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苏北贫困县城,拿干工资(且经常欠薪)的公务员家庭,日子过的像清水泼尘过的水泥台坪:干净,整洁,理性,一无所有。饥馁倒也不曾,只是一切越过生存线的,便都是奢侈。比如吃饭这件事情,一日三餐,自然永远是吃自家做的饭。我家对于一切市售的再加工食物,都抱着和孔夫子一样的观点:不食市脯。我妈曾无数次跟我详尽描绘那些外面的吃食,是多么多么的不卫生,会带来无穷的疾病:摊贩从来不洗手啦,手里接过毛票直接拿食物啦,卡灰阿土啦,一锅油反复炸啦,用老鼠肉代替羊肉啦……总之,外食危险,绝不可买。县城短短的小街,我每日下学,腹内常空,兜中永净。一个孩子贪馋的眼光,一遍遍刷过那些街头的吃食:体育场门口的萝卜丝油端子,在油锅里滋啦啦响,一点点变成嫩黄;大华旅社门口的烤羊肉串,撒了太多辣椒面在自行车辐条的铁串上;前进街口的甑儿糕,白纱布看着多么干净呢;买青萝卜的,那洒了水的,个个青冷冷,看上去就比自家厨房里的萝卜脆甜……还有那在街头巡行的冰糖葫芦的草把子,山楂上裹着一层红艳艳娇媚无比(我妈不屑地说:色素!)的糖壳儿,衬着冬日的蓝天分外可爱;还有那卖烤山芋的,茶叶蛋的……然而我的口袋和我家的日子一样,干净整洁,空空荡荡。于是小小县城的短街上,便永远弥漫着一个儿童的哀伤。要到很多年之后,我才能明白,在那些带着恐吓的卫生宣条后的,成人无奈的贫穷。当然,我馋的只是这些街头小摊吃食,对于饭店倒是从不动心。县城虽小,正规的饭店却也有几所,无一不散发着大曲酒和猪油煎炒、烟草混合起来的浑浊气味。我打这气味里走过它们的门前,心如止水。因为,“下饭店”这种事情,是超越于我生活的世界之外的。我家唯一有“下饭店”经历和资格的,是我爸,在自家的歪腿饭桌(每次吃饭前需用硬纸壳调整垫好)上,他对本地几家馆子的拿手菜,偶有点评,成为于萝卜干和棒面稀饭,糟面饼之外的某种精神食粮。于是在我家的语言系统里,“下饭店”一词,似乎地位等于“共产主义”。它频繁的在口头闪现,更多作为一种俏皮的玩笑话,却仰之弥高,不,是高到让人完全生不出可想象的念头,从而飘逸于日常之外了。然而有那么一次,仅此一次,我妈居然带我下了一趟饭店!云集楼此楼,是可入淮安地方志的,它坐落于淮海北路长途汽车站广场北侧,即今天汇通眼镜市场的前身。二楼并列,一名云集,一名四海。当然,这两个典雅名字的含义,我也是在很多年之后,才灰味出来的。当时,对于我,它们只是在公交车上,或是二八大杠自行车的前杠上的我,路过的两栋高挂着红色大字的水泥建筑而已。这桩壮举是哪一年?84年,85年,抑或更早些?我记不清了。只记得,那时候的妈妈还很年轻,年轻到可以把二八大杠骑的虎虎生风,短发飘飘,带上前杠上的我,在乡下老家和她城里的单位宿舍之间,来回奔波几十里。对这次奢侈的豪举,我只记得一些零星的碎片:比如,天在下雨,很冷。可能,就是这场冷雨才激起了我妈“豁出一把”的豪情吧。店堂里是灰色水泥台阶,湿漉漉嘲唧唧,里面也是饭店让人不快的那种浑浊气味。吃馄饨是在二楼,营业员懒洋洋不耐烦的脸,要收粮票,一层油垢的八仙桌……至于那碗馄饨本身,喝!我妈可是牢牢讲了它足足二十年!“五毛钱一碗,清汤寡水,馄饨皮里只刮一点点肉糊,我看她一碗肉糊买一天还能剩半碗,真真是上鬼子当……”Huaiyinghou,女,淮阴土著。现于家乡任教。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文化的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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