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那年，我脱离独生子女的行列，一跃成为家中的长子，我感到茫然，我与她之间已经差了一代人。伴随婴儿呱呱坠地的是时代的急剧变化，生活的要求更为优质，教育的理念更为先进，而语言环境，能够直接与未来接轨，在我看来也变得划一狭窄。为什么这么说？什么样的语言环境能直接与未来接轨，这便是单纯且完全处在讲普通话的环境之下。
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在全国已推行了好多年，众所周知，普通话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在这当中，随着普通话逐步取代了方言成为教育系统里的规范汉语语音，受教育的人群越年轻，能讲好普通话的比分率就显得更高。推普化本身促进了全国各地人民的往来，加强了国内各省市、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使之真的成为14亿中国人的共同语。然而，正是由于普通话的根基在北方，使得它对南方地区的冲击会大很多。清江浦方言属江淮官话洪巢片淮安小片，在我国的八大官话划分区：东北官话、胶辽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中，江淮官话与西南官话显然是处在南方地区内的，故对江淮官话区的人来说，普通话的音较好掌握，词汇比较偏进，然则推普化以后，本土方言词汇受冲击的概率也变得更大。
我本人小时候在旧清河区长西街道长大，活动范围在长西、长东、淮海、清江、闸口这五个街道的相接地带，除了通过广播、电视听到普通话外，周围的人讲的都是方言，我就在这样一种极其富有市井色彩的氛围中生活，那时我的母亲或外祖母总带我去荷花池或上海路菜市场买菜，受熏陶程度更是不言而喻了。10岁以后迁到旧清浦区东郊后，就发觉这里的人讲话和我的发音不一样，便会很自然区别开。迄今，我很难评判自己的方言到底讲得纯不纯，但我会有意识听自己发的每一个音。有如“燃料”的“燃”，“防疫”的“疫”一类极易并入普通话发音的字，方言普化现象的缺口也正是从此突破的。由于父母开始对小妹讲普通话，这种普化的现象便最先开始从他们与我的方言对话中体现了。
一日，母亲带小妹在小区坐摇摇车，身上没有零钱，就对老板用方言音说：“老周啊，能不能给我换几个硬币啊”？其实硬币理应说成铅（读做“刊”）壳子，而受到家庭语言环境的影响，母亲便已优先选择普通话词汇作为标准了。又有一日，小妹用普通话的调蹦出来个“以巴”一词，我立马反应过来她说的是尾巴。这其实是我并不支持在家讲普通话的一大缘由。因我父母的普通话发音并不标准，讲普通话时常常伴随发音淮化的现象，这样一来小孩子究竟学得怎么样？其实是一个问题。再之，主动放弃方言也就主动放弃了浸润于江淮文化的土壤，虽然很多概念可以通过后天学习进行扩充，但母语作为第一途径，不能用上，在我看来对她以后的成长是会形成障碍的。我从小生活在方言的土壤，完全靠广播、电视与在学校坚持讲普通话，最终在大学的全国普通话水平测试中也取得了二甲的等级，我认为通过上学以后再学习普通话是不成问题的。方言成了我在外求学时与家乡维系文化共鸣的纽带，是无形的信念支撑，同时由于我本身对语言感兴趣，也就使得我更注重方言的保护与传承。如此，我在家时只和小妹讲淮安话，就当是利用一年中为数不多在家的时间，帮她培养本土文化的基因吧。她现在是可以听懂80％，但不会讲，或许将来也就如此了，“淮味”普通话终究成了她的第一语言。
如此，在我的家庭里，祖父与我讲方言的次数就明显多于其他人，因我的祖先居住在闸北铜元局一带，是老清江浦人，我就常常仔细听祖父的方言发音，来作为一种参考，确认我讲得对不对。我也时常选择听扬州、盐城乃至于吴语区的发音，更加巩固江淮官话在脑中的“形”。其实，推普化的趋势自然是不可阻挡的，即使加以保护，老方言始终会随着时间冲刷逐渐流失，何况这本身就不经济，不过是亡羊补牢之举。我是有感于自己独特的成长经历与兴趣爱好，才希望把自己作为一个语言的载体，从自身把方言讲好，同时也把普通话讲好，使头脑有足够清醒的空间存放比对它们。方言必然是不断更替迭代下去的，希望它们能有人去静心继承、琢磨，这正是人文的价值所在了。
我们一家人说的其实都是中国话，只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成万上亿个小家组成的大家庭，也必然不都说一种话。不同的话意味着不同的风俗习惯、文化性格。语言的共性统一自然是大势所趋，但我更希望每个小家都还能保存着自己的个性，想必会更具生活风味。我们对家乡的文化认同从何而来？我想，方言必居其一。
2022年1月8日15时
写于长安终南
刘炳辰，旅居于陕西西安，本科在读。祖居清江大闸北铜元局，幼居人民北路6号院，一个北门桥边长大的运河人，文学系苦闷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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