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者简介：何仁富（1965.6-），男，浙江传媒学院生命学与生命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主要从事道德哲学、现代新儒家、生命学与生命教育研究。汪丽华（1963.9-），女，浙江传媒学院生命学与生命教育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哲学心理学、儒学生命学、生命教育研究。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君毅生死哲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17BZX009）的阶段性成果。文章原载《当代儒学》第18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月10版。文章分为两部分推送，本文为第一部分。吾之为哲学，亦初唯依吾之生命所真实感到之问题。而此中之问题，亦正多非出于个人一己之私者。[1]——唐君毅吾初感哲学问题，亦初非由读书而得。[2]——唐君毅如果说唐君毅早年的生死体验与其哲学建构的关系，更主要的是自己智慧的开启与宇宙人生直接感通而生出“想象性”生死体验，再由这些想象性生死体验直接激活内在的生命智慧的话，那么到了中年，唐君毅的生死体验与其哲学的关系，则更多的是在经历了事实上或经验上的“生死事件”之后，以反省的方式将这些经验升华为智慧。但是，将生命中经历的“体验”直接转化为自己的哲学问题、哲学意识甚至哲学智慧，则是一以贯之的。母亲病逝，是唐君毅中年经历的最大、最伤痛、最直接也最根本的一次生死事件。母亲病逝之于唐先生的影响之大，我们从唐先生下面一句自述即可以体会。一九七一年，唐先生三大卷《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出版时，唐先生在卷一的自序中开篇第一句话这样写到：“以本书之缘起而言，可谓事出偶然。盖自七年前，吾母逝世，吾即尝欲废弃世间著述之事。”[3]对于一位几乎是以哲学著述、思想创造和教育教学为生的思想家来说，“欲废弃世间著述之事”差不多是要废弃自己的生命本身。所以，唐先生母亲的病逝确实带给了唐先生极为深刻的生死体验。但是，唐先生之为唐先生者，就在于，所有的生命体验对他来说都是智慧之所从出之所。唐先生在母亲去世后的十天时间，放弃了自己日日记日记的习惯，直到三月七日稍微静心，撰写了《母丧杂记》，期间，唐君毅夫人撰写了“廷光代笔”作为唐先生日记的补充。四月六日至八日，唐先生再撰写《母丧杂记续记》。唐先生的两篇记录母亲病逝后自己的经历、体验、感悟、反省的文字，从生死学和生死哲学维度说，是极为珍贵的文献，亦如他晚年直面癌症期间的日记一样，给我们展示了一位儒者如何面对亲人病逝的重大痛苦的真实情感与真实思考，以及由此生发的生死智慧。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农历正月十四日），唐先生母亲陈太夫人在苏州旅邸病逝。二月二十七日（正月十五元宵节）晚，二妹唐至中自苏州发来的电报送到唐先生家，只“母逝命勿归”五字。唐夫人及女儿在家接到电报，一时惊慌失措，立即电话通知牟宗三先生及郑力为同学，他们瞬间到家。当时，唐先生正出席友人晚宴，唐夫人请郑力为同学往接唐先生回家，并嘱暂勿言母逝消息，只言家中有事请早回家。听闻消息，唐先生登时“全身战栗，几不能行动”，由郑同学搀扶着归家。刚刚到达家里，唐先生已支撑不住，仆倒地上。看到牟宗三先生在场，即频频呼叫：“宗三兄，我是罪人，我要回家，我要见母亲……”[4]。唐先生至情至性，“哀痛欲绝，而奔丧之情，尤难自已。”[5]此时牟先生亦无言相慰。夜深后，牟先生与力为同学离去，唐先生不时捶胸蹬足，嚎啕大哭，夫人和女儿也只有陪他哭到天明。第二日，唐先生向夫人索要电报观阅，“只'母逝命勿归’五字，中心怆痛，而疑电文有误”，以致多日后撰写《母丧杂记》之时，“此疑犹婉转于心曲”[6]。按照哀伤五阶段理论来说，唐先生在得知母亲去世消息后的反应，正是哀伤第一阶段“否认”的典型表达。