今乌兰县、都兰县、格尔木市所辖大部分地区地区）属青海省管辖。
在此时期湟中、湟源、化隆、大通等地的部分回、土、撒拉族农民，为抗拒蒋介石、马步芳的横征暴敛，成批迁至都兰县（今乌兰县地区），形成了今天的希里沟、赛什克等小块农业区。民国十九年（1930年）11月27日，国民政府改都兰理事公署为都兰县，县政府设于都兰寺（今乌兰县铜普镇境内），并于12月迁至希里沟（今乌兰县府所在地）。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希里沟设垦务局，海东各县农民陆续迁居希里沟、赛什克地区。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青海省政府在察汗乌苏（今都兰县府所在地）设立垦务局，下设5个垦务组，赛什克地区是其中之一，之后，青海东部农业区的汉族人大批进入希里沟、赛什克区。 1949年9月，今乌兰地区解放，隶都兰县人民政府一区。由于原都兰县城（今希里沟镇）遭匪寇毁坏，修复十分困难。经报请上级部门批示，同年十二月将都兰县迁往察汗乌苏。1952年年初，成立希里沟乡，归一区领导。1956年，设立都兰县茶卡区。
1959年1月1日，都兰县一区和茶卡区合并设县。因原县名已被那个县府在察汗乌苏镇的新生县所“夺”，不得不改名。那为什么就选了乌兰这个名字呢？据昆仑分析，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希里沟东边有泉名乌兰布鲁格，而乌兰读音与都兰有些相近，兼之乌兰这个蒙古词语翻译成汉语就是红色的意思。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这个名字无疑是相当的绝妙。
乌兰设县后改茶卡工委为中共乌兰县委，成立乌兰县人民委员会，驻茶卡。县委、县人民委员会工作机构随之成立。后来，又将县府迁往今乌兰县府所在地——希里沟镇。
这就是为什么都兰寺、都兰河、都兰湖等皆不在都兰县，而在乌兰县的原因。这，是不是相当尴尬呢？
柴达木人在取地名的时候还有一种独特现象。那就是“随”名。比如某个地方本来只有某个政府派驻机构或作坊、工厂之类的，后来当地牧民围着这个机构、作坊或工厂修建定居点，由于从一开始就用这个政府机构或作坊之名，习惯成自然。形成村镇规模后也就不想改了，就“随”了那个用惯了的名称。
“随”名现象中，最为显著的当属那个因盐湖绮丽风光而闻名于世的小镇——茶卡了。
公元1595年[1] （明万历二十三年），御史李楠以湖南茶叶（安化黑茶）行销西北碍茶法马政为由，请求朝廷禁运，并在一些关隘要道设卡严查，这就是茶卡一名的最初由来。而黑茶终于被朝廷正式定为官茶。西北边销茶逐渐由安化黑茶取代。官茶一直起着安抚民心，稳定边疆的重大作用。
一些文人认为茶卡因盐湖而得名，取自藏语音译“查柯”（盐巴之意），而且几乎所有当代官方文献及名人著作都认同此说法。但是昆仑却认为此说法实在是有误。证据有三:
其一:茶卡周边的山岭河谷均以蒙古语命名，比如:那仁郭勒、乌兰哈达、巴里河滩、贡艾里格等等，未见有以藏语命名者。
其二:河湟谷地老一辈走西藏的骆驼客都是把卡字读作卡（qia）,而不是（卡）。卡字在读（qia）音时，其释义正是在交通要道设置的检查或收税的地方。比如关卡，卡子。
其三:茶卡盐湖正式规模化开采并命名正是时是在清乾隆年间。而彼时，今茶卡盆地至日月山、塘格尔木一带均为蒙古人游牧地。故此，用藏语来命名蒙古人领地的做法是极不合乎情理的。
可能有人要反驳，那西藏有很多盐泽都是以茶卡命名啊！对此，昆仑想说的是，这就叫“无巧不成书”。清乾隆时为了控制私茶、私盐，在今茶卡镇设卡检查，故当地蒙古人及往来客商便以茶卡（qia）来命名。卡字是多音字，另一个读音是（ka）。更巧的是，茶卡（qia）镇旁边恰好是盐湖（其实这不是巧合，是清政府为了同时方便控制茶、盐交易而故意在盐湖边设卡），而茶卡（ka）在藏语里本身就是盐粒之意。所以，被一些热衷于藏文化的青海文人（貌似青海大部分学者如此，而绝大部分学者对德都蒙古文化一无所知）理所当然地牵强附会也不奇怪。
其四:柴达木地区的蒙古人有将汉语的机构、单位、工厂、作坊等直接作为地名的传统。比如戈壁草原上五六十年代曾有个奶粉厂，没过几年就倒闭了。但奶粉厂作为地名至今都被当地蒙古人沿用。与此相同的地名还有治疗队、配种点、水磨、公司（因为当地曾设立农垦公司）等等不一而足。
以此推论，不但茶卡，就连大柴旦地区的鱼卡(qia)应当也是“随”名现象的产物。
“重”名，顾名思义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地域名称重合。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蒙古人取地名都是按山水的特征和当地特有的野生动植物来命名的，而这些特征或特有的动植物与其他一些地方撞脸的几率非常大。
柴达木地区 “重”名现象中最典型的当属格尔木和郭里木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地名我们看着一点儿也不同——除了都有一个木字而外。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在蒙古语中它们其实就是一个词——“郭勒木德”，翻译成汉语就是指河流密集的地方。
“天路之父”慕生忠将军第二次进藏的时候听说有个名叫"郭里峁"或"格里峁"的平川，慕生忠在心里猜想会不会就是地图上标示的"噶尔穆"。
按照记载，民国时这里曾修筑过一条公路，慕生忠将军的第二次进藏便是自此开始的。这是慕生忠第一次与这里结缘。
修路工程队在建筑青藏公路时也打算从"噶尔穆"开始修路，工程队逢人便问这里是不是"噶尔穆"，可惜寻求未果。慕生忠沉默了，看着眼前这片生机盎然的土地，手臂一挥，像极了彭德怀挥手建路的气魄，说："帐篷驻在哪里，哪里就是噶尔穆。"
第二天一早，一块写着"噶尔穆"的木牌立在了工作组的6顶帐篷旁边，这就是格尔木的雏形。
在今天这个日新月异的戈壁新城，修建了一个以当年慕生忠将军的住所和筑路部队办公楼旧址为核心的主题公园。这个公园以纪念青藏公路、青藏铁路建设、军垦戍边及格尔木发展历史为主题，通过园林设计、雕塑艺术等手法，再现了50多年前慕生忠将军和他所带领的解放军战士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用生命和汗水开拓祖国内陆通往西藏“天路”的感人场景。
说起柴达木地区蒙古语地名的“重”名现象，不能不说一下两个“哈拉诺儿”(蒙古语，意为黑色的湖泊)。这两个“重”名的湖都在德令哈市境内，其中一个是这几年在网络上走红的哈拉湖(以前曾被当地人直译为黑海)，而另一个则在德令哈市以东十几公里处的郭里木草原。为了和前者加以区分，这个小湖原名称已被柴达木地区第一批垦荒人取的汉语名字——尕海，所取代。而湖西那个农场也被命名为尕海农场(如今已和原郭里木乡合并为尕海镇)。
在神秘而又美丽的柴达木地区，有趣的地名还有很多。实非我这小小网文所能容纳的，暂且就写这么多，以后若有机会，再写成大部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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