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2019| 张志仁：2019年肿瘤心脏病学领域新进展盘点

作者简介

张志仁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龙江学者特聘教授，龙江名医。现任黑龙江省医学科学院代谢疾病研究所所长，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科研/外事主管领导、心内科主任。先后在哈医大、美国Emory大学和美国南卡州立医科大学从事心内科诊疗和科研工作38年。研究方向：离子通道功能在高血压中的作用及机制；心肌肥厚与重构；肿瘤心脏病的发生机制及防治。在J Hepatol, Hypertension, Diabetes, J Am Soc Nephrol, BJP, JAHA等杂志上发表SCI收录论文66篇，单篇最高影响因子14。主持和参加973子课题各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项（其中重点国际合作项目1项，面上项目3项），教育部博士点基金（博导类）1项，省自然基金重点项目1项，黑龙江省教育厅海外学人资助项目1项，资助金总额1300余万元，获得黑龙江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担任中国抗癌协会整合肿瘤心脏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肿瘤心脏病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肿瘤心脏病学组副组长、中国药理学会心血管药理分会常委；黑龙江省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及肿瘤心脏病学分会主任委员等。担任Frontiers in Integrative and Regenerative Pharmacology杂志副主编，Frontiers in Renal and Epithelial Physiology和Pflugers Arch-Eur J Physiol杂志编委。

2019年肿瘤心脏病学领域

新进展盘点

李慧妍，邵群，张志仁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心内科

黑龙江省肿瘤心脏病学诊疗中心

心血管疾病和恶性肿瘤是危害人类身体健康的两大类主要疾病，由于二者具有许多共同的危险因素和发病机制，两种疾病在同一患者中共存成为一种常见的临床状况，此外一些抗肿瘤治疗方案也会引起心血管并发症，这无异于“雪上加霜”。两者相结合的新兴交叉领域——肿瘤心脏病学——在我国刚刚起步，本文将回顾2019年度本领域新发表的临床研究，希望对于肿瘤心脏病学的临床实践有一定指导作用和借鉴意义。

01

儿童肿瘤幸存者的心血管并发症

心血管并发症是儿童肿瘤幸存者中最常见的与治疗相关的非肿瘤死亡原因，幸存者有多种心脏病风险，包括心力衰竭（heart failure，HF）、冠状动脉疾病（coronary artery disease，CAD）、瓣膜病、心律失常和心包疾病。

1.1儿童肿瘤幸存者蒽环类药物相关心脏毒性

接受蒽环类药物治疗的儿童肿瘤幸存者（childhood cancer survivors，CCS）在生存期间可能出现心脏疾病，且其风险随药物累积剂量增加而增加，遗传易感性因素在心脏毒性的出现上可能发挥重要作用。一项试验选择COG-ALTE03N1研究纳入的155例接受蒽环类药物的CCS和256例未接受蒽环类药物治疗的对照儿童患者，设计蒽环类药物心脏毒性（anthracycline-induced cardiotoxicity，AC）相关的候选单核苷酸多态（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SNPs）开发风险预测模型，最终使用来自儿童肿瘤幸存者研究（childhood cancer survivor study，CCSS）的独立样本（229例AC患者和5360例正常对照者）验证该模型。结果显示，研究纳入的单核苷酸多态包括在COG-ALTE03N1中得到验证的（rs1786814 [CELF4]、rs11864374[ABCC1]、rs1800566 [NQO1]、rs4673[CYBA]和rs2232228 [HAS3]）和与GxE相互作用的（rs1786814、rs4673和rs2232228）均对AC的发生有一定作用，最终模型还包括：发病年龄、性别、种族、蒽环类药物累积剂量、胸部放疗剂量、糖尿病、高血压和血脂异常。在测试集中 AUC=0.8138，显著高于临床模型（AUC=0.7677，P=0.0002），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73.7%和81.3%。在CCSS中该模型也得到了验证（最终模型显著优于临床模型，P=0.02）。研究证实基于基因和临床信息评估儿童肿瘤幸存者中AC发生的风险是可行的[1]。

