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杨慎，就不得不提让他的人生发生大转折的“大礼议”事件。杨慎出身书香门第，一生勤奋好学，涉猎甚广，诗、词及散曲造诣极高。这位明朝第一才子24岁中进士、点状元，一时传为美谈。才华横溢的杨慎本可以扶摇直上，似他父亲般成为朝廷重臣。可世事无常，一件事彻底改变了这位明代四川地区唯一状元的命运——明代朝堂震惊世人的“大礼议”事件，让他在本该大展宏图的年纪被永远充军云南永昌卫（今保山市）。生平抱负，都黯然消散在岁月中。真可谓“是非成败转头空”，从此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而“大礼议”事件后，对四川概念的形成研究也正式形成。
议礼获罪
杨慎先世是江西庐陵人，在动荡的元末几经迁徙到四川新都。从他的曾祖父起，一门世代为官，家族有“一门七进士，宰相状元家”之称。杨慎的父亲杨廷和忠贞正直，先后经历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官至内阁首辅。虎父无犬子，正德六年（1511）二月，杨慎参加会试，名列第二。四月殿试（当朝皇帝亲自出题，会试中选者方可参加），杨慎表现突出，正德皇帝当场宣布他为殿试第一名。自中状元后，杨慎一直在翰林院任职，环境使然，再加上本就勤奋好学，杨慎学养越发深厚。
《礼记·中庸》有云：“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意思是，不是君王，那么制定礼乐制度等事关国家体制的重大问题，就不应该去考虑。正是妄自议礼，触了皇上霉头，这位原本前途一片光明的风流才子境遇从此巨变，被贬至边陲云南，至死都没能得到皇帝的赦免，至死也没能名正言顺地回到故土，让人唏嘘。那么“大礼议”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正德十六年（1521），正德皇帝朱厚照突然驾崩，这位皇帝既未生子立嗣，又无同父兄弟，其堂弟朱厚熜遂以外藩亲王身份继承帝位，即嘉靖帝。嘉靖帝坐上皇位的第六天，或许因为“根不正”，不是正统皇帝，就下诏书给礼部，要求追封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为皇考（在位的皇帝对先皇的称呼，普通人称自己已故的父亲为先考），这就是“大礼议”事件的开端。
时任首辅的杨慎之父杨廷和召集群臣讨论，认为有违祖制，离经叛道。按照一贯推崇的规矩，嘉靖帝得管伯父叫父亲，而应把亲生父亲称作叔父。群臣这么一说，嘉靖帝大怒，质问说：“怎么就不能称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父亲了呢？”下令再议。
为了让臣子改变主意，嘉靖帝多次召见杨廷和，对他百般劝说。但杨廷和立场坚定，始终不让步。嘉靖帝无计可施，以“奉母归藩”要挟，称自己不当皇帝了。群臣不得已，只好让步，同意追封兴献王为兴献帝，但在称呼前面必须加“本生”二字，并且仍然坚持让嘉靖帝称伯父为“皇考”。这样的结果看似皆大欢喜，实则不然，“大礼议”的争论远未结束。
由于朝堂上以张璁等为代表的少数官员继续站在嘉靖帝一方，支持嘉靖帝追封生父，这场口舌之战愈演愈烈。嘉靖三年（1524），心灰意冷的杨廷和上了一道奏疏，说要告老还乡。嘉靖帝早就看不惯杨廷和了，此番正好顺水推舟，当即批准。返乡后的杨廷和忧心朝中局势，写信劝诫儿子杨慎要谨言慎行，伴君如伴虎，切勿挑战皇权，葬送大好前程。
永远充军
本是作为一名父亲对儿子的忠告，那时的杨廷和肯定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后来会身陷这场大风暴的漩涡中心，从此万劫不复。
这年七月，嘉靖帝如愿以偿正式下诏称兴献帝为“恭穆皇帝”，并去掉“本生”二字；此外，嘉靖帝不听劝告执意对张璁等人委以重任，朝臣抗争不从。杨慎大声疾呼说：“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于是，两百多位大臣集体跪在左顺门，哭声传遍整个皇宫，十分悲壮，幻想用这种方式唤醒皇上。
公然挑战皇威，这还了得？此情此景让嘉靖帝大怒，当即命人将这些官员姓名登记在册，并逮捕为首的8人。这样压制下，群臣本来已经陆续散去了，杨慎等几位大臣却还跑去撞左顺门，哭天抢地。嘉靖帝气得火冒三丈，下令将尚在场的134人全部关进监狱，当场杖毙16人。
过了十余天，嘉靖帝余怒未消，再加上以前对杨慎父亲深深的怨愤，认为杨慎等人欺君瞒上，目中无人，再一次命令杖打那天撞门的人。有人被打得血肉模糊、当场死亡，而杨慎被打后也已奄奄一息，然后“永远充军永昌卫”。
杨慎等人发落完后，嘉靖帝终于除掉了“乱臣贼子”，怨气得以消除。至此，长达4年的“大礼议”事件终于画上句号。嘉靖帝终于如愿以偿，称伯父为“皇伯考”，称亲生父亲为“皇考”，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寄情山水
时年37岁的杨慎，带着一身伤痕，面对“永远充军永昌卫”这一重罚，黯然神伤地踏上贬谪之途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刻才是自己人生的真正开始。世人也未曾料到，一场触目惊心的“大礼议”事件将催生一位杰出的文化巨人，留下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
本就是一风流才子，再加上响当当的状元称号，当地人同情、爱护这位书生，杨慎的流放生涯还算过得逍遥自在。他放情山水，足迹遍及西南，结交了一批好友，诗酒相伴。他四处游历考察，著书立说，设馆讲学，广收弟子。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他的作品是整个明朝最多的，涉及史、诗、词、文、曲、剧、韵、医等各方面，《明史》评价其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
被贬期间，本是新都人的杨慎对四川的一山一水情浓缘深，甚至有人说他实际上伏终老于蜀。徜徉于四川的山水之间，他写下了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至今仍在传唱。