但是，一方面，客观上唐先生不可能从香港到苏州奔丧；另一方面，主观上又体验着丧亲的深刻悲痛，希望有最合适的仪式来表达对母亲的哀痛与悼念。所以，尽管在当夜牟宗三先生即给唐先生提及在香港设灵位之事，唐先生“不忍闻，而不忍设”，但到了第二天，还是“不得不设”，而且考虑到母亲信佛，又曾经在香港小住过一段时间，而沙田又是母亲所“经行处”。[7]于是，唐先生决定在沙田慈航净苑为母亲设灵位。唐先生在庵中祖堂之侧为母亲设灵位，住苑中终日守灵。住苑期间，每日皆有庵尼诵经。尽管净苑距离九龙巿区颇远，但朋友、学生及相识前来吊唁者依然络绎不绝，而且大多行跪拜古礼，学生更是多行三跪九叩之礼。一些学生或每日来往数次，或终日相守。此情此景，让唐先生心生感念：一者，“今世人情淡薄，而吾得有此，尤心感刻难忘”。二者，“吾尝深信幽明之际，自有通途，一念相悼，即成相感，存者心念于亡者，亡者即存于存者。故凡相吊唁者，其一念之诚，冥冥之中，对亡者之灵，皆自有扶持翼翼之功德。谢启中常用之殁存均感之言，应非虚文，而为实事。”三者，“愿俟他日德业有进，天启吾衷以大弘斯义，以报今日吊唁者之隆情，与吾亲罔极之深思。”[8]唐先生在庵中连住九日，每日中夜后即不能成眠，鸡未鸣即起，以与母灵位相守。庵中多蚊，唐先生平时在家往往是遇蚊即扑杀，而今在庵中守灵，则只是“驱之而已”。每夜，灵堂中皆有蝙蝠飞旋。一天早上，唐先生看到一黄蜂飞来祭献的花上，亲切无比。这样一些万物皆有情谊的景象，平日往往难于见到。唐先生感叹：“昔贤曰：敬亲者不敢慢于人。今更益以一语曰：敬亲者不敢慢于物可乎？”[9]这种“不敢慢于人”、“不敢慢于物”的心境，既是其作为儒者的自觉心灵修为，也是其至诚纯孝之心在哀伤之中的直接呈现。由此，唐先生对一切都充满感激和敬意。三月四日，在慈航净苑内举行遥祭典礼。祭者多行跪拜之礼，学生更多行三跪九叩之礼。唐先生哀痛欲绝，凄苦孺慕之情，吊者无不感动。开吊之日，各界前辈友好、先后同学来吊唁者三百余人。看着灵堂上摆满的花圈，唐先生念及作为“唯一的自己”的母亲，其生命的独特性让自己十分感怀：“吾母逝世于元宵佳节，生于二月十二，与百花仙子同生日，先外祖盖因而字吾母曰卓仙，又以文王之母大任之名锡吾母。吾兄弟何敢望文王，而吾数十年来亦未尝一思母字卓仙之义，今母逝世，港俗都以花圈相吊，环绕灵堂者近百，乃忽悟其义。念吾母有灵，当为含笑。”[10]看到师友学生们往来不绝虔诚的吊唁，唐先生也是感慨不已：“昔日以挽联致唁之风，在港已渐沦废，然吾母之丧，诸前辈先生及同事友生，亲撰写挽联者，乃逾二十，多慰勉有加，相期以道。感愧之余，自念余若有微善，得不见弃于贤者，皆吾父母师友及昔先圣贤之教化薰育之所致。”唐先生反省自己：“吾平日贡高我慢，今日母丧，匍匐灵堂，方悟己身，实亦无所有。”进而唐先生发愿：“愿本斯心，与师友相切励，以共继斯文，则今后华夏光明，诚当永在，并愿此光明，更回照吾父母及邦人君子之父母在天之灵，与先圣先贤之灵。”[11]看到师友学生敬献的挽联花圈对自己目前的称谓都是恭敬有加，唐先生同样感动不已：“吾母既丧，凡见有母之字处，皆悲难自已。而灵堂之挽联花圈，则即疏远之称呼，亦为唐母，例多以伯母及太师母称吾母，而以世侄小门生自称。至如赵冰、钱宾四、沈燕谋、赵鹤琴诸先生皆年在七十左右，吾对之谊属后辈，唯以同事之雅，亦竟以伯母称吾母，既非所敢当，更心怀感激。”对此唐先生反省到：“平日吾往吊丧，见此类之称呼，亦意谓习俗因然耳。今因此感激之情，乃悟此称呼之微，初皆本于吾习先圣贤之教。”同时又发愿：“愿以微躯与邦人君子共兴华夏，以此人伦之至之教，光被四表，格于上下。”[12]遥祭典礼结束后，唐先生由慈航净苑返回九龙家中，并奉唐先生母亲像于天地祖宗圣贤神位之侧，每日献茶、上香。唐先生因为不能在母亲身边尽孝，常思自己侍母不周，有许多疏忽之处，只希望他日能承欢膝下，谁知从此已为“无母之人”，每念及此，莫不声泪俱下。在家中，唐先生常读佛经，希能有小小功德以回向母亲。逢七之日，唐先生必携夫人、女儿去慈航净苑拜祭母亲，并请庵尼诵经。有空之时，一家人也会隔一日或二日去净苑母亲灵前上香。每当跪拜之时，唐先生夫人言，“竟有幽明相通之感”，并感叹到：“平日不解毅兄每逢节日忌日必拜祭天地祖宗圣贤之意，如今廷光已领会其亲切之处，吾民族先贤提倡奉立天地祖宗圣贤神位，主张祭祀叩拜，其义实在深远，原来一念之诚，若能相续，即可开启继志述事之重任，慧命由此相续也。”