COG-ALTE03N1研究使用Illumina HumanHT-12 v4.0表达芯片检测接受过蒽环类药物的非西班牙裔白人（non-Hispanic white，NHW）CCS的白细胞RNA的基因表达（20例有ACD者作为试验组；20例无ACD者作为对照组）。对6例儿童肿瘤患者（3例伴有心功能障碍，3例不伴心功能障碍）的iPSC衍生心肌细胞（hiPSC-CMs-Day 30）用1μm阿霉素或载体处理24小时，后应用RNA-seq技术进行基因表达研究。对接触蒽环类药物的NHW-CCS（65例作为试验组，76例作为对照组）的白细胞DNA进行基因分型，以确定差异表达基因是否与ACD风险的遗传变异有关，性别、肿瘤确诊年龄、胸部辐射和蒽环类药物剂量作为调整条件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谷胱甘肽S-转移酶mu1（GSTM1）在发生ACD的患者中明显下降，GSTM1参与了蒽环类药物的解毒，其下调使ACD风险增加，检测GSTM1有利于识别儿童肿瘤幸存者中ACD高风险人群[2]。

1.2儿童肿瘤幸存者放疗相关心血管并发症

放疗是肿瘤常见治疗方案之一，调查显示平均心脏照射剂量为5~15Gy会增加患心脏病的风险，尽管事件数量很少，但在接受小于15 Gy心脏照射的儿童中是否会出现心脏毒性这一问题尚不得而知。Bates等的研究纳入1970年至1999年共计24214例平均年龄为7岁的儿童患者，平均生存年龄为27.5岁，30年间心脏毒性累积发生率为4.8%。与未接受心脏放射治疗的幸存者相比，大心脏体积（接受照射体积≥心脏的50%）情况下接受低、中等放射治疗剂量（5.0~19.9Gy）与心脏疾病发病率增加有关（HR：1.6；95%CI：1.1~2.3）。类似地，高剂量（≥20Gy）但小心脏体积（接受照射心脏体积为0.1%-29.9%）时与心率升高（HR：2.4；95%CI：1.4~4.2）相关。蒽环类药物累积剂量≥250mg/m2时心衰风险也相应升高[3]。

放疗可引起成人冠状动脉疾病，对于儿童也有类似影响。一项研究纳入23462例生存期超过5年的肿瘤幸存者，包括1970年代接受治疗的6193例（26%），1980年代接受治疗的9363例（40%）和1990年代接受治疗的7906例（34%）。心脏辐射暴露从70年代的77%下降到80年代的55%和90年代的40%，蒽环类药物的接触量从28%增加到50%、64%。与20世纪70年代确诊的存活者相比，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充血性心力衰竭、心肌梗死和瓣膜病的风险降低，但仅心肌梗死的风险显著降低减少，特别是降低了霍奇金淋巴瘤生存者放疗相关心肌梗死的风险[4]。

02

抗肿瘤治疗引起心脏毒性的早期评估

2.1心脏磁共振（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CMR）

蒽环类药物引起的心脏毒性呈剂量依赖，严重收缩性心力衰竭的发生率可高达25%[5]，心脏磁共振对蒽环类药物心脏毒性的早期预测作用尚不明确。Carlos Galán-Arriola等将20只去势雄性白猪分为4组：第1组猪每两周注射一次阿霉素，第8周最后一次注射，并在第16周通过静脉注射过量的戊巴比妥钠进行随访直至死亡；在第2组中，猪接受了3次阿霉素双周注射（最后一次注射在第4周），并进行了类似的随访，直到第16周被杀死；第3组猪接受了与第2组相同的阿霉素方案（3次双周注射），但在第6周（最后一次注射阿霉素后2周）提前被杀死。第4组为基线CMR后无阿霉素暴露的对照组。在所有组中，每周进行一次全面的CMR检查，直到死亡。治疗周期中，使用阿霉素前立即进行CMR扫描。低剂量蒽环类药物使用后仅有T2改变，提示心肌细胞水肿，无心肌损伤；较高剂量蒽环类药物使用后T2改变、T1改变、细胞外容积（extracellular volume，ECV）异常、左心室运动功能异常，心肌细胞内空泡形成（亚损伤期，可逆）；如果继续用药可进展为不可逆性心肌损伤。因此，在蒽环类药物心脏毒性的最早阶段，CMR表现为T2序列心肌细胞内水肿，而T1序列、ECV、左心室运动均正常，T2序列可以作为蒽环类药物引起的心脏毒性的早期预警[6]。

