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苏北贫困县城，拿干工资（且经常欠薪）的公务员家庭，日子过的像清水泼尘过的水泥台坪：干净，整洁，理性，一无所有。饥馁倒也不曾，只是一切越过生存线的，便都是奢侈。比如吃饭这件事情，一日三餐，自然永远是吃自家做的饭。我家对于一切市售的再加工食物，都抱着和孔夫子一样的观点：不食市脯。我妈曾无数次跟我详尽描绘那些外面的吃食，是多么多么的不卫生，会带来无穷的疾病：摊贩从来不洗手啦，手里接过毛票直接拿食物啦，卡灰阿土啦，一锅油反复炸啦，用老鼠肉代替羊肉啦……总之，外食危险，绝不可买。县城短短的小街，我每日下学，腹内常空，兜中永净。一个孩子贪馋的眼光，一遍遍刷过那些街头的吃食：体育场门口的萝卜丝油端子，在油锅里滋啦啦响，一点点变成嫩黄；大华旅社门口的烤羊肉串，撒了太多辣椒面在自行车辐条的铁串上；前进街口的甑儿糕，白纱布看着多么干净呢；买青萝卜的，那洒了水的，个个青冷冷，看上去就比自家厨房里的萝卜脆甜……还有那在街头巡行的冰糖葫芦的草把子，山楂上裹着一层红艳艳娇媚无比（我妈不屑地说：色素！）的糖壳儿，衬着冬日的蓝天分外可爱；还有那卖烤山芋的，茶叶蛋的……然而我的口袋和我家的日子一样，干净整洁，空空荡荡。于是小小县城的短街上，便永远弥漫着一个儿童的哀伤。要到很多年之后，我才能明白，在那些带着恐吓的卫生宣条后的，成人无奈的贫穷。当然，我馋的只是这些街头小摊吃食，对于饭店倒是从不动心。县城虽小，正规的饭店却也有几所，无一不散发着大曲酒和猪油煎炒、烟草混合起来的浑浊气味。我打这气味里走过它们的门前，心如止水。因为，“下饭店”这种事情，是超越于我生活的世界之外的。我家唯一有“下饭店”经历和资格的，是我爸，在自家的歪腿饭桌（每次吃饭前需用硬纸壳调整垫好）上，他对本地几家馆子的拿手菜，偶有点评，成为于萝卜干和棒面稀饭，糟面饼之外的某种精神食粮。于是在我家的语言系统里，“下饭店”一词，似乎地位等于“共产主义”。它频繁的在口头闪现，更多作为一种俏皮的玩笑话，却仰之弥高，不，是高到让人完全生不出可想象的念头，从而飘逸于日常之外了。然而有那么一次，仅此一次，我妈居然带我下了一趟饭店！云集楼此楼，是可入淮安地方志的，它坐落于淮海北路长途汽车站广场北侧，即今天汇通眼镜市场的前身。二楼并列，一名云集，一名四海。当然，这两个典雅名字的含义，我也是在很多年之后，才灰味出来的。当时，对于我，它们只是在公交车上，或是二八大杠自行车的前杠上的我，路过的两栋高挂着红色大字的水泥建筑而已。这桩壮举是哪一年？84年，85年，抑或更早些？我记不清了。只记得，那时候的妈妈还很年轻，年轻到可以把二八大杠骑的虎虎生风，短发飘飘，带上前杠上的我，在乡下老家和她城里的单位宿舍之间，来回奔波几十里。对这次奢侈的豪举，我只记得一些零星的碎片：比如，天在下雨，很冷。可能，就是这场冷雨才激起了我妈“豁出一把”的豪情吧。店堂里是灰色水泥台阶，湿漉漉嘲唧唧，里面也是饭店让人不快的那种浑浊气味。吃馄饨是在二楼，营业员懒洋洋不耐烦的脸，要收粮票，一层油垢的八仙桌……至于那碗馄饨本身，喝！我妈可是牢牢讲了它足足二十年！“五毛钱一碗，清汤寡水，馄饨皮里只刮一点点肉糊，我看她一碗肉糊买一天还能剩半碗，真真是上鬼子当……”Huaiyinghou，女，淮阴土著。现于家乡任教。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文化的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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