[13]唐先生到香港的十余年来，尽管常念父母之年不可不知而时喜时惧，但总是希望着有重聚之期。唐先生自思，自己母亲逝世时年七十八，堪称上寿；尽管不能回乡奔丧，但在香港也有众多友生来相吊唁，当此乱世，已可谓哀荣；又念及，各位来吊的友生中，或有年少于自己而其亲已早逝者，或有其亲存而自己多欲归侍养而不可得者，或有欲寄款接济而力有不及者。想到这些，唐先生也很清楚，“今天之所赐于吾者，未尝薄于人，而实已厚于人，则吾更当何求。”只是，自己的哀思，并非出于更有所求；而只是“时感此心悬于死生幽明之际，而未知何托，亦若不忍其别有所托耳。”[14]尽管作为一位对生死有深入系统思考的哲学家是坚信“人生自有死而不亡者存，人间亲子兄弟夫妇师友之情之至，皆将历万劫而恒贞”，但是，念及如今已不能当母亲面述及此义，依然悲痛不已。唯一可以让自己有点安慰的，是看着灵堂中并书着自己父母之名的木主，可藉此想见父母在天之灵已然重新相遇于天上宫阙。面对父母之灵，对于自己的未来生活，唐先生谓：“惟望而今而后，以吾之不孝，能长念母忝尔所生之言，以继志述事，使于他日与父母重相见时，能无愧怍耳。”[15]同时也提醒自己：“日来哀思辗转，有如循环。常念古人云：毁不灭性。父母生我，欲我生也。而吾生有事在，哀毁之情，往而不返，是耽于哀以为乐也。耽哀为乐，是亦罪也。此义吾自知之，而自蹈之。”[16]唐先生对母亲的哀悼和纪念之后一直延续终身。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四日，是农历二月十七日，唐先生母亲逝世已七年一月又三日。唐先生下午至慈航净苑，将七年前母亲逝世时友人及学生所送挽联在香炉中焚化，以示悼念。[17]唐先生将母亲遗像与“天地 祖宗 圣贤”牌位一起一直供奉于自己客厅中的供桌上，并每日上香。唐先生母亲去世后，坚持不缀的日记也中断了十天。在沙田慈航净苑守灵九日，哀思难忘。随着丧礼结束，唐先生的生活也必须从“丧哀”之中进入日常。为了化解自己的哀思，唐先生在母亲逝世十日的正月二十四日（三月八日），于慈航净苑杂记哀思其间的苦难而成《母丧杂记》，记述父母养育之恩德和自己的怀念之情，开始了自己“继志述事”的孝行。在《母丧杂记》中，唐先生回忆叙述了父母亲的生平事迹，在“述事”中实现与父母生命的感通，并让父母的生命因文字而永恒。唐先生首先叙述了自己的父亲与祖母的生死关系。“吾父为遗腹子，吾年十二而吾祖母逝世，吾无诸姑伯叔，吾祖母苦节一生，吾父以哀毁过情而得脑病，数年后遂从欧阳竞无大师游。终吾父之生，每道及祖母事，未尝不流涕。”[18]在唐先生二十三岁时，父亲因回老家参加唐先生大伯母的丧事而病逝，母亲也伤痛而致腿疾。之后，唐先生母亲为遣悲怀诗，并将这些诗歌呈欧阳大师，大师叹为希有，于是为唐先生父亲作墓志。欧阳大师在墓志铭中写道：“妻陈大任、蜀奇女子也。”“教学二十年、语未尝不动人。”又言“毅能继父志”。[19]被欧阳大师誉为“蜀中奇女子”的唐先生母亲对“能继父志”的唐先生影响十分深远。尽管唐先生“一生得侍吾母膝下之日，不及其半，儿时往事，尤依稀难记”[20]。但是，唐先生生命记忆中尤为深刻的事件，大多与母亲有关。唐先生母亲陈大任，是陈勉之的女儿，从小即有主见，决不随波逐流。其为人果毅，不畏惧权势，亦不亲昵权贵，自谓“生性不知与俗浮沉”。[21]唐先生的一生，若就思想学术而言，父亲的影响巨大，不管是少时所讲故事留下的深刻影响还是读书先后顺序的安排，这些在唐先生晚年的回忆中多有述及；若就生命性情而言，则是母亲影响深远。就唐先生与母亲关系样式而言，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幼年和少年时期享受母亲的爱与教育（从出生到17岁中学毕业），青年与壮年时期体验聚散离别的情怀（从17岁中学毕业到40岁离开大陆），中年和晚年时期感受遥不可见的思念情感（从40岁离开大陆到55岁母亲去世）。唐先生母亲十九岁嫁给唐迪风，三年后生唐先生。因为唐先生的外公陈勉之当时在成都女子师范任教，所以在唐先生半岁时，母亲和父亲就带着唐君毅同去成都，并就学于该校。因为女生必须住校，只有星期六才能返家。