2.2超声心动图

超声心动图是一项简单易行的评估心脏功能的手段，已有多项研究表明其可以用于抗肿瘤治疗引起的心脏毒性的检测，但并无儿童肿瘤幸存者心脏毒性评估相关研究。超声心动图用于儿童癌症长期幸存者心肌病监测频率至少为5年一次，取决于蒽环类药物和胸部定向放射治疗剂量。一项研究纳入了690例来自Emma儿童医院的接受蒽环类药物和/或胸部定向放射治疗的5年生存者，既往无心肌病诊断，至少每5年进行一次超声心动图随访，终点是筛查期间发生心肌病，左心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40%，存活者为299人，41例（13.7%）存活者出现中等程度的左室射血分数降低（LVEF 40%~49%），在筛查期间，11名（3.7%）幸存者在中位7.2年（IQR 3.8~8.4）后发展为心肌病，6名幸存者的心肌病伴有心力衰竭症状，10/11的幸存者接受了心力衰竭药物治疗。在儿童肿瘤幸存者生存期中，中等程度的LVEF降低者在随访期间发生心肌病的风险更高[7]。

关于ACD的超声评估有多个标准，包括美国超声心动图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Echocardiography，ASE）、美国心脏评估委员会（Cardiac Review and Evaluation Committee，CREC）、Alexander和Schwartz发布的评价标准。新近一项研究评估了四种不同心脏毒性评估标准的敏感性。这项回顾性研究纳入638例乳腺癌患者，对于接受阿霉素联合曲妥珠单抗治疗的患者分析其基线及随访的超声心动图。结果显示研究对象中出现心衰比例为1.25%，ASE评价标准为最敏感指标，评价方法为LVEF下降10%至低于53%，敏感性为62.5%[8]。

03

乳腺癌患者曲妥珠单抗心脏毒性的一级预防

一项来自美国的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入选468例HER2 乳腺癌患者，入选对象接受曲妥珠单抗治疗12个月，随访时间是2年。在本研究中心脏毒性定义为LVEF下降＞10%，或下降＞5%且＜50%。研究对象随机分入卡维地洛组（156例）、赖诺普利组（158例）及安慰剂组（154例）。心脏毒性发生率分别为安慰剂组32%，卡维地洛组29%，赖诺普利组30%。接受蒽环及曲妥珠单抗治疗的患者中安慰剂组心脏毒性发病率为47%，赖诺普利组37%，卡维地洛组31%。卡维地洛组、赖诺普利组无心脏毒性生存期明显长于安慰剂组（卡维地洛∶安慰剂：HR：0.49；P=0.009；赖诺普利∶安慰剂：HR：0.53；P=0.015）；卡维地洛组、赖诺普利组曲妥珠单抗治疗中断发生率明显低于安慰剂组。研究结果显示赖诺普利和卡维地洛可有效降低同时接受蒽环类药物和曲妥珠单抗治疗的HER2 乳腺癌患者心脏毒性发生率，可以减少曲妥珠单抗治疗中断发生率[9]。

除卡维地洛及赖诺普利外是否有其他药物可以预防乳腺癌患者靶向治疗的心脏毒性呢？一项研究纳入了129例接受曲妥珠单抗治疗的使用或不使用蒽环类药物的HER2 乳腺癌女性患者，43例在抗肿瘤治疗期间使用他汀类药物。与对照组相比，接受他汀类药物治疗的患者更多合并糖尿病（37.2%∶4.7%，P＜0.001）、高血压（58.1%∶22.1%，P＜0.001）和冠心病（11.6% ∶2.3%，P=0.04）。在11个月的平均随访期内，对照组调整后的最终LVEF较低（61.2%∶64.6%，P=0.034），对照组患者治疗后左室射血分数显著减低（-6%，IQR -10%至-1%，P＜0.001），而他汀组无显著变化（0%，IQR -5%至 3%，P=0.27）[10]。可见，他汀类药物也具有曲妥珠单抗心脏毒性的一级预防作用。

