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高校楹联学术研究是繁荣对联理论研究的必由之路
刘太品
(中国楹联学会 中华对联文化研究院，北京 100039)
摘要：近年来，高校楹联学术研究在以极高的加速度发展。中国楹联高校联盟成立，将山东省即墨会议“对联学理论体系之建构”设想化为现实，同时必将带动楹联教育和楹联学术研究工作产生新的和质的飞跃。但目前高校系统对联基础理论研究和联家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对联鉴赏和批评更为欠缺，对当代楹联作者的研究处于空白阶段。高校应加强楹联创作的研究和批评，可以从古代文学、民间文学、文艺学、语言学、民俗学、建筑学、书法艺术等学科角度着手。可以厘清对联分类、对联发展史以及对联格律、对联鉴赏等各个环节问题，使对联学理论具有体系性，形成对联“知识共同体”，从而“恢复”或“重塑”对联学原本面貌。
关键词：高校；楹联；学术研究；对联理论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3118(2019)09-0026-04
中国楹联高校联盟的成立，虽然仪式很简短，但其意义却很重大和深远，这不仅是楹联教育领域的一件大事，也是楹联学术领域里的一件大事。
一、近年来高校楹联学术研究在以极高的加速度发展
中国楹联高校联盟成立大会(以下简称“联盟大会)”，汇集了不少高校教师，出于长年写对联的“职业病”，看到了这种可喜的场景，不由得我从“白城”联想到了“墨城”。2016年4月下旬，在山东省即墨市(今青岛市即墨区)，中国楹联学会举办了“中国(即墨古城)第九届楹联学术研讨会”，研讨会以“对联学理论体系之建构”为主题，旨在深化当代对联学理论的建构与系统研究，沟通楹联界与高校、研究机构等主流学术界对联理论研究者之间的联系。会议也汇集了不少关注对联文化的高校教师和选择以对联为主题来撰写学位论文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张小华博士提交的会议论文《从现有楹联学术研究队伍思考楹联学的构建——以博硕士学位论文及其作者为考察对象》中提出：“与高校或其它研究机构联谊，共建楹联研究中心。共建楹联研究中心后我们就与国内主流学术界有交集，可以对话交流了，我们就可以持续壮大楹联学研究队伍。”[1]三年来，白城师范学院在2016年成立了“楹联文化研究中心”，该中心被吉林省教育厅列入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立项建设单位名单；鞍山师范学院也于2017年在国学中心之下成立了楹联研究所。2019年中国楹联高校联盟又正式宣告成立，可以说，三年前的设想已经化为了现实，这必将带动楹联教育和楹联学术研究工作产生一个新的和质的飞跃。
张小华博士在论文中还对楹联论文的发表年份、数量、研究主题进行了详细分析，指出她所检索到的59篇论文中，除1篇是1997年台湾发表的，之后，“2000年至2009年的10年间与楹联有关的学位论文共20篇，其中1篇博士论文，2010年至2015年6年间与楹联有关的学位论文38篇，其中4篇博士论文。”[2]因为她选择的2010年这个时间节点正好是中国楹联学会组织的首届楹联学术研讨会召开的时间，所以她很有信心地表示：“今天，楹联学构建学术论坛在山东即墨召开，几年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是不是也会发现，楹联的学术研究与今天的会议也有关系，是巧合的关系，还是必然的关系，需要时间告诉我们，也需要我们在座的一起共同努力。”[3]
2019年6月19日，就在联盟大会召开的两天前，我请远在美国作访问学者的张小华博士又一次对与楹联有关的学位论文进行了一次快速的检索，结果如表1。
表1 与楹联相关的学位论文
文件库：中国知网博硕士学位论文(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搜索时间：2019年6月19日
这意味着，虽然仅仅过了三年零两个月，即使最大程度去除检索数字中重复出现的情况，以对联为主题的学位论文的数量也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近三年多的论文数量很可能会远远超出前20年的总量。我想这种快速的增长，多少还是与2016年4月的即墨研讨会的促进有着一定的关系。我也相信，联盟大会会对当代楹联学术研究产生更大的推力，在此，我也想套用张小华的话来说一句：“今天，中国楹联高校联盟成立大会在吉林白城召开，几年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是不是也会发现，楹联的学术研究与今天的会议也有关系，是巧合的关系，还是必然的关系，需要时间告诉我们，也需要我们在座的一起共同努力。”
二、高校楹联学术研究的优势及不足
