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拓本 禹碑

品相描述：今藏於云南法华寺内的《禹碑》，碑文七十多字，刻在高二.五米，宽一.五米，厚○.二二米的青石上。碑文共九行，第一至八行每行九个字，最末一行五字。由於长期风雨剥蚀，笔划完整的仅五十三字。第九行下面有四行字，剥蚀得多，幸存“嘉靖丁酉”四字，即一五三七年所刻，与前所述时间相吻合。
是本料紙寸法：約167cm x 170cm。因为有碑文的后面附有杨升庵的释文和张素记述在长沙寻访“禹碑”经过的跋语，所以断定为法华寺的碑石拓本。又根据第九行5字笔画齐全，所以推断是拓本为明-民国28年间的物品（年度跨度太大）。为从日本一个很大的出版公司的老总家收得。日本邮寄。

禹碑】相传大禹治水成功后刻石纪念。碑文77字，奇特难识。意为禹治水，使百姓安居乐业。禹王碑，因史料记载母碑位于衡阳岣嵝，又名岣嵝碑。碑文分9行共77个字，文字形如蝌蚪，故被称为“蝌蚪文”，但碑文至今未被破译。郭沫若钻研了3年时间，也只认识碑文中的3个字。不过，这被破译的3个蝌蚪文是否准确，一直缺乏有力的证据。1956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禹碑的文字记载在中唐以前罕见于诸史料，最早见于两晋和南北朝。晋罗含《湘中记》：“岣嵝山有玉牒，禹按其文以治水，上有禹碑。”南朝宋徐灵期《南岳记》：“云密峰有禹治水碑，皆蝌蚪文字。”“夏禹导山通渎，刻石名山之巅。”二者所记地点不一，一说在岣嵝峰（即祝融峰），一说在云密峰。此后唐代韩愈《岣嵝山》诗说；“岣嵝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摹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鸾飘凤泊拿虎螭。事严迹秘鬼莫窥，道人独上偶见之，我来咨嗟涕涟湎。千搜万索何处有？森森绿树猿猱悲。”
南宋宁宗嘉定五年（公元1212年），时有巴蜀学者何致游衡山。经由樵夫引导，翻岩越涧，攀藤附葛，来到这林深树密的衡山七十二峰之主峰——云密峰。在一险僻处，搬掉断枝残蒿，不由大为惊讶：面前呈现的竟是一座高宽逾丈的大石碑。拉开荆棘，剥去苔藓，则显现出阴文77个字的碑文。其字体，既非甲骨文，亦非古篆，笔力雄浑，奇古异常，实乃世所仅有。经仔细考辨，何致认定为“禹碑”而不疑，并当即临摹下碑文。继之，又把这《禹碑》全文翻刻在长沙岳麓山顶的岩壁上。因为衡山亦称岣嵝山，“禹碑”后来又被称作“岣嵝碑”。
又过了300多年，到明朝嘉靖年间，这岳麓山上的禹碑，竟被时任长沙太守的潘镒所发现。自此，方始“剔土拓传”。
浙江绍兴古称会稽，传为大禹会诸侯及丧葬之地。《史记·夏本纪》载：“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是故，惟绍兴自古独有禹陵、禹庙、禹祠，所以，禹碑首先在绍兴禹庙内得以刻石铭记，且建有碑亭。继后，在西安碑林，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的疆域图——《禹迹图》，又增刻了这座“禹碑”。
明世宗嘉靖十三年（1534年），有在湖广按察司为官的云南安宁人氏张素，携已访得的《禹碑》拓片回归故里。当是时，适逢因“议大礼”案而被充军云南永昌（今保山）的四川新都人氏杨慎（字用修、号升庵）杨状元（武宗正德六年殿试第一名）旅居安宁，于是，张素持拓片请教于杨状元。
面对《禹碑》拓片，杨升庵深感新奇！他反复凝神注视，时而紧锁眉头，须臾间，挥毫释出《禹碑》全文：（释文无标点）“承帝曰咨，翼辅佐卿。洲诸与登，鸟兽之门。参身洪流，而明发尔兴。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营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华岳泰衡。宗疏事裒，劳余伸禋。郁塞昏徒，南渎衍亨。衣制食备，万国其宁，窜舞永奔。”
之后，张素同杨升庵又把拓片翻刻在安宁城东法华寺后山的岩壁上。碑文的后面附有杨升庵的释文和张素记述在长沙寻访“禹碑”经过的跋语。后来杨升庵离开安宁，又先后在大理和永昌翻刻了《禹碑》及释文。到民国28年，安宁文献部门为防岩石风化危及《禹碑》的长久保存，又将《禹碑》转刻到温泉环云岩山洞中的石壁上。
对于《禹碑》的探讨和考证，在史学界从来没有间断过，并且也都写出了各自的释文。清乾隆年间，曾任云南布政使的金石学家王昶，在其《金石萃编》中，以杨升庵的释文为是，而余者，“或附会穿凿，或涂改窜点，致失本意”。

历朝多少文人墨客，不远千里往衡山寻觅“禹碑”。唐玄宗天宝年间，诗人刘禹锡尚未前往，只凭传闻就写下“古石琅玕姿，秘文龙虎形”的诗句。唐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文学大师韩愈，虽经多次寻访“禹碑”，仍不得如愿，终以“千搜万索竟何有，森森绿树猿犹悲”而怅然归去。后来，他仍然依传说写出七言诗《岣嵝山》以纪此行：“岣嵝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蝌蚪拳身薤叶披，萝飘凤泊舞蚊螭。”南宋大儒朱熹游衡山，也不曾找到“禹碑”，因而他认为韩愈诗中的“岣嵝山尖神禹碑”乃由古人误传。于是他在《韩文考异》中断然否定“禹碑”的存在。
民国四年版《辞源》对“岣嵝碑”条注解时，先肯定“夏禹治水时所书，石刻之最古者，亦称‘禹碑’，在衡山县云密峰，凡七十七字”，而接下来的后一句则是“近人疑为明杨慎伪造”。鲁迅在其杂文《门外文谈》中则确认“夏禹的‘岣嵝碑’是道士们假造的”。1958年长沙文献机构曾将《禹碑》拓片寄往位于北京的中国科学院，请教于古文字学家郭（沫若）老。但其复函实在令人失望，只有“秘不可究”4个字。由此可见，古往今来，还都拿不出足以令人信服的真凭实据。“禹碑”之真伪，尚待史界专家学者们来下定论。
或如清初孙承译所著《庚子消夏记·石刻》评说的：“其真伪不可知，然字画奇古，非近人所能为，自可宝也”。
另：明代学者杨慎是最早系统研究《禹碑》的人，他释其文字，考其流传，并收入其所著《金石古文》一书中。自此以後，《禹碑》的铭文流传日广，研究也愈加深入，杨慎对推动《禹碑》的研究功不可没。今所见杨慎行书《禹碑考证》残卷，乃清宫旧物，著录於《石渠宝笈续编》，通过与其传世古籍文献中的相关内容互证，可再现杨慎对《禹碑》的研究过程，亦使今人体会他不平凡的政治生涯和学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