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是论证吗

以前写过，从纯逻辑的客观角度，修辞对于论证其实没什么意义（比如“诉诸权威”、“不当类比”之类在逻辑上是谬误），但实际上，如果修辞运用得当，可以对受众的心理产生很大影响。

由于我们论证的接受对象都是人，而不是机器，所以修辞对于论证有重大意义，甚至可以说，在日常生活中，论证通常离不开各种修辞。


最近又看到一些例子，也可作为示范，展现修辞对于论证的影响力。

比如，女权主义者是如何运用修辞的。（当然，这不是说只有女权主义者才运用修辞，反女权主义者、男权主义者也会运用各种修辞。）

中国人很早就有“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说法。

一个现象有无一个合适的名字，与社会的关注度有很大关系。

如果某种社会现象从来没有具体的名称，那么很可能是社会公众对此关注度不足，甚至可能是漠不关心、视而不见，把这种现象视为理所当然。

比如，在一个默认家庭暴力合理的世界里，就不会有“家庭暴力”这个概念、这个名称。人们觉得丈夫责打妻子、家长责打孩子，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既然如此，这种事情便不值得关注、不值得单独拿出来说，更不会给它取一个带有贬义色彩的名字：家庭暴力。

当代女权主义哲学家艾莉森·贾格尔写道：

【还是姑娘的时候，我无法清晰地表达诸多模糊、混乱的感受和认识，是因为做到这一点所必需的语言还没有被发明。
我需要的词汇包括这类说法：“性别”……“性角色”、“性别歧视”、“性骚扰”、“双日工”、“性物化”、“异性恋主义”、“男性凝视”、“婚姻、熟人、约会强奸”、“情绪工作”、“跟踪”、“敌对环境”、“失去保障的家庭主妇”、“老年化的双重标准”。】

女权主义者必须明确提出这些概念、并扩大其影响力，才能引起社会的关注，才能让更多意识到：原来这些长久存在的社会现象，竟然是值得反思、甚至值得批判的。

以“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这个概念为例。

有一种说法是，这个词组是为了帮助一个叫卡密塔·伍德（Carmita Wood）的女性打官司而发明的。
由于工作场所中巨大的性压力，给她造成了精神和情绪上的压力，所以伍德不得不辞职，但因为她是“主动”辞职，所以无法申请失业救济金。为了描述她所遭遇的那种令人无法忍受的处境，伍德的律师想出了性骚扰的说法。
难以置信吧，这个现在已经司空见惯的词组，其实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并不存在。

虽然这是西方的情况，但在中国，也是同样的道理。中国的古代社会舆论中会有“性骚扰”的概念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因此，对于女权主义者来说，有时仅仅只是向别人介绍普及一些“基本概念”，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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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影响较大的修辞例子，是“鸟笼”的比喻。

女权主义哲学家玛丽莲·弗莱（生于1941年）曾颇有见地提出鸟笼（birdcage）比喻，为美国学术界早期的女权主义思想做出过重要贡献——

鸟笼上的任意一根金属丝都无法单独解释鸟儿为什么无法逃离，但鸟笼的所有金属丝合起来却制造了一个陷阱！

弗莱提出，对于女性和其他弱势群体而言，我们的世界也是如此。女性在世界上的不平等经历，无法用某个单独的因素来解释，而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样的比喻修辞如何运用呢？

比如，有些人认为，女权主义者过分关注“流行影视剧中的性别歧视”现象，比如，影视剧中的女性经常作为从属形象出现。

这些人会这么说：这个社会的现状是，它本来就是一个男权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现实情况就是，很多女性处于从属地位。既然如此，影视剧就只是反映现实而已。而且，即使制造出一些真正的“大女主”影视剧，也只是一种幻想而已，又能对社会现状有多少改变呢？此外，不仅仅是影视行业，其他许多地方，比如文学领域、广告领域、戏剧领域、流行歌领域，等等等，都存在类似现象啊。所以，我们不该苛求影视剧。

对于这种观点（姑且不论它到底是对是错），可以如何反驳呢？

这时，就可以用到“鸟笼”的比喻了：

没有哪一根金属丝可以单独解释鸟儿被困的原因，而且去掉一根可能也无法让它逃走，但这么做——具体到这里，是指质疑影视剧行业现状——是反抗阻碍女性发展的结构性不公正的宏观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本条微博内容主要参考并引用乔纳森·沃尔夫《道德哲学》。）