在当今社会，高等院校集中了最大数量的社会智力资源，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新知识的产生地、新体系的构建地和新领域的开拓地。高校是开展高等教育的场所，更是开展高端学术研究的场所，高校学术研究的特点，一是因为学科专业而精深，二是因为学科分工而广博，三是通过一代代学者资料的有效累积而形成学术的进步，四是同行间的质疑和争鸣，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理论的不断完善。这些特点，都是民间的和社团的研究所无法比拟的，所以我多年来一直在强调，楹联理论研究的希望在高校，高等院校才是楹联学术研究的主阵地。
多年以来，对联成为“在生活中人人皆知、在学术上个个回避”的异类，这主要还是历史的原因。第一是因为对联在中国古典文学样式中属于最晚出的品种，对联文体到了明代中期才真正形成，到了清代才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而现存对联史料中八成以上的创作都集中在近代，也就是1840后的约110年间。学术研究总是滞后于文学创作，梁章钜于1843年出版《楹联丛话》之后，在较长的时间内没有全面而系统的楹联学术研究著作问世。第二是因为对联文体属性的杂驳，文学研究把它当成民间文学，民间文学研究把它当成实用文体，而文体学研究又把它当成民俗现象，所以对联就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蝙蝠”，没有一个种类收录它，也很少有人能看清它的全貌。程千帆在《关于对联》中说：“(对联)本应该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不知为什么，却被我们文学史家们一致同意开除了。这恐怕是文艺界应当平反的冤假错案之一。”[4]正因为这样，一门关于对联的学科就迟迟不能形成，关于各类对联知识的评判标准也无从形成，进而关于对联的论文也被各种学术刊物回避和拒绝。所以在许多创作者眼中，对联创作成了无当大雅的“小道”，在更多的研究者眼中，对联学术成为不上档次的“冷门”。这就造成了直到当代，对联学术研究仍近乎一片“处女地”，这是对联文化的悲哀，但是，反过来想，对于我们当代研究者而言，这也是一个莫大的、极其难得的机遇。
从目前高校对联研究的良好势头来看，应该说预示着一个花繁果硕的明天，但再美好的未来也要用坚实的脚步一步步去抵达，就目前的情况来说，还存在着各种巨大的不足。我多年来一直在说：“想把对联做成一门真正的学问，实在太难太难了。”首要的原因在于我们面对的大量的资料都是出于野史笔记、故事传说和族谱方志，可足采信者很少。我前几天在学习强国平台看了一个关于诗词楹联的“高校精品课程”，其中不仅对所谓的“朱元璋赠屠户联”确信不疑，还仍然把原作者应为明代的金声或胡寄垣“苦心人天不负”一联当成蒲松龄励志联来宣讲，其实这只是出于一位乡村教师在1981年编造的一则对联故事。[5]节目中还存在其他一些瑕疵，如认为“泰斗是偏正结构”“沙虫是沙里的小虫子”，还有金安清题黄冈苏公祠长联称为挽苏东坡联等，我觉得，有些问题虽然不大，但背后隐含的问题却不容忽视。
对联史料的收集和甄别，高校系统一直有人在做这项基础工作，在这个方面，参加联盟大会的南昌大学龚联寿教授的《中华对联大典》《联话丛编》《楹联纪事》，都是开创性的巨著。毕竟，根据真实可信的史料，才可能构建出一栋坚实牢固的对联学术大厦。
就高校而言，系统的对联基础理论研究和联家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而对联鉴赏和批评更为欠缺，对于当代作者的研究更是空白，前段时间我参加了上海大学“中华诗词创作研究院”的揭牌仪式，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强对当代诗词创作的研究和批评，在这一点上我们对联研究也应该迎头赶上来。
三、关于对联理论研究方向的一点个人见解
我一直认为，对联学术研究应该分为狭义的和广义的两个层面，对于对联概念、特点、分类、发展史、作家、格律、修辞、写作、鉴赏的研究，应该是对于对联本体的研究、对联文体的研究，这是一个狭义的和基本的层面。在另一个层面上，我们会看到对于楹联书法的研究、对于建筑园林楹联的研究、对于已经列入了国家级非遗的楹联习俗的研究、对于民间对联故事的研究以及对于学校对联教育(蒙学)的研究等，这些都是对联本体研究的延伸，都应该归入对联文化的范畴。对联文化的丰富性，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对联研究的角度和方向，在这个层面上，大家可以从古代文学、民间文学、文艺学、语言学、民俗学、建筑学、书法艺术等各个学科的角度来申报课题、撰写论文，开展广泛深入的研究。
关于对联的基本属性和特点，前些年许多研究者提出了许许多多的说法，其中有些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合理性，但也有些难以界定的说法，比如所谓的“人民性”“鉴赏性”等。我个人向来把对联特点归纳成“文学性”“实用性”“谐巧性”这三点，并把此当成解开“对联谜团”的“金钥匙”。这样说是不是有些夸张呢？不是！这“三性”并用，不仅可以全面而客观地说清楚对联的特点，还可以在整个对联学理论中一而贯之，厘清对联分类、对联发展史以及对联格律、对联鉴赏等各个环节的问题，使整个对联学理论有更强的体系性。
