橄榄枝跌落尘埃
或许不读这本书，我永远不会知道加尔文曾是历史的伪君子，永远无法理解极权统治的合理性，亦永远不能体会人道主义的崇高精神。在这段“苍蝇憾大象”的历史中，反伯留斯主义者加尔文对专制权力的贪婪与人道主义者卡斯特利奥对自由信仰的献身，不是简单的暴力消灭良知的持久战争，而是橄榄枝跌落尘埃的时代碎片。
书的封面插图是蒙克的《呐喊》，画作中人物的面孔犹如死人一般苍白，在极度的恐惧中，他神经质地捂住了自己的耳朵，发出颤抖的呐喊，极力表现出处于精神禁锢下的人们惊恐不安的精神状态。而这正是16世纪经历了宗教改革后欧洲民众的抽象写照。
历史的真相
“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过屠刀下的尸体得到昙花一现的统治权的人，而是那些为了精神上的自由，为了人道主义而献身的‘异端’。”这不是教科书上宗教改革后宣扬“人人都有阐释《圣经》权利”的西方教廷，这是16世纪路德被逐出教会，异端分子和无神论者相继被烧死在火刑柱上的加尔文时代。1553年10月27日，在日内瓦大教堂传教士加尔文的唆使下，西班牙人米奎尔·塞尔维特因为其宗教信仰而被活活烧死。有着独立思想和精神的世俗生命就这样被加尔文“为了上帝更辉煌”的阴谋毁灭，只剩下一堆焦黑作呕的骨骸。于是卡斯特利奥挺身而出，他站在人道主义的旗帜下，冷静地向这个刽子手提出了面向基督教世界的正义控诉，宣扬宗教宽容的斗士最终走向了命运的祭坛。
武士弄墨，尚可附庸风雅,学者扛枪，只能归咎于命运的残酷。一旦深入细节，历史的真相就会远远超乎个人的想象。我摘录了书中这样一段话；“作为上帝意志的反映，历史本身并不能分辨道德与否，也不会去惩恶扬善，它总是建立在权力而非正义的基础之上，让那些撰取了高位的当权者随心所欲地分享胜利。”如此看来，历史岂不是成了当权者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当然，并不，历史自有其奇妙的矛盾转化规律。欧洲的教条化，清教徒化向来只能是偏于一隅。当世纪车轮滚滚前进，两种极端思想走向交汇，欧洲最不宽容的土地竟变成了宗教宽容的中心。卡斯特利奥的自由理想最终在加尔文实行过宗教野蛮统治的土地上实现。荷兰，美国和克伦威尔统治之下的英国成了近代自由和民主主义的先导；在清教徒的思想下写成的《独立宣言》成为近代史上意义最为重大的文献：后世基督徒的圣经中记录下无数的宗教宽容赞诗。或许橄榄枝曾经跌落尘埃，但历经数个世纪的风雨洗礼，人们正目光炯炯地凝视着手中的橄榄枝，虔诚地缅怀先知。
逃亡的外邦人因何掌权得到统治者的庇护？
穆罕默德以伊斯兰教控制阿拉伯麦地那，加尔文以上帝新教控制瑞士日内瓦。他们都是逃亡的外邦人，却因何以宗教之名得到统治者的最高庇护？为什么人们会如此轻易地在极权统治面前俯首称臣？
不妨来看茨威格在自己的另一部著作《人类群星闪耀时》中所说过的一段文字“在离任何一种文明千里之遥的地方，一个人单枪匹马闯天下，所得的报偿与老家迥然不同。”（《黄金国的发现 约·奥·祖特尔》）以上简直完美概括了外邦人逃遁到不朽事业中的形象人生。毫无疑问，吃人者的普遍贪婪与被吃者的普遍隐忍成为纵容独裁的最大可能。深深扎根在人类盲从心理机制中的集权主义使得欠缺独立思考与自由精神的民众走向集体狂热。民众的懦弱向暴力和恐怖卑躬屈膝，使他们自动地交出自己的心灵，甘于被奴役，需要被强暴，社会群体也随之毁于无形。所以，以理论为先导的专制集权者加尔文，手捧《基督教原理》一书清洗日内瓦，以穆罕默德为宗教先知的“穆斯林公社”建成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国家雏形。
政治与宗教的相互勾结利用给予逃亡者天赐的良机，一旦被他们抓住，就是另一番的叱咤风云，就创造出被歌德称之为“上帝神秘作坊”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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