靶向治疗可以改善HER2 阳性乳腺癌患者预后，但是指南建议在心功能不全改善前应暂停靶向治疗，这限制了部分肿瘤患者的治疗手段。一个前瞻性研究纳入30例LVEF为40%~49%且无心力衰竭症状1~4期HER2 乳腺癌患者，如无禁忌症均接受β受体阻滞剂和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治疗，抗肿瘤治疗方案为曲妥珠单抗或帕妥珠单抗或曲妥珠单抗-美坦新偶联物(TDM-1)。所有患者均接受心血管专家随访，心电图和连续超声心动图检查。主要终点是完成计划的靶向治疗，没有出现心衰、心肌梗死、心律失常、心源性死亡、心脏事件或有心衰症状的LVEF下降。如果至少30%的研究对象完成抗肿瘤治疗方案，则认为对于无症状低LVEF的HER2 乳腺癌患者接受靶向治疗是安全的。入选患者中15例使用曲妥珠单抗治疗，14例使用曲妥珠单抗联合帕妥珠单抗治疗，2例用TDM-1治疗。平均LVEF在基线时为45%，在治疗结束时为46%。27例患者（90%）完成了计划的HER2 靶向治疗，2例出现心脏事件，1例LVEF恶化至≤35%但无心衰症状[11]。另一项回顾性研究则纳入了超声心动图数据库中在曲妥珠单抗治疗期间LVEF＜50%且无心衰症状的HER2 乳腺癌患者共计60例，左室射血分数＜50%但未停用曲妥珠单抗治疗的为继续治疗组，暂停使用曲妥珠单抗待LVEF≥50%后再次启动者为中断治疗组。心脏事件被定义为心衰（NYHA Ⅲ-Ⅳ级）或心血管死亡。在23例继续治疗组中，14例（61%）耐受曲妥珠单抗而无心脏事件，6例（26%）出现LVEF恶化（范围25%~42%）导致曲妥珠单抗停药，3例（13%）出现心脏事件（1例心衰，2例很可能/可能心血管死亡）。37例中断治疗组中，左室射血分数＞50%后，15例（41%）再次使用曲妥珠单抗，21例（57%）未再次使用曲妥珠单抗，1例（3%）出现心衰。继续治疗组与中断治疗组中位随访633天后的最终LVEF相似（54%∶56%，P=0.29）[12]。这两项研究为低LVEF的无心衰症状的HER2 乳腺癌患者继续应用靶向治疗提供了安全性数据。

04

肺癌患者心脏照射剂量与预后

已有研究观察到乳腺癌和霍奇金淋巴瘤幸存者接受放疗后会出现心血管并发症，典型潜伏期超过10年，并且发病率随着心脏剂量的增加、治疗年龄的降低以及既往已有的心脏危险因素而增加。美国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探讨了心脏放射剂量是否影响肺癌患者主要不良心脏事件（major adverse cardiac events，MACE）和全因死亡（all-cause mortality，ACM）的发生，研究纳入748例接受胸部放疗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中位随访时间20.4个月，77例发生≥1个MACE（2年累积发生率为5.8%），533例死亡。心脏平均照射剂量显著增加MACE（校正风险比HR：1.05/Gy；P＜0.001）和ACM（校正HR：1.02/Gy；P=0.007）的发生率。平均心脏剂量（≥10Gy∶＜10Gy）显著增加无冠心病患者ACM风险（P=0.014），对于已经存在CHD的患者没有差异（P=0.66）。局部晚期NSCLC患者接受放疗后2年内主要不良心脏事件（major adverse cardiac events，MACE）风险高，心脏放射剂量是MACE的独立预测因素[13]。

05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心脏毒性及管理

2017~2018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DA's Adverse Event Reporting System，FAERS）中提供的各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不良反应共计36848例，其中2316例（6.2%）是心血管毒性，816例（35%）出现致命性心血管毒性。最常见的心血管毒性包括：冠心病（19%）、心衰（17%）、心肌炎（15%）、房颤（13%）和心包积液（13%）。在心肌炎中50%患者、缺血性心脏病中43%患者、心衰中40%患者、房颤中22%患者和心包疾病中15%患者发生死亡[14]。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心脏不良反应报告率和发生率逐渐上升表明其心脏毒性方面逐渐受到关注与认识。