比如在对联分类方面，目前各种分类方法都是缺乏内在联系的罗列，而引入“三性”的观念后，我们就可以把抒情、写景和说理的联语加上“文学性”的标签，把节令、宅第、行业、庆吊、宗教的联语加上“实用性”的标签，而其余的讽刺、滑稽、技巧以及集句、诗钟等加上“谐巧性”的标签，内在条理一目了然。
再比如对联发展史方面，正如越低级的生物出现越早、越高级的生物形成越晚一样，谐巧性的口头应对出现最早，所以一些人都在主张对联产生于西晋的陆云荀隐时期；实用类对联中春联出现最早，所以一些人(梁章钜、纪昀)就主张楹联产生于五代末的孟昶时期；[6]文学类的对联出现最晚，要等到明代中叶的杨慎、李开先时期，[7]所以从这个角度完全可以说对联产生于明代的中早期。我们谈对联的产生，其实是在说对联文体的产生而不是某一副或几副对联的产生。正如原始人岩画或陶器上完全可能偶然出现一些类似日、月、人的象形文字，但这并不意味着汉字系统的诞生，只能说是“萌芽”，同样，口头巧对的出现以及唐代酒令中的工整对句，都不能表示对联文体的产生；明代中早期之前，不存在其他任何种类的对联，只有在桃符上和春帖子上偶然出现的偶句(还有一种铭旌偶句)，这些偶句只是形式多样的各种图文的一种，并不存在必须使用偶句的民俗规定性，所以我们若称其为“春联”，倒不如直接叫他们“桃符偶句”和“春帖子偶句”，直到明代中早期以红纸为载体的“春联习俗”出现并普及后，也即纪昀口中的“其必以对语、朱笺书之者”[8]的春联产生后，才可以称为对联文体的真正诞生。事实正是如此，随着春联的产生和普及，各个门类的对联都迅速产生，在短短一个世纪之中，就繁衍为一个大家族。
总之，任何一个学术范畴，都要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如果不能把一个范畴贯穿始终，那就说明我们还没有捕捉到更基础、更本质的范畴。只有以实证的态度，选用翔实可信的材料，依照简洁精巧的蓝图，才能建构出一栋坚实的对联学术大厦。当然，这需要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不是一代学人可以完成的工程，我们目前只处在清理地面、打桩和浇筑基础的阶段，我们需要吸引更多的专家和学子投身其中，为消灭广袤的学术森林中的这一小片不毛之地而努力开拓耕耘。只有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提出自己独到的观点，并力图尽可能多地得到同行的认可，才可能在这个圈子之中，慢慢形成一个关于对联的“知识共同体”，新的知识和体系其实就产生于这样一个共同体之中。这个新的知识系统 ，我们可以说是“建构”出来的，也可以认为只是“恢复“或“重塑”了对联学原本的面貌。
能够在一个哪怕极小的领域内探索到人类知识的边界，并以新的方式重构这个领域的知识体系，这也是一项最引人入胜的工作，也是一个最振奋人心的前景。所以，为了这个目标，让我们携手，并挽起更多的手，协力共进。
参考文献：
[1][2][3]张小华.从现有楹联学术研究队伍思考楹联学的构建——以博硕士学位论文及其作者为考察对象[J].对联文化研究，2016(9)：5，6，6.
[4]程千帆.程千帆全集·关于对联[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05.
[5]羲皇里人.中国名联排行榜之十大“张冠李戴”[J].对联·民间对联故事，2012(12)：56.
[6][8]龚联寿.联话丛编[M]//梁章钜.楹联丛话.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305，303.
[7]卜键，笺校.李开先全集[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1381.
注：原文刊登于《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
本文作者刘太品近照
【作者简介】刘太品,1964年10月生,山东单县人。1998年4月起任中国楹联学会驻会秘书，历任会长助理、副会长，现为中国楹联学会常务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兼秘书长、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楹联学会对联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系央视多届春晚春联及对联节目撰稿人。出任全国性征联评委三百余次,在中华书局出版有《对联入门》《古今行业楹联》《中华春联实用手册》《中华楹联故事》等。主编《中国对联作品集》等,执笔编写《联律通则导读》、《清联三百副》等,主持编纂《中国对联集成》（全国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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