说到此，就不得不提自古是内陆通去滇、黔的咽喉孔道的泸州，杨慎与泸州的情缘剪不断理还乱。明人简绍芳《升庵年谱》就指出：杨慎前后侨寓江阳者十余年，交游日众。
嘉靖十五年（1536年），杨慎行役经过泸州。泸州卫世袭指挥使韩适甫、韩述甫兄弟二人是其亲戚，留他在泸州歇脚。杨慎被泸州的景色所震撼，爱上了这里的山山水水。他数十年的谪戍生涯中，行役 “往复滇云十四回”，而到泸州市15回，每次过泸州无不小住。少则三两月，最长竟呆了七年之久，与泸州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堪称他的第二故乡，也是他事业成就之地。
记载在《升庵文集》和《升庵遗集》等书里关于泸州的诗，多达280多首。甚至有人说，杨慎的那一曲抚今追昔、大气磅礴的千古绝唱——《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便是在泸州所著。
四川概念
杨慎“大礼议”事件孰是孰非，当时及后世史家也莫衷一是。时至今日，史学界关于“大礼议”的论述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所引发的社会大变革仍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陈世松先生告诉新报记者：“对‘大礼议’事件的深度剖析，可以发现其催生了四川概念的自我认同，也就是这次事件让四川人从心理上真正认同自己是四川人。”在陈世松先生看来，要谈清楚这个问题，得从四川人的形成说起。
民国十八年商务印书馆刊本——《杨升庵夫妇散曲》
众所周知，上古时期，巴蜀先民共同居住的地域在秦时被设置为巴郡、蜀郡，汉代叫益州，唐代改为剑南道，后分为剑南西川道和剑南东川道。在唐玄宗以前的行政区划，只有东、西两川，故简称“两川”。唐玄宗时对此区划作了调整，有了剑南西川道、剑南东川道和山南西道的设置（山南西道辖今陕南、川北地区，治所在今陕西汉中）。这样，便有了“三川”的简称。到了公元1001年宋真宗即位后，又在益（成都）、梓（三台）、利（汉中）州三州之外，新置了夔州（今重庆奉节）。于是，这一行政区划在宋代便被称为“川峡四路”，后来就简称为“四川”。这便是“四川”的来源。
稳定四川政区的形成，为长期生活居住在这一地域、并已经形成为一个共同文化体的正式得名创造了条件。据考证，“四川人”一词最早出现在北宋末年。这个时期，稳定的四川政区基本形成，这时的“四川人”所居住的行政区划不仅是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而且区域内已存在一个独特的文化共同体。
元末明初，大批湖广移民迁居巴蜀。在此期间，迁到四川的移民将各自原乡的文化带进巴蜀，从而铸融了一种移民文化与土著文化相结合的新兴巴蜀文化，通通投进一个由四川自然、人文生态环境混合打制而成的大熔炉里。于是，移民与四川土著居民便构成了称之为“四川人”的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四川人自称与他称出现了。“别人说你是四川人，这是他称；你说我是四川人，这是自称。”陈世松先生解释道。这也宣告了中国地域文化中一个名实相符的稳定社会群体——四川人正式形成。
“不应仅仅以血统或基因作为依据，而应将文化因素，即包括文化认同、文化心理等因素一并加进去考虑，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四川概念的形成。”陈世松先生总结到。而长达4年的大礼议之争恰是对封建礼制的对抗，血统和基因等是其中之一，恰如移民到了巴蜀他们的血统属于原籍，但他们来到了四川，在这里繁衍生息，其实也就是四川人。经过若干代人的融合，地方社会中以祖籍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结合逐渐削弱，移民与原籍地的关系逐渐淡化；居民认同当地，自认为是当地人。“‘大礼议’事件也恰是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追溯祖宗十八代就是‘大礼议’事件催生的。”
有专家估计，这一过程恐怕到了20世纪初，大部分清初移民才正式认同于“四川人”的身份。这应该就是经历多次演变之后四川人群体概念的最后定型版本，而明代朝堂震惊世人的“大礼议”事件则在其中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由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社科院、泸州市人民政府主办，四川省历史学会、四川省文化艺术发展基金会、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中共泸州市委宣传部、泸州市文化研究中心等承办的“明代文化巨人杨升庵学术研讨会”，将于6月下旬在泸州召开。此次研讨会作为四川省打造“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的活动之一，亦是此项工程的首个活动，届时，国内研究明史、文学及杨升庵的大咖将共聚一堂，共同挖掘杨升庵的更多神奇与神秘。重拾川人的历史记忆、文化记忆和精神记忆，延续巴蜀优秀传统文化发展脉络。目前，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此次研讨会的筹备工作，多次召开会议进行协调、督促，准备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此次活动也得到了国内一些学者的大力支持，他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期望。下期，本报将刊登部分专家对本次会议的期待以及对杨慎的深入认识。（新报记者 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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