处在母乳期的唐先生，“每日由家中老仆抱吾至校中门房，就乳两次”。唐先生不及两岁，母亲即教识字，并以火柴排其字形。唐先生“幼年读书，皆母所教”。唐先生十三岁时，父亲迪风公与彭云生、蒙文通、杨叔明各位先生共同答应重庆联合中学的聘用，举家迁往重庆。唐先生于是年秋考入重庆联中，联中也成为唐先生学习哲学的发源地。一九二五年，十七岁的唐先生到北京就学，母亲则与父亲一起去南京从游欧阳大师。一年半后，唐先生由北京到南京与家人相聚。短暂相聚后，母亲随父亲返回四川，唐先生则转学南京中央大学。当此之时，唐先生“青年心境，烦恼甚重。一日忽觉无以自解，径函禀父母，谓吾不愿久居人世，以抒一时之情，固未虑其言之将使父母忧念也。”此信让唐先生父母十分揪心，在父亲筹借路费后，唐先生母亲带着两岁的六妹由成都至南京，探望唐先生。其时，从成都到南京没有飞机，需要旱行十日，再从重庆水行约十日。加之社会风气不良，偷抢之事时有发生。到达重庆时，即遇火灾，唐母一行三人的行李衣物全被烧毁。经过数十日的行程，历尽千辛万苦，唐母带着年幼的孩子才抵达南京。在母亲的精心陪伴、照顾和关爱下，唐先生的身体逐渐康复[22]。到暑假，唐先生送母亲和弟妹回成都，然后又去南充探望在当地教书的父亲，并代为批改学生文章，一直到寒假前与父亲一起返回成都。第二年（一九二九年）春天，唐君毅才返回南京上学。此次母亲千里探儿，唐母有诗《到南京探望毅儿》曰：“万里迢迢出蜀都，为几何暇计征途。世间祗识穷通理，毋怪时人笑我迂。”[23]念及此，唐先生不禁唏嘘：“吾母唯以吾之一言，即跋涉万里而至，路费皆出于借贷。今吾母病逝苏州，陆行仅三日可达，而吾竟不克奔丧，吾之罪孽，讵可赎哉。”一九二八年，唐先生父亲与彭云生、吴芳吉、刘鉴泉、蒙文通诸先生在成都创办敬业学院，大家推唐先生父亲任院长，彭云生主事，并延请唐先生母亲负责女生训导工作。一九三一年五月，唐先生父亲在回宜宾奔丧期间罹疾逝世。此时唐先生还不到二十三岁，大学尚未毕业，妹弟又皆幼，而家非素丰，完全靠借贷为生。甚至父亲的丧事也因告贷不成，而不得不暂时殡起来，直至阴历七月十六日才出殡。从此，唐先生作为长子，与母亲和弟妹相依为命，共度时艰。从一九三二年八月从中央大学毕业以来的八年多时间，唐先生在成都、南京、重庆往返漂泊，为了生计不得安定，也无暇兼顾对母亲的奉养，直到到一九四Ο年十月回到中央大学哲学系任教有一份相对固定的收入，才“稍得舒息”。两年后，“乃得迎母至渝侍养”，一家人可以有相对安定而清苦的日子。但是，抗战结束后，一九四六年中央大学迁回南京，唐先生也随校到南京工作，“又重离膝下”。一九四七年九月，唐先生暑假回四川探亲后即将母亲和夫人等家眷接到无锡，得以侍奉母亲以尽孝道。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旬，因为解放战争时局变化，唐先生决定与家人从上海坐船返川。在与母亲临别时，唐先生告诉母亲：“儿未尝为官吏，亦不隶任何政党，唯儿上承父志，必以发扬中华文教为归，今世乱方亟，以后行无定所，今有妹等侍养，望勿以儿为念”。母亲答曰：“汝必欲与中华文教共存亡乎？则亦任汝之所之。”[24]从一九二五年夏季唐先生离开父母到北京求学，到一九四八年底送母亲回四川而自己到广州随后到香港，二十三年的时间，从十七岁到四十岁，是唐先生从少年到青年、中年，从求学到立业，从单身到成家，不断走向成熟的生命阶段；同时又是中国社会最为混乱残酷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唐先生与母亲和家人是聚少离多，二十三年大概有十年的时间与母亲在一起，而且是在成都、重庆、南京、无锡等地不断因应时局和事业而迁徙变动。尽管如此，唐先生对于母亲的孝道，总是念兹在兹，有一点机会，就希望能够看望或者陪伴母亲。一九四九年初，南京随时面临战火。一月十八日，唐先生送四妹、五弟及其他亲友上江泰轮回四川，一人继续留无锡、南京。尽管战争迫在眉睫，仍然每日读书写作，此时正撰写《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一书。二月下旬，广州华侨大学校长王淑陶先生约唐先生与钱宾四先生赴穗讲学，四月十一日抵广州。后，到香港。唐先生到香港后一直十分惦记母亲。