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冬至，也是西安市红色雾霾告警学生连续停课的第二日，浓霾锁城中厚厚的灰度直让人压抑而略感窒息，不期想今晨却早早地有了些阳光，让心情也顿时豁然开朗，从凤城五路挤地铁至五路口，一路都是挟裹在人流里穿行，我也早已适应了这样的生活，地铁、公交，在上下班的高峰期，一个比一个拥塞，以前人们常用沙丁鱼罐头来形用公交，这年代，却似乎已没有什么能更为形象地比喻城市地铁和城中村周边上班高峰时公交的拥挤，人推人，人挤人，谁都不愿意错过期待已久的班车，因为这是城市节奏，因为生活中没有一班属于你的专列，唯有挤拼，你才能拥有生活，才不会被遗弃。
相对北、上、广、深，西安的人口依旧不足为特大城市的标准，但西安同样发展很快，同样具备了世界级都市圈的标准，城市化特征是中国的特征，是无数新移民与打工者创造了都市繁华；无数人告别乡土，济身城市，却更多的沦为行者，济身城市更多是融入陌生人的世界，人依赖人生存，人都有包容心和爱心，人却为了利益勾心斗角甚至千方百计的利用和算计别人，城市的人缺失了家族化群居的部落式乡村，离开了熟悉的环境及与生俱来的人脉，人的欲望，人的野心，都可以不受旧道德体系的封锁和禁锢而无羁扩张，光鲜的衣着，孤独的内心，膨胀的私欲象下水道的污水在繁华的底下横溢，虽然我们依然能看到冠冕堂皇的表象。
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另类，从骨子里说我并不喜欢城市，但为了生活需要一次又一次的济身城市，黄土地给了我太多的基因，儿时的记忆，家的温馨诗意，太多的乡土气让我无法洒脱地天马行空，我一次次奔向城市，又一次次回归乡土，就象这个早晨。
因为要回家，因为归心，因为每每这时候我就能想到孩子惊喜扑向怀里的拥抱，想到父亲饱经苍桑的眼神，所以我起床起的有些过早，出发的也有些过早，以至到省城车站时距客车发车的时间还有两个钟点。
时间总喜欢整蛊和作恶，它来的时候常常令你措手不及，你等待它的时候它却总是跚跚来迟，我是个急性子的人，总不喜欢静静地坐下来等时间，于是就在车站周边漫步，想顺路吃点早餐。
距人头熙攘的火车站仅数百米，东七路却已渐失繁华气息，沿街两旁的小楼都是很多年未曾改造的老楼，显得有些灰旧，各色店铺杂设，布局也并不整齐，受一位五十多岁大伯级店老板的张罗招呼，我折进他家的米线馆吃早餐，要了份胡辣汤，两个水煎包，却发现整个店铺里就我一个人用早餐，大锅的胡辣汤，大桶的豆浆都在那里落寞地冒着热气，老板系着围裙站在店门外的路边上招呼客人，老板娘和女儿坐在桌旁看一台已很老旧的大屁股电视。
老板招呼不到人，就回到店里责怪老板娘前一天冬至的水饺包多了，老板娘就唉叹说生意差的没法做，我抬头打量这家小店，十多平米的小店铺，没有装修，没有特殊的广告招牌，门牌上罗列的很杂，鸡汤米线、麻辣粉、臊子面、油泼面、西红柿鸡蛋面、凉皮、米皮、炒饼、炒饭、炒面……细细估算，推送的各种餐点面食竟然多达二十来种。再抬头打量憨实而面带沧桑的老板，我突然感到他活的有点象我自己，力所能及的想去迎合每一个食客的口味，想把所有能做的生意都做了，其实什么都没有做到，徒把人活出一脸的苍桑与乡愁。
老板的女儿约摸二十岁年纪，马尾随意扎起，清秀而朴素，一件半新不旧的蓝色羽绒服，黑色的秋裤已起了毛球，一看就知道是穷人家的孩子，但却依然透露出花季少女的机灵和青春气息，好容易来了个客人，她急忙起身招呼，擦桌抹凳，接筷递碗，普普通通的活计干得有条不紊，但不一会儿老板娘却开始大骂并指责她的女儿，我抬头才明白是姑娘刚到旁边店子里买了一根香肠，应该是一块钱一根的那种，剥食时被她妈妈看到了，老板娘就责骂女儿乱花钱，并去抢女儿正在剥的香肠，女儿调皮的藏在身后，一脸的娇笑面对她妈妈的怒气，这阵儿黑红面庞的老板正一声不吭地蹲在了店铺外，他没有回头，也没有理会妻子对女儿的责备。
身处繁华，却无比孤独，这个小店同样经受着命运，随意问讯，得知老板一家来自河南洛阳，他们承负着每月三千元的房租，却无法让生意有所转机，也许他们本身就不适合于做生意，他们的骨子里依然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背井离乡放弃了农民的生活，进城做生意他们使出浑身的解数，尽力的操劳，在这寸土寸金的地段卖一元钱两个的水煎包，卖4元一碗的糊辣汤，卖5元一碗的米线和凉皮，并以实实在在的大碗，力争满足过路的每一位食客，他们服务的也只是底层的群体，这生意也注定是不赚钱的，他们或许曾梦想着生意兴隆，改变人生，或许他们也努力过许久，却依然无法适从时代，这不只是这一家店的命运，在这个城市里，有很大的这么一个群体，他们都仅仅是在求生，为了生存而滋润着城市的脉络，并不断被城市抛弃。
