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英明／口述 林小宇／撰文
梁英明，印尼归侨，现年86岁，离休前任职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汽笛响后，轮船慢慢驶离码头。此时，所有人眼里都饱含着热泪，高呼着“再见”。那时人们的眼泪不知为谁而流……
01
梭罗河是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最大的河流，全长560公里，发源于中爪哇省印度洋岸的塞武山脉，最后流入爪哇海。为纪念这条河流，人们将它途经的第一个城市命名为梭罗市，我就出生在这座以梭罗河命名的城市。
后来，我才知道梭罗市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曾被称为苏腊卡尔塔，是梭罗王室的家乡，那里还保留着一座王宫。很久以前，就有中国移民到这里谋生，以广东和福建人居多。而我家在梭罗市的时间不长，只是父亲这辈才来到这里。开始他在一家服装店当学徒，之后才有了自己的服装店，一家人就靠着父亲的手艺生活。
梁英明在印尼巴中毕业时照片
这座城市的中国人很多，大家的生活轨迹大致相同，大人开店做生意，小孩读书成长，到了成年后，结婚生子，然后“子承父业”，如此一代接着一代地循环。
看似远离家乡的中国第一代移民，还是与祖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家都期盼能有一个和平的中国。但国共和谈失败，国民党政府腐败而失去民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华侨日益扩大，期盼一个新的中国出现。
02
1944年，我小学毕业。但在日本统治下的印尼，只允许有华文小学，不允许有华文中学，为此我只能“休学”在家。但我没有浪费这段时间，父亲让我补习初中课文。日本投降后，梭罗的华文中学重新开办，我直接考上了华侨公学初中二年级。很快初中毕业了，但要上高中只能到更大城市去，因为只有雅加达、泗水、棉兰、万隆、三宝垄等大城市才有华文高中。
父亲与老师商量后，决定让我考首都雅加达的巴城中学，因为巴城中学是当时印尼最好的华文中学之一。
说起这所中学的“好”，是因为学校有着非常优秀的教师，这些教师有的从欧美留学归来，有的来自中国名牌大学，他们有些人因为中国国内战争，选择到相对平静的东南亚，巴城中学就此汇聚了许多优秀的老师。同时巴中还是一所思想进步的学校，教育理念符合绝大多数华侨的需求，为此许多华侨都期望将自己的子女送到这里，学生人数迅速扩大。
1952年雅加达华侨庆祝中国国庆体育运动会，梁英明任大会司仪。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从巴城中学毕业的学生都选择了回到中国，因为只有自己的祖国，才能使华侨青年有不一样的前程。
其实，在我还没高中毕业时，心里就定下了回国的决心，因为大学的殿堂不仅是我的理想，也是父亲对我的一种期望，在我们这个不算富裕的家庭里，大概能让父亲引以为豪的是我的学习成绩，这或许是我唯一能报答他的东西。
由于各地华校缺乏师资，巴中许多毕业生根据工作需要，分别到各校当了老师。1950年我高中毕业后，也留校当了老师。回国的愿望一直无法实现，因为母校一直挽留我继续服务，直到1955年我24岁时，才获准回国。此时，早先回国的同学都已大学毕业。
03
回国前，我回到梭罗市与父母告别，可父亲执意要与我一起到雅加达，然后送我上船。
虽然以前有过离家的经历，即使到了雅加达读书，两地的距离不过只有几百公里，放假也都可以乘坐火车回家。但这次回国不同于以往，不仅距离遥远，而且很有可能是“一去不复返”。
在离开印尼前，印尼的移民局还要让我们在“不再回到印尼”的保证书上签字盖手印。这样的“保证”，是那时所有要回国的人必须面对的。但对于我来讲，我的决心已定，没有动摇。
梁英明三兄弟在印尼的合照。
人的一生，有许多节点。当年的回国，就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节点，因为可知的是，祖国欢迎海外学子；而未知的是，自己面对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环境，一个脱离父母呵护的环境。但也许当时自己的爱国热情超过一切，因此勇气多于担忧，激情多于犹豫。
半个月一艘到香港的轮船，最终还是将我们这些有激情、有理想、有冲动的热血青年带走了，不仅是码头上有告别情景，轮船的甲板上还有歌声不断的场景，当大家徒步走上罗湖桥时，那面飘扬的五星红旗更让我们流下了眼泪。
这或许是那个时代的我们才有这般感受，毕竟泪是因心动而流。
04
就如在印尼时我要读最好的学校一样，回到中国后，我一样想读中国最好的大学，父亲曾想让我读广州的岭南大学，但新中国成立后，岭南大学已并入中山大学。于是我和一部分同学从广州来到北京，打算报考北京大学。我在北京华侨补习学校住了几天，就“急急忙忙”地参加了高考。
我本想报考北京大学的物理系，因为我高中时就很喜欢物理，高三也在理科班。但是当年的高考不能兼报文科和理科，由于我在巴中教过5年的语文和历史，回国前又没有时间复习数理化，于是只好报考自己比较有把握的历史专业。结果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这是我报考的第一志愿。
梁英明的父母
1960年毕业后，我留校任教。1962年，父亲不幸去世。这也许是我最悲伤的一天，因为我和父亲曾有一个团聚的“约定”：等我大学毕业后，就将父母接到中国与我一起生活，但这个愿望已成为我无法实现的梦想了。
得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后，无助的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悼念，感觉到他临终时的那种苍凉，因为他的3个儿子都回到了中国，身边没有一个儿子为他送终。
1990年8月，中印两国恢复了外交关系。也是在这年10月，我终于有机会回到了印尼。当真正踏上这熟悉的土地时，自己有梦境一样的感觉。只是当嗅到熟悉的气息，见到熟悉的同学和朋友，看到熟悉的城市后，才意识到那是真实的回归。
05
当年，离开梭罗市时我是24岁，再次回来已经是59岁。虽然之后又多次回到印尼，但第一次回去的感觉最为强烈，它使我感慨万千。
我的家在梭罗市KETANDAN大街上，门牌是1号。当我又看到这座白色的两层楼房时，心里百感交集。眼前这座房子就是我出生和生活过的地方，回国后不知多少次出现在梦里，那种梦醒时分的滋味，至今还刻骨铭心。
梁英明在梭罗市KETANDAN大街上的老家。
父亲去世后，商店没有人继续经营，母亲只好把房子卖掉，然后到香港居住。从那刻起，KETANDAN1号就成了我们的过去，唯一留下的就只有记忆。
大姐还在印尼，但嫁到别的地方，清明时就只有她为父亲扫墓。1990年回到梭罗市时，我来到父亲墓前。在他的面前，我有很多话想说，可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只觉得他送我上船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他忧伤的目光里，透露出离别时的依依不舍，他或许预感到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别。
……
谁都有过依依不舍：在一个人的生命中，不仅有亲人，还有老师、同学、朋友。对于我来讲，更有那美丽的梭罗市，以及那条蜿蜒流淌的梭罗河。
面对这些，怎么为你流泪，都不为过。
来源：福建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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