日记中言“我常念母亲，但不能返内陆”。于是希望接母亲到香港一同居住。因为桂林街住址狭窄，母亲陈太夫人乃与其六女同住。唐先生除随时前往问候并陪同游玩外，特别带母亲诊治常年老病痔疮。经多方医治，基本痊愈。唐先生在日记中言：“母亲痔疮过去常流血，迄今六年，今已愈可谓了一大事。以后再调治腰痛之病并服补药，则可以长寿矣。”[25]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廿九日，胥灵臣来信，希望唐先生六妹宁孺去广州。因为宁孺女士已怀孕多月将生产，母亲亦希望同去广州，照料其六女生产。经过反复考量，母亲和六妹一同返回广州。十二月八日，唐先生与夫人谢廷光女士及女儿安仁小姐，送母亲到罗湖桥头，唐先生站立在火车路旁，目送母亲背影在夕阳斜照中消失，百感交集，潸然下泪。此次分别，竟成唐先生母子的生离死别，唐先生谓：“念吾之一生，皆衣食于奔走，方得有以慰乱世之亲心，又复远离，临别依依难忍，然又恶知此度生离，便成死别哉。”[26]唐先生母亲在香港居住一年多一点时间，回大陆后曾经往返于广州六妹处及苏州二妹处数次。唐先生感叹：“吾母之一生，亦来往于儿女之间而未遑宁处”。唐先生也曾经多次希望母亲再到香港同住，一则香港医药条件较好，二则自己的收入也逐渐增加，可以奉养母亲。但是，几次申请都未获批准。一九五三年，唐先生日记记载，多次催促移民局咨询和办理母亲入境证明，均无结果。五月十八日，“得母亲一函谓不能来，想系出境证未许之故，颇不快乐，并与母亲一函，请其改请单程不知可否”。六月十日，终于办理好母亲入境手续，“赴移民局领母妹入境证”。但是，直到七月八日，“母亲来信谓出境证仍未得，已不能来矣”。[27]唐先生对此也是无可奈何。由于无法接母亲到香港来以尽孝道，唐先生便随时为母亲和弟妹寄钱寄物，一是满足母亲弟妹的生活需要，二是疏解自己的相思之情。即使在经济拮据时期，唐先生也是将每月微薄薪水的一部分用于供养在大陆的母亲和妹弟的。但是，彼时的交通还很不发达通畅，所寄钱物和药品，往往不能按时到达，因此多有耽误。唐先生对此也只有感叹“天命”：“前岁国内大饥，米面亦由此邮寄，而道途悠阻，到时多已霉烂，吾母盖以此而体气就衰。而吾所最痛心者，则为年来所寄药物，皆必经检验，必多日而后能达，吾母亦终以药物不继而弃吾长逝。呜呼，岂天命之谓哉！”[28]“述事”当然是尽孝道，让先人的生命事迹得以彰显人间。唐先生通过撰写“母丧杂记”，确实一方面释放了自己的哀伤情感，另一方面也让母亲的大智大慧大慈大爱通过自己的心而历历在目并通过文字而为世人记诵。今日所知道的唐先生母亲的诸多事迹和德行，确实主要是通过唐先生的文字而获得的。这便是真正的孝道。当然，唐先生所为者还不只是这样的“述事”，同时，决定将母亲所著诗文及父亲遗著一并刊行于世，实现真正完整的“继志述事”。唐先生父亲唐迪风在任教于敬业学院及四川大学时，有遗作数种，又有日记十余册，但是只有《孟子大义》一种曾经由父执彭云生先生印行，列为敬业学院丛刊，并载于《学衡》杂志，其他著作都未曾刊印，而且即使《孟子大义》也已经久绝于世。[29]对于父亲的遗著，唐先生曾经函告在大陆的弟妹，希望他们缮写，然后再寄香港刊行，可是却因循未果。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唐先生收到二妹来信，“谓父亲之遗作已丧失，甚痛悔前未另抄一份”。一九六七年七月，唐先生于日本治疗眼疾期间写信给周开庆先生，言及父亲遗稿被毁事宜：“先父手稿日记数十卷及藏书一二万卷，原存成都，以惧日机轰炸而移置双流友人家中，及……而荡然无存。弟未能事先设法保存，罪无可赎，每一念及，痛心无已。今据弟所知，先父之著作，唯在若干杂志者尚可收辑。此来京都，觅得民国十四五年之《甲寅》，其中有先父之通信及文数篇，已加影印。此外闻北平图书馆尚藏有先父《孟子大义》初印本。又欧阳竞无先生为先父所著墓志，及刘咸炘鉴泉为先父所著别传，亦尚待搜求。再则吴芳吉先生于其与友人函中，屡述及先父之言论，尝在卢作孚之三峡图书馆中所藏吴先生书札中见之。但吴先生之书信，除任二北所辑者外，恐在台北亦难见得矣。”[30]一九七一年九月五日，唐先生再给周开庆先生写信，希望帮忙查找父亲的遗稿。唐先生母亲被欧阳大师誉为“奇女子”，善于以诗抒怀。