我知道许多社会的精英都会不屑于这样的生意，我知道除了旱涝保收的公务员群体，除了那些靠山吃山的国企子弟和新兴贵族，社会上的富人和中产阶级也都活的相当滋润，每每看到一些关于社会财富和GDP的数据，我总能想起某些朋友很有见地解说：“做生意必须做有钱人的生意”，能赚到钱的生意不是赚政府的钱就是赚富人的钱。道理似乎人人都懂，我也明白赚大众钱发财的都有蹊境，譬如医院，譬如开提成药的大夫和开罚款单的交警，譬如卖三株口服液卖三鹿奶粉的团体，那常常需要的不仅仅是资本，更需要出卖良心的炒作，在我打工涉猎过的一些公司里，曾亲见过一些店铺把不足一百成本价的工艺品卖到四千元，把不足十元资本的减肥药卖到近千元的，他们常常是团队化的资本营销，有时所经营的仅仅是一种口舌化的言论，而时代似乎也认可这些，就象一些人靠揭短生存，同样一些人靠护短生存，一些虚假的广告可以通过经济化的操作让人至信不疑，而一些真实的言论可以因为经济的后台操控而无法发声，但这些生意并不是东七路那位来自洛阳的小餐店老板所能驾驭的，他根本不懂，根本不愿意承认无商不奸的道理，一个成功的商人通常也需要几代人的塑造和培植，而东七路小餐店的那对夫妇，说白了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了的商人，他们的骨子里还是农民，对于他们来说，做生意是他们在这个时代里无法选择的选择，他们与生俱来的小农意识还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的行为意识和认知里。
时代在变化，人们由穿饱到穿俏，从吃饱到吃好，财富的转移不断的集中化，极少数人占据了绝大多数的财富资源，富人消费的是心态，是情调，他们总意为越是贵的东西越好，而穷人越穷，更锱铢必争，所以说富人的生意就相对好做，而穷人的生意却越来越难做。
前一时期，老板托我去北大街的菲利浦售后帮他去维修数千元的电吹风，售后小姐很冷漠地告知，该产品已下架无配件可修，可加八百余元换购一把新的吹风，无独有偶的是同时有客户带一千五百多元的剃须刀找售后，得到的答复是该产品已过保，不可修复。当然我的老板和那个客户都是认可的，他们都是有钱人，而我却很有些氛氛不平，这么昂贵的产品，寿命却不及市面上价位低廉的同类产品，这或许恰恰恰相反映出有钱人和没钱人的心态。
我听闻过为五百假钱上吊的事件，也见证过为两毛钱大打出手的事情，如果将之归之于“人活一口气”，就似乎已脱离我写本文的初衷，因为令我更为感慨的是我们为什么要进城，进城对许多的农民意为着怎么样的结局？
我老家的村子近几年果园产业发展迅猛，是远近闻名的果园大村，如今村里困难户中的一户人家是父子二人，二十多年前一家人都在城里生活，儿子大学毕业上班，夫妻在城里养猪生活，后来儿子却因一些外因得了精神病，妻子也客死异乡，父子二人不得已又回到了乡下，住在几近坍塌的危窑里，后来还是地方政府资助用危房改造资金给解决了住房，并以低保维持父子二人生计。
与上面故事雷同的是我上次在公交上听到的，我旁边的乘客向他的同伴讲述他们村一户人家进城的故事，说那户人家本来家境还不错，在村子里中上水平，因为离镇子相邻被征了地，领到了三十来万的补偿款，让村邻们都很是羡慕，正好那时候这户人家的儿子在西安一公司打工混的不错，月工资涨到了六七千元，那小伙子在城里谈了对象要结婚，就要求在城里买房子，老俩口就听随了儿子的话，把家里建的很好的房子六、七万元给卖了，连同三十来万元补偿款和自己的一些积蓄凑了不足五十万元，半款按揭在西安高新区买了一套八十来万元的楼房，刚开始房子还没装修，一家人都在西安租房居住，老俩口一边打零工一边捡破烂，同儿子一边付房租一边供楼，继续偿还楼房按揭贷款每月三千多元的本息，孰料一年多后儿子的工作发生变故，失业后好久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新房子是装修好了，媳妇却根本不允许老俩口住在一起，老俩口在城中村四季也找不了多少零工活，靠捡破烂混生活都相当艰难，儿子的供楼也更力不从心，儿子和儿媳间也因生活紧张而常常剑拔弩张，三天两头闹离婚，老两口苦的常常嘴唇都干得脱皮，两年间好象老了十多岁，现在是想回家都回不去，因为原有的家已不存在。
农民进城还是农民，但一批又一批的农民都在使出混身的解数争取融入城市，他们有相当一部分象候鸟一样的奔突，有相当一部分数十年生活在城市却没有取得城市户籍，社会GDP逐年攀升，城市的人力同公务员工资也不断得到提升，但农资高涨下粮食和农产品价却十多年如一日的无多大变化，这也许就是现代农民前赴后继进城的主因，农民进城，把一个家庭分成了几个家庭，男夫妻分离、老少分离，这一特色愈来愈明显并日渐成为现代社会文明的硬伤，国家在富强，在发展，而国家、国家，却有国没家，这不得不令人叹息，那些在城市沦落的农民，正是被时代抛弃的群体，农村的农民在最艰难的时候还可以寻求政府的资助和低保，但进城并没有取得城市户籍的农民，却往往成为社会的孤儿，他们的内心世界也是惶惑而迷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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