心肌炎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引起的最严重不良反应，致死率高，其主要治疗方案为类固醇激素，2019年NCCN指南建议：出现危及生命的不良反应时（4级），如果使用激素治疗无明显改善，考虑加用抗胸腺细胞球蛋白，也可以考虑使用英夫利昔单抗[15]。2019年新英格兰杂志发表了2篇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引起的心肌炎成功救治病例。病例1为71岁IV期黑色素瘤女性患者[16]，使用Pembrolizumab第二疗程出现呼吸短促及呼吸衰竭、上眼睑下垂，辅助检查提示肌钙蛋白I升高、肌酸激酶升高，结合肌电图诊断为心肌炎及重症肌无力，除气管插管外，使用甲强龙、霉酚酸酯、利妥昔单抗及血浆置换进行治疗，心脏不良反应减轻且后续无心脏不良事件复发。病例2为66岁肺癌女性患者[17]，使用Nivolumab治疗后第三疗程出现眼睑下垂、复视、肌瘫、胸痛及心电图异常，结合辅助检查诊断为心肌炎和肌炎，使用甲强龙和血浆置换进行治疗一周后肌钙蛋白依然升高且心律失常加重，使用阿巴西普后肌钙蛋白迅速降低，心肌炎及肌炎症状减轻，7.5周后出院。这两个病例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所致重症心肌炎的救治提供了重要参考。

06

奥西替尼心脏毒性更强

奥西替尼（Osimertinb）是口服第三代不可逆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EGFR-TKI），在FLAURA试验中，与EGFR-TKIs相比奥西替尼心脏毒性发生率更高。研究者查询了FAERS数据库，将奥西替尼所致心脏毒性与其他EGFR-TKIs比较，奥西替尼引起的心衰、房颤、QT延长、心肌梗死、心包积液、充血性心衰的报告比值比分别为6.4（4.7-8.7）、4（2.8-5.8）、11.2（7.9-15.8）、1.6（0.9-2.6）、8.2（4.8-14）和3.9（2.4-6.3）。与其他TKIs比较，奥西替尼可使QT延长、心衰、充血性心衰、房颤发病率增加。因此，在使用奥西替尼时应考虑常规使用心电图监测QT间期和注意心力衰竭的症状及体征[18]。

07

新型口服抗凝药应用进展

静脉血栓是肿瘤患者常见的严重并发疾病，肿瘤本身、手术、化疗及静脉置管均可诱发，一旦发生，严重影响患者预后。胃肠外抗凝药（如低分子肝素、达肝素和普通肝素等）和维生素K拮抗剂（如华法林）是既往肿瘤相关性静脉血栓（cancer-associated thrombosis，CAT）主要治疗方案，但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新型口服抗凝药（new oral anticoagulants，NOACs）在以往的指南中并未获得推荐，近一年来多个NOACs在CAT预防和治疗的研究获得发表。

7.1新型口服抗凝药预防肿瘤相关性静脉血栓

2019年发表的CASSINI研究入选了841例门诊肿瘤患者，其Khorana评分≥2（总分范围0~6分,得分越高表明静脉血栓栓塞的风险越高）。研究对象在入组前无深静脉血栓，被随机分配至利伐沙班组（10mg/日）（420例）或安慰剂组（421例），观察期达180天，且每8周接受一次深静脉血栓筛查。结果显示虽然观察期使用利伐沙班治疗并没有显著降低静脉血栓栓塞发生率或因静脉血栓栓塞死亡的死亡率，但在干预期间（从第一次收到试验药物到最后一次给药再加上2天）利伐沙班出血事件发生率和血栓事件发生率均较低[19]。同年发表的AVERT研究是一项随机、安慰剂对照、双盲的临床试验，试验评估了阿哌沙班（2.5mg，每日两次）用于门诊Khorana评分≥2拟接受化疗的肿瘤患者静脉血栓栓塞预防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阿哌沙班组288例患者中有12例（4.2%）发生静脉血栓栓塞，安慰剂组275例患者中有28例（10.2%）发生静脉血栓栓塞（HR：0.41；95%CI：0.26-0.65；P＜0.001）。在治疗期间，阿哌沙班组6例（2.1%）和安慰剂组3例（1.1%）出现大出血（HR：1.89；95%CI：0.39~9.24）[20]。CASSINI研究和AVERT研究为NOACs在CAT中的预防提供依据。