唐先生父亲去世后，曾“为遣悲怀诗，又附其与吾父在生时唱和之作，而自抄为一集。”在唐先生母亲七十岁时，唐先生曾经嘱妹弟重抄寄影印，未能遂愿而罢。唐先生在港期间，“常得母书，偶附新诗，一喜母之心志未衰，兴致犹昔，健康应可无虞。意俟后年母寿八十之期，再并严亲所著，合以印行，以承吾母欢。不意以吾罪孽深重，天乃不假之二载，呜呼痛哉！”[31]因此，唐先生除了搜集父亲遗稿外，也整理母亲遗稿诗作，并印刷保存和赠人。一九七三年六月，唐先生编辑校对母亲遗著为《思复堂遗诗》刊印。日记记载：六月一日，上午整理母亲遗诗。三日，下午写母亲诗后志二千余字，并言：“此后志数年来皆不知如何写，今写成自觉甚平实，亦了一心事。”四日，下午整理母亲诗稿，与二妹信，晚整理母亲诗稿至深夜四时半始睡。十九日，下午二妹来信关母亲诗者，整理母亲诗稿至深夜。二十一日，晚编母亲诗目录完。二十二日，上午重读母亲诗稿检定错字。二十七日，晚整理母亲诗完。二十八日，将母亲诗集交李国钧印刷所印。“思复堂”是唐先生父亲为唐先生母亲诗稿所题之名。唐先生母亲一生，除了曾经在简阳及重庆的女子师范任教职二年外，“皆尽劳瘁于养育吾及妹弟五人，至于成立。吾家素质，先父一生不入仕途，家务皆先母躬自操作，初罕余闲治学。”但就是在这样一种近乎现代意义上的罕有余闲治学的“家庭主妇”境况下，唐先生母亲依然留下了五卷诗稿，而且还是因为“多随手散失”。《思复堂遗诗》五卷，是在唐先生母亲逝世后，由唐先生二妹至中、四妹恂季、六妹宁孺，及五弟慈幼分别所存而汇集整理成的。由此可见唐先生母亲之勤奋、智慧、性情之一斑。唐先生在“编后记”中谓：“吾妹至中既编遗诗为五卷，更加恭录，辗转寄港。吾奉而读之，既痛不获再得吾母之训诲；更念吾母一生劳瘁，奔波道途，其事虽只为一家，吾亦日久渐忘；然其情之所及，志之所存，则不限一家，并见于此五卷诗，而德音如闻，慈晖宛在。”[32]《思复堂遗诗》按照时间先后及主题共分五卷。第一卷是唐先生父亲未逝世前唐先生母亲所作，这段时间，唐先生父母客居成都以及川北、江南各地，并一度还乡，唐先生母亲的诗作除了对于异乡景物兴感之外，也有不少怀念兄弟姐妹情感之作。第二卷则为唐先生父亲逝世周年后哀悼亡夫之作，唐先生母亲曾经自编为一集寄呈欧阳竟无先生，后唐先生二妹唐至中又以之请教李证刚先生，两位先生都有题字。第三卷是唐先生母亲走出悲怀情感后与孩子们共居成都时，以及抗日战争发生后的感怀时事之作。第四卷则是抗战结束后，唐先生母亲与唐先生二妹至中居灵岩山及一同去江南后所作。第五卷则为一九四九年后，唐先生与诸妹弟既散居各地，唐先生母亲或往来其间之所作，因此有更多的怀念儿孙之句。忆吾母常称温柔敦厚为诗教，于古人之诗，喜道及陶之意境与杜之性情，未尝以摹拟雕饰为诗也。吾稍知学问，初皆由吾父母之教。顾吾为学，偏尚知解。及今年已垂老，方渐知诗礼乐之教，为教之至极；亦不敢于慈亲之作，妄作评论。唯当今之世，人伦道丧，本温柔敦厚之旨以为诗者，盖不多见。则吾母之遗诗，亦当为关心世教之大雅君子所不废。故今就吾妹至中手抄稿，影印若干册，寄赠吾家亲故之尚存者，亦留俟来者之观览焉。[33]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唐先生拟将父亲遗稿《孟子大义》重刊，当日写《重刊记》。在《<孟子大义>重刊记及先父行述》一文中，唐先生谓：至吾父之著，则唯《孟子大义》一书，曾由云生先生列为敬业学院丛刊，于民国二十年冬，刻于燕京；后经《学衡》杂志七十六期加以转载。此外，则如云生先生所提及之《诸子论释》、《志学謏闻》及文集、诗集若干种；与吾所知之吾父初年所著之《广新方言》，二十余年之治学日记，及门人学生所记语录，初并藏于吾家。其中之治学日记，尤为吾父治学之心得所在，最堪珍贵。抗日战起，吾虑或有被日机炸毁之虞，乃并家藏古籍，移置双流彭家场刘宅，以为可得保全。不意以刘家为地主之故，而于二十三年前，其家遭受清算之时，乃并吾父之遗稿，及其所藏书，共运入制纸工场，化为纸浆。……吾来港后，曾屡函居大陆之妹弟，探询吾父遗著消息，答书皆含混其辞，后乃以实相告。吾十余年来，屡游日本及欧美，恒就其藏中文书刊之图书馆，搜求吾父遗文之刊载于报章者，而所得则寥寥无几。云生先生初刊之《孟子大义》，闻在大陆图书馆尚有存者，亦路远不可得。