7.2新型口服抗凝药治疗肿瘤相关性静脉血栓

2018年发表的Hokusai Cancer VTE研究和SELECT-D研究为艾多沙班和利伐沙班在CAT的治疗方面提供了有力证据[21,22]。

2019年的ADAM研究中，研究者将300例肿瘤相关性静脉血栓栓塞患者随机分为两组：阿哌沙班10mg，每日两次，7天后改为5mg，每日两次，连续6个月；达肝素皮下注射（200IU/kg，1个月后改为150IU/kg， 每日一次）。在300例随机患者中，287例被纳入初步分析。在145例接受阿哌沙班治疗的患者中，无大出血发生，而在142例接受达肝素治疗的患者中，1.4%出现大出血（P=0.138）。阿哌沙班组VTE复发率为0.7%，达肝素组为6.3%（P=0.0281）。两组大出血或临床相关的非大出血（clinically relevant non-major bleeding，CRNMB）发生率均为6%[23]，此研究为阿哌沙班的适应证从预防扩展至抗栓治疗提供了临床依据。

7.3新型口服抗凝药在指南中的地位

近年来的多项临床研究将NOACs与传统胃肠外抗凝药物相比，结果证实NOACs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并不劣于低分子肝素，因而多部CAT指南中NOACs部分进行了更新。2018年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肿瘤相关性血栓指南中限定NOACs仅用于对于拒绝或有充分理由避免使用低分子肝素的肿瘤患者，而2019年NCCN指南将低分子肝素联合依度沙班列为1类推荐，利伐沙班可用于单药抗栓治疗[24]。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ASCO）、国际血栓与止血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n Thrombosis and Haemostasis，ISTH）和国际血栓形成和癌症创议（International Initiative on Thrombosis and Cancer，ITAC-CME）建议全身化疗且Khorana≥2、无明显出血危险因素且无药物相互作用，可给予阿哌沙班或利伐沙班预防CAT。而在今年发布的指南中ASCO建议初始抗凝可选择利伐沙班，长期抗凝可选择利伐沙班或艾多沙班[25]。ISTH建议低出血风险癌症患者推荐利伐沙班或艾多沙班，高出血风险的癌症患者，利伐沙班或艾多沙班是可接受替代方案[26]。ITAC-CME建议[27]：无胃肠道或泌尿生殖系统出血高风险、无药物相互作用或胃肠吸收障碍时，可采用利伐沙班或艾多沙班作为确诊静脉血栓的起始治疗，推荐等级与低分子肝素相同，高于普通肝素和磺达肝癸钠，也可用于长期治疗。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hinese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CSCO）推荐对起始化疗、Khorana评分≥2分、无药物间相互作用且无出血高风险的门诊肿瘤患者，利伐沙班可以作为血栓一级预防药物，今年则推荐利伐沙班为单药治疗的首选[28]。国内外CAT相关指南的更新确立了NOACs在CAT中预防及治疗的地位。

08

沙库巴曲缬沙坦用于肿瘤合并心力衰竭者

抗肿瘤治疗引起的心力衰竭治疗遵循传统的心衰治疗方案，但缺乏循证医学证据，沙库巴曲缬沙坦是一种新型的心衰治疗药物，可代替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进一步降低心力衰竭患者心血管死亡率和再入院风险，尚不清楚能否用于治疗抗肿瘤药物引起的心力衰竭。西班牙一项研究回顾性分析了6所肿瘤心脏病门诊所有应用沙库巴曲缬沙坦治疗的患者，共61人，随访时间7.2个月。5%的患者在诊断肿瘤治疗相关心功能不全后即启动沙库巴曲缬沙坦治疗，95%的患者在应用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后为进一步改善临床症状改为沙库巴曲缬沙坦，其中4例因低血压、肾功能不全和皮肤瘙痒停用，所有坚持使用沙库巴曲缬沙坦治疗的患者，其心功能分级、N末端B型脑钠肽前体（N-terminal B-type natriuretic peptide，NT-proBNP）、左心室射血分数均有所改善（P=0.01）[29]，证实沙库巴曲缬沙坦在肿瘤合并心力衰竭的患者中也有良好的耐受性及改善心功能的作用。

2019年，肿瘤心脏病学相关研究涵盖了从特殊群体（儿童肿瘤幸存者）到多疾病类型（心功能不全、心肌梗死、心律失常、静脉血栓等）、多角度（发生率、危险因素、预防及治疗），研究结果的发布有利于提高医学界和患者对于这一学科的认识，但仍需要更为深入的剖析和整合。相信随着意识的提高、检查手段的进步、机制的剖析和诊疗规范的完善，肿瘤心脏病学的发展一定会让更多的患者得到更理想、更合理的治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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