今沧海横流，世变日亟，吾父逝世，忽忽已将四十三载。日月逝矣，岁不我与。今惟就《学衡》所转载之《孟子大义》，重加刊印，以聊尽人子之心。并将欧阳竞无先生所为墓志铭、刘鉴泉先生所为别传、彭云生先生《孟子大义》跋、吴碧柳先生书札中道及吾父之二语，吾搜求仅得之《甲寅》杂志所载吾父之一文，暨三书札，及吾所仅忆及之遗文二篇、遗诗七首，并视若沧海遗珠，附载此书中，以使后之来者，得略想见吾父之为人与为学之遗风。[34]唐先生校《孟子大义》既毕，于字里行间，得父亲迪风公志业所存，以为可以第三章首节及第五章末节之数语概括之。唐先生对此数语，感刻于心，特录出以示读者。其语云：夏而变为夷，中国之忧也。人而流为禽兽，圣人之所深惧也。忧而后设教，惧而后立言，不得已而后讲学，无可奈何而后著书，以诏天下后世；孟子之闳识孤怀，孟子所欲痛哭而失声者也。……天地不生人与禽兽同，自必有人知其实有以异于禽兽。千载而上，有闻而知之、见而知之者；千载而下，自必有闻而知之、见而知之者。人心未死，此理长存，宇宙不曾限隔人，人亦何能自限。岂必问夫道之行不行，学之传不传哉。[35]除了整理刊印父母遗著外，唐先生将父母对于中国文化的信仰信念也进一步落实在自己的文化传承和思想创造上，尤其是作为自己思想体系完成之作的《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和作为思想体系化的中国哲学总结之作《中国哲学原论》（导论、原性、原道三卷、原教）六卷本的写作。自母亲去世后，唐先生的生命除了完成现实世界的社会使命外，在学术和精神上，为继承父母之遗志，便一直在整理出版父母遗著、撰写《中国哲学原论》、撰写《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三者之间轮换运思，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其继志之心可谓尽矣！[1] 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下）“后序”，选自《唐君毅全集》卷26，九州出版社，2016年版，第352页。下文凡引用《唐君毅全集》，皆为本版本，不再标明。[2] 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下）“后序”，选自《唐君毅全集》卷26，第353页。[3]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一）》“自序” ，选自《唐君毅全集》卷19，第1页。[4] 唐君毅：日记1964年2月28日廷光代笔，选自《唐君毅全集》卷33《日记（下）》，第5页。[5] 唐君毅：《母丧杂记》，选自《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10页。[6] 唐君毅：《母丧杂记》，选自《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10页。[7] 唐君毅：《母丧杂记》，选自《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10页。[8] 唐君毅：《母丧杂记》，选自《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11-12页。[9] 唐君毅：《母丧杂记》，选自《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12-13页。[10] 唐君毅：《母丧杂记》，选自《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13页。[11] 唐君毅：《母丧杂记》，选自《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13页。[12] 唐君毅：《母丧杂记》，选自《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13-14页。[13] 唐君毅：《日记》，选自《唐君毅全集》卷33，第11页。[14] 唐君毅：《母丧杂记》，选自《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12页。[15] 唐君毅：《母丧杂记》，选自《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18页。[16] 唐君毅：《母丧杂记》，选自《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18页。[17] 唐君毅：日记1971年3月14日，选自《唐君毅全集》卷33《日记》（下），第183页。[18] 唐君毅：《母丧杂记》，选自《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11页。[19]欧阳竞无：《唐迪风墓志铭》，选自《唐君毅全集》卷36《亲人著述》，第7-8页。[20]唐君毅：《母丧杂记》，选自《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14页。[21]刘雨涛：《刘雨涛文存》（自印未刊行稿），第396页。[22]而唐君毅也从这场病痛中悟出了关于“疾病”的智慧。在后来撰写的《人生之体验》中专门有“说疾病”一节：“你不要只咀咒疾病。你要想想，为什么在病后觉一切的风物分外的清新。这证明在疾病中，你精神之渣滓，随疾病而倾泻了。疾病呼召你的精神，从外物的世界，到你的身体，凝注你精神于身体中；然而他同时使你感到你的身体，对你精神是种束缚，是赐与你精神之痛苦的。你的精神，因而认识充实革新他自己，以求得自由之必要了。你的精神，于是在你不知的境地，开始作充实革新他自己的工作，把他内部的渣滓，自行倾泻。如是你在病后总感到一新生命的开始。所以如你在病后不开始你的新生命时，必是你的精神自身病了，那需精神之药物。”（参见《唐君毅全集》卷3，第48页。）[23]陈大任：《到南京探望毅儿》，选自《唐君毅全集》卷36，第130页。[24]唐君毅：《母丧杂记》，选自《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16页。[25]唐君毅：日记1951年3月17日，选自《唐君毅全集》卷32《日记》（上），第55页。[26]唐君毅：《母丧杂记》，选自《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16页。[27]唐君毅：日记1953年5月18日、6月10日、7月8日，选自《唐君毅全集》卷32《日记》（上），第98、99、100页。[28]唐君毅：《母丧杂记》，选自《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16页。[29]唐君毅：“至吾父之著，则唯《孟子大义》一书，曾由云生先生列为敬业学院丛刊，于民国二十年冬，刻于燕京；后经《学衡》杂志七十六期加以转载。此外，则如云生先生所提及之《诸子论释》《志学闻》，及文集、诗集若干种；与吾所知之吾父初年所著之《广新方言》，廿余年之治学日记，及门人学生所记语录，初并藏于吾家。”（见《孟子大义》重刊记及先父行述，选自《唐君毅全集》卷36，第15-16页。）[30]唐君毅：《致周开庆》（1967年7月25日），选自《唐君毅全集》卷31《书简》，第166页。[31]唐君毅：《母丧杂记》，选自《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17页。[32]唐君毅：《思复堂遗诗》编后记，选自《唐君毅全集》卷36，第206页。[33]唐君毅：《思复堂遗诗》编后记，选自《唐君毅全集》卷36《亲人著述》，第207页。[34]唐君毅：《孟子大义》重刊记及先父行述，选自《唐君毅全集》卷36《亲人著述》，第15-16页。[35]唐君毅：《孟子大义》重刊记及先父行述，选自《唐君毅全集》卷36《亲人著述》，第17页；《唐君毅全集》（学生）卷29